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诱因有两个 前段时间很多专家都在谈“中等收入陷阱”。我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原有提高收入的因素不可持续，导致发展没有新动力、经济失去活力、贫富鸿沟加深，最终出现经济社会停滞的一种状态。 《人民论坛》杂志就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曾做过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三个阻碍因素为腐败、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和分配难题。我认为，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诱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做大蛋糕”的原有动力难以为继。我国传统的方式是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代价是高能耗、高物耗、高排放、高污染。我们是强大的制造，低端的设计，虚弱的品牌，巨大的排放，微薄的利润。我们的劳动生产率是美国的112，日本的111，创新对经济的贡献是40，而发达国家是70。所以，有人讲创新不足是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分好蛋糕”的理想与现实落差很大。“十二五”规划最精彩的地方是提高两个比重，即“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理想很好，现实落差很大。2011年我国财政收入突破10万亿，同比增长24。8，高出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13。4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16。4个百分点。我们现在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但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日本的110。人均GDP超过4千美金也不能反映真实水平，背后是严重的贫富差距。 跨越陷阱最重要的是做好制度创新和环境营造 一要改良创新“土壤”，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环境。十六大报告中有一句话非常精彩，要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现在看起来和现实相当远，我们现在做得很不够，没有这样的环境。打造“乔布斯式”的创新领军型人物迫切需要营造良好的环境。 二要做好有利于人才发挥作用的制度安排。在制度和技术的问题上，制度重于技术。当前，中国不缺创新的要素，无论是技术、人才、资金都是不缺，但是我们缺少的是把要素集成起来的制度创新。 三要培育创业创新文化，使创新成为一种习惯。美国硅谷的创业文化最基本的精神是宽容失败鼓励冒险，而我们的文化是以成败论英雄。这与创新所需要的科技文化、创业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很难形成让创新人才成长的土壤。 四要将创新的国家意志转化为企业行为。我对大量的科技企业进行调研后，总结出科技企业之所以缺乏创新有四个原因：动力不足，不想创新；风险太大，不敢创新；能力有限，不会创新；融资太难，不能创新。怎样把国家意志变为企业行为，政府应该解决这四个问题。 五要在“人口红利”消失后，依靠改革和创新形成的“制度红利”推动经济转型。从低收入国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迈进，我们靠的是“人口红利”，有人说改革开放30年，第一个十年靠“人口红利”，第二个十年靠国有企业“改革红利”，第三个十年靠开放，靠加入WTO十年的“开放红利”。总的来说，主要的因素还是“人口红利”。下一步，向高收入迈进，我们要靠“制度红利”。 要破除改革的“碎片化”、“应急化”、“部门化” 前段时间出现的温州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是民间金融高利贷化、民间资本热钱化的问题。大量民间资本，钱多，人急，大家想赚快钱，结果导致两个“癌症”：高利贷和高房价。但是温州问题背后实际上是实体经济的空心化问题。美国为什么爆发金融危机？有人研究表明是因为美国产业空心化了，制造业衰退了。我们也要防止制造业和实业的空心化，温州问题正折射出我国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空心化。 我们要寻求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要靠改革，做好改革的“顶层设计”。一要破除改革设计的“碎片化”。