马建红：法治：律师与法官的共同产品

　　在中国，几乎每种职业都有个祖师爷，比如说教师的祖师爷是孔子，木匠的祖师爷是鲁班，皋陶则因其造律被称之为“法祖”或“狱神”。而关于古代讼师或现代律师的师祖，人们一般会上溯到春秋时期郑国的大夫邓析。邓析帮助人们打官司，他“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裤”，按照案件大小和复杂程度分等收费，大的案件收一件外衣，小的案子则收一条短裤，是较早的“收费”律师。由于他擅长辩论，“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而且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所以很受民众欢迎。不过也因为他的是非观取决于他的服务对象是原告还是被告，“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这就造成了老百姓是非观念的混乱，对于郑国的执政者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是“麻烦”的制造者，于是，“子产患之，杀邓析而戮之”。律师的祖师爷竟因其善辩而遭杀身之祸。
　　在古代，挑词架讼的讼师是历代官府重点打击的对象，直到清末民初的法律近代化运动中，引进西方的辩护制度后，律师才在社会上有了一席之地。对于一个正在走向法治社会的国家来说，律师这一职业阶层是必不可少的，正像孟建柱书记在“政法领导干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所讲的，“律师依法在案件细节上较真、在诉讼环节上挑毛病、在起诉书和判决书字里行间发现漏洞，有助于提高司法的精准性、公正性。”换句话说，正是律师在法庭上的锱铢必较，才有了司法工作人员法治思维的养成和法治的进步。
　　忠实地维护客户利益，是对律师的职业伦理要求。作为负责任的律师，应该通过运用自己所掌握的法律、技术性知识及实践智慧来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判断一个律师职业素养的高低，主要依据的是他在庭审中的表现，法庭是律师的主战场。然而，在当下中国的律师界，却存在着诸多在法庭外“用功”的乱象，造成了人们对律师的负面评价。
　　曾有一个做律师的学生在微信上发牢骚，“作为一个律师，你说的每一句话，提出的每一个观点，最起码应该从事实出发，找不准案件的切入点是你的能力问题，不依据法律说话就是你的道德问题！口口声声‘我以为，我以为’，你凭什么以为？把庭审硬生生表演成了自己的满口胡诌及文字游戏，你和骂街的大妈又有什么区别？”该学生之所以这么火大，原因是他在开庭时，对方律师罔顾事实，故意曲解合同约定，又不能提出法律支撑。这样的律师在法庭上貌似挺“卖力”，其实只是在进行“表演”。
　　有些律师则对“庭外表演”情有独钟。接受委托时他就告诉当事人，说现在的法官都受贿，要想打赢官司，一定得给法官送礼。于是当事人给律师一笔钱去打点，结果败诉了。于是律师又告诉委托人，说肯定是咱送的不如对方多，咱上诉时一定要比对方送得多才行，然后委托人又给律师一笔钱继续打点，结果二审还是败诉。这时的律师一定会显得“悲愤”异常，大骂法官“天下乌鸦一般黑”。真实的情况可能是，律师把这些钱截留自用了。遇上较真的委托人，可能会去法官那里求证，揭穿律师的谎言；委托人自认倒霉的话，法官可就戴上了“吃了原告吃被告”的帽子。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现实中也真有收礼的法官。
　　当下还有一类律师，喜欢对着法院的安检“较劲”，认为法院对律师进行安检是一种“歧视”，因此而拒绝出庭。这样的律师只能用“无良”来形容：客户花钱是为了让你上法庭去辩护、去争取和维护他的权利，你却在法庭外为争取你“免检”的权利“而斗争”，丢下你的客户当事人独自面对庭审。收了代理费却不去辩护，这是否属于不当得利？人们对此忍不住要恶意地猜想：律师或许只是以安检门做挡箭牌，他根本没有准备好或没能力为当事人辩护吧。
　　律师职业的旨趣在于站在法庭上，通过精彩的辩论来维护当事人的权益，让法官赞同你在辩论中提出的有利于委托人的主张。律师真正有力的武器是语言，要运用清晰、准确、智慧和技术性的语言，让法官相信你的委托人的主张在法律上是正确的，而不是通过庭外舆论压力、金钱贿赂、倒地撒泼等非正常手段。其实，在今天的律师界并不缺乏理性、客观、负责任的辩护人，李庄案中的斯伟江律师“正义不在当下，但，我们等得到”的辩护词，就依然回响在法庭的上空。
　　耶鲁大学法学院前院长安索尼克罗曼在其著作《迷失的律师法律职业理想的衰落》一书中说道：“律师和法官共同生产的这个产品就是法治本身。”当下中国的法治建设，也仰赖律师、法官等法律人在“庭上”或庭下的共同努力，当我们抱怨当下法治环境不尽如人意的时候，每个诉讼参与人是否应该扪心自问：我对法治生态的改善有什么贡献？自省的人多了，法治实现的那一天也就为时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