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桂生：德国判例编纂及其公开化实践

　　当今的世界法律体系中，成文法和判例法在不断地互相借鉴。例如，在欧洲法上，司法实务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过分强调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之间的差异也许是错误的对于前者而言，成文法同样起着决定性作用，反之对于后者而言，判例也起着重大作用”。德国作为成文法国家的代表，也存在较为成熟的判例制度。在历史上，由于官方建档的需要，德国在编纂整理判例等裁判文书上有一定的既有基础。到近现代以来，加上对判决说理的强调，判决不仅要向当事人说理，也要同时使社会公众信服，从而促成了判例的公开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下笔者从纸媒上的德国判例、网络上的德国判例、判例的公开化原则和限制这三个方面加以整理、介绍。
　　纸媒上的德国判例
　　在德国的判例体系下，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负责审查法律适用中的合宪性争议，其判例处于最顶端的位置，对全联邦的法律适用活动具有影响力。该法院和德国联邦法院是德国司法的最高审判机构。它们自建院半个多世纪以来，每年都依照专业领域，各出版一册或若干册精选的、厚达几百页的判例集，即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判例集》《联邦法院民事判例集》《联邦法院刑事判例集》等。这种判例编纂，在德意志第一帝国时代即已有基础。以刑法为例，从1871年德国统一到二战期间，每年均出版有《帝国法院刑事判例集》。其中收录的每个判例，均在案情介绍之前，对判决的主要观点进行了归纳，称判决主旨。二战结束后，盟军占领德国期间，则编纂出版有《英占区法院判例集》等。这些判例，在德国的司法实务和学术讨论中具有重要影响，也得到法学界频频引用。在最高审级以下，也编纂有判例集。像巴伐利亚州高等法院，自联邦德国建立以来一直专门编纂他们的判例集。其他州高等法院，也有联合起来编纂的判例集。
　　纸媒上的德国判例，除了上述的判例集形式之外，还体现在各个重要的专业杂志上。每个星期，德国的各级法院都会在一本《新法学周刊》杂志上登载他们觉得有意义的最新判例，判例经常邀请学者附带评论。该周刊的年度合订本达四千余页。以周刊形式刊载判例和实践性论文，有助于法律界及时交流学术和实务信息，这种做法开始于1871年德国，只是当时称作《法学周刊》。除周刊外，各级法院还不时会在各学科的法学杂志上刊登一些案例，例如，《法学家报》《新刑法杂志》《经济刑法和税收刑法杂志》等。判例集、专业杂志可以公开订阅，也可在科研院校的馆藏中查得。
　　网络上的德国判例
　　在进入互联网时代后，德国判例制度也走向了数字化，这显著提高了判例及相关裁判文书向社会公开的比率。
　　判例数字化的方式有二：第一种方式是，将前述纸媒上的判例收入相应的法律数据库。在这些数据库中，尽管可查到相当多乃至大部分判例，但仍不可以说是百分之百完整的。因为，这些数据库在收录判例时，存在选择性收录的现象，司法系统工作人员在向数据库提供信息时，其信息也可能不完整。第二种方式是，法院自身网站提供的裁判文书数据库。德国是联邦制国家，没有全国统一的裁判文书网。但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联邦法院、各州各级法院均有自己的网站。从这些网站上可链接到相应法院的裁判文书数据库，进而查到判决、决议等各种有效的裁判文书。未立案的和直接驳回的除外。在德国联邦法院的网站上，公众可以免费查得2000年后的判例，以供非营利目的的使用。之前的判例，公众也可向其索取。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网站上可查询到1998年后的判例。各下级法院也有相应的数据库可供公众查询。以北威州为例，该州有杜塞尔多夫、哈姆和科隆等三个高等法院（相当于我国的高级法院），其下还有各州法院和地方法院（相当于我国的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在北威州各级法院各自的网站上，均有链接，共同指向北威州判例数据库。从该数据库中，可查得整个北威州各级法院的裁判文书，涉及民事、刑事、行政、金融、社会福利、劳工、职务监察等各领域。
　　判例公开化原则和限制
　　司法信息公开是法治原则的体现。在德国，所有的有效裁判文书，原则上均应全面地加以公布。1997年2月26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此作出过判决，确认法院有义务公开其裁判，这是其宪法义务，国家机构和私人均可要求其公开。根据《德国著作权法》第5条第1款，判决及法院为此归纳的主旨也不受著作权法保护。在各个法院官方网站的数据库中，所找到的生效裁判文书，原则上是完整的，不会出现比较重要却没公布的判例。法院在引用先例时，不能援引不公开的判例作为正式依据。判例公开后，才能产生约束或影响裁判活动的成例。当然，法院在有充分理由时，可能作出新的判例。
　　判例公开化这一原则，并不妨碍司法工作人员的研究自由。相反，公开化原则也旨在促进法学研究。法官、检察官等在从事审判、检察等业务活动时，经常也研究案例、法律理论等等。判例必须公开，不妨碍法律职业者和学者一样，出于学术目的，对判例加以归纳、研究，或者整理出自己的案例库，用作业务参考。鉴于其学术研究的性质，以这种方式整理出来的案例库，不是制度性的判例库，不具有正式性的法律效力。同时，在德国的司法实践中，判例公开化这一原则面临如下两点限制：
　　第一，案件本身的信息含量。有的普通案件过于琐碎或者过于简单，承办法院可能从减少工作量的角度出发，认为案件实在过于普通而不上网。但是，如果当事人、律师或有关心相应案件者认为需要上网，则可要求案件上网公开。特别是有利害关系的人，有权要求案件上网公开。
　　第二，保护诉讼参加人的个人信息。这种保护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要对诉讼参加人的私人信息做技术处理，以保护其个人信息不被滥用。这类需要做隐没或者删除处理的信息，包括诉讼参加人的姓名、住址等等。其次，如果当事人为未成年人，则不能公开其裁判文书。《德国少年法院法》第6条规定，不能公开未满18周岁的当事人的案件的判决结果。因此，目前在德国，有关未成年人的裁判文书没有上网。
　　以上是德国判例编纂情况及判例公开化过程中相关问题的处理方式。在我国以裁判文书上网为象征的司法信息公开化进程中，希望德国的经验可以提供有益的参考。
　　作者简介：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师，德国波恩大学法学博士
　　文章来源：《检察日报》2018年12月13日，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