系统设计、通盘考虑，打好政策“组合拳”，防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政策。二要破除改革目标的“应急化”。要有长远的战略目光，抓住和解决事关长远的重大问题，防止改革停留在部门层面的“小修小补”，以致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许多老问题久改不革、新问题层出不穷的局面。三要破除推动主体的“部门化”，防止让既得利益者设计改革和推进改革，防止部门利益对改革的锁定。比如“新36条”允许民间资本来发展小型金融机构，但是最终形成“上面放，下面望，中间一个顶门杠”的执行难情况。 形成“制度红利”推动新一轮发展的最重要的改革有三项：一是加快垄断行业改革，拓宽投资渠道。当前不仅要解决融资渠道的问题，而且要拓宽投资渠道，解决大量的民间资本“彷徨、纠结，钱没地方投”的问题。二是进行财税和分配制度改革。三是进行金融体制的改革，构建多层次融资体系。通过三项改革创造制度红利，使我们的国家从中等收入成功迈向高收入国家。来源：北京日报
刘仁文：死刑的宪法维度一、死刑的宪法维度之深意死刑与宪法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但在我国，近年来虽然从刑法、刑事诉讼法角度对死刑研究较多，却鲜有从宪法维度来观察死刑，这与我国的宪法适用机制不完善有关……蒙娜：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若干问题研究【摘要】广义的劳动报酬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主要犯罪对象，劳动报酬的范畴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之上。复杂情形下犯罪主体的认定存在争议，从本罪的司法实践情况及立法目的出发，运用刑法因果……李梁：法律殖民与法文化品格的塑造以澳门刑法文化为中心的考察【摘要】澳门的刑法文化在中西法律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极具典型性。就发展的历史时期特点而言，澳门刑法文化的发展史可分为五个阶段，即混合管辖权时期（从“单一性”走向“双向性”），殖民……陈荣飞肖敏：不真正不作为犯之等价性理论否定【摘要】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等价性理论在整个不真正不作为犯理论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等价性理论的产生与其初创期风靡于法学界的罪刑法定理念、学界对不真正不作为犯规范结构的特有理……梁文彩：对“见危不救”犯罪化的合理性质疑【摘要】对于“见危不救”行为是否可以犯罪化，学界存在肯定与否定两种观点，本文认为见危不救行为犯罪化从本质上看即是道德义务的刑法化，但见危施救不属于维持社会基本秩序运转的最低道德……张红良：民生风险理论与食品安全的刑法规制【摘要】民生风险是指包括生产、生活在内的社会活动对民生可能造成危害的风险，规制民生风险的刑法就叫做民生刑法。食品安全问题是民生风险的一项重要内容，包括食品生产制造（包括储存、运……姜涛：量刑公正与刑法目的解释（下）内容提要：立基于量刑公正的考量，疑难案件中定罪与量刑之间有失比例的矛盾无可避免。定罪与量刑不仅是以刑事责任为中介的因果历程，而且是以刑法解释为调适的有效对接，同时也是以刑罚目的……赵秉志：论我国反腐败刑事法治的完善【摘要】新中国建立后60余年来，我国反腐败刑事法治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反腐败刑事政策日趋科学，刑事立法日益健全，刑事司法日渐理性。从反腐败的现实需要和国际社会反腐败的趋势看，我国……陈晨刘砺兵：打击跨国人口贩卖犯罪的现状、误区及对策【摘要】跨国人口贩卖犯罪业已成为威胁国际社会正常秩序最为严重的罪行之一。我国应将保护视角从妇女、儿童的人身权利拓展到一般公民的人身权利，将打击重点从性剥削转移到强迫劳动；在学术……杨兴培：索取非法“债务”拘押他人的刑法定性【摘要】在现行的法律层面上，非法拘禁罪和敲诈勒索罪泾渭分明。当这两者有内在联系结合在一起时成为相对的结合犯，即绑架罪。如果行为人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实施拘押的行为，由于两者内在的……孙杰：不能犯中的客观危险及其批判兼论不能犯中危险的含义【摘要】不能犯的可罚性问题历来是刑法理论中争议较大的问题之一。而其中的核心则在于如何理解“危险”的含义。不考虑行为人的主观面，仅从行为的客观面，而且用一种所谓的科学因果法则来判……杨大伟：盗窃罪双重定罪模式的重申与修正基于与台湾地区刑法的比【摘要】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盗窃罪均采用相对狭义的盗窃罪概念，但在违法类型性质的界定方面存在不同，台湾违法性类型的性质是单独的，而在大陆刑法中是重合的。大陆的定罪模式采用定罪定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