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曦：我国典型宣传存在着误区性“合理使然”

　　据媒体报道，本月上旬，曾被当选2005年度感动中国人物的大学生楷模洪战辉，受邀到河南省郑州市某校作报告。和以往的无数场报告一样，洪战辉这天的报告也获得连连掌声。然而，报告会结束时发生的一个小插曲，却使一些人对洪战辉的认识产生偏差。起因是他报告会后顺带推销自己的新书，并且告诉大家每本可以提成1。5元。报告会卖书？这立刻成为现场听众质疑洪战辉楷模形象的一个说词。对此质疑，洪战辉本人一脸的无奈，他告诉媒体说：“我不能只做个道德符号”，他希望自己更像个普通人一样去挣钱和生活。
　　众所周知，洪战辉是湖南怀化学院的一名大学生，家境贫寒且屡遭变故，生活的艰辛没有使他压垮，却锻造出他坚强的脊梁。十多年来，他在母亲离家出走、父亲患有精神病的情况下，坚持边读书边抚养捡来的一位小女孩，“带着妹妹读书”成为洪战辉求学生活中既让人辛酸又令人感动的一段人生经历。可以想见，一位在校大学生既要供养自己，还要抚养妹妹，又要资助家庭，其经济与精神上的负担是何等沉重！尤其是在成名以后，社会活动和个人开支大量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洪战辉希望通过销售一点书来减轻负担，这种行为并不难以理解，他自己就向媒体坦陈，他每天给自己定10个目标，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赚钱。“我以前就靠卖书赚过钱，为什么现在出了名反而不能卖了呢？”洪战辉说，这次在郑州卖书之前，他特意交代学校领导，学生们完全凭自愿买书，绝不能压任务，可尽管如此还是有人指责他在骗学生们的钱。洪战辉说：“我不想做苦难的代言人。我靠自己的劳动赚钱，怎么骗学生了？”
　　是的，靠劳动赚钱，洪战辉怎么骗学生了？洪战辉对此大惑不解完全在情理之中，不赚钱他怎么养活自己、小妹和生病的父亲？听报告的学生一方呢，他们的认识似乎更加单纯，因为这么多年以来，他们通过宣传所接触的各类典型楷模，无不具有高尚的思想情怀和坚定的理想追求，是那种与权利、享受、利益不怎么沾边，没有什么个人诉求的一类人物。洪战辉的卖书行为显然与这种楷模形象有一定出入。由此而来，一对各有道理但相互矛盾的认识就这样具体反映出来。
　　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看，发生在洪战辉身上的这次尴尬的卖书遭遇，折射出的是一个“角色悖论”。角色悖论是指社会角色与个人角色之间发生相互矛盾与碰撞的情况，主要来源于一个人在社会交往中的规定性，不成文但约定俗成，一个人的地位、职务、身份及社会期待都会对个人社会角色形成有一定影响作用。以洪战辉而言，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卖书在他看来本是他这种身份的人最正当的角色行为，他自己就说，他以前就靠卖书赚过钱，所以觉得理所当然、合情合理。“为什么现在出了名反而不能卖了呢？”洪战辉的不解来源于他的单纯。洪战辉可能忘了，他还是一位楷模，是扬名全国的道德标兵。而楷模和标兵，在我国传统的社会期待上，谁会把它和一位吆喝买卖赚钱的人联系在一起？显然，洪战辉太知道自己的贫困，而忘记了自己还同时是一名万人敬仰的宣传典型，在这里，他把自己的个人角色与社会角色混在一起，产生角色悖论遭受质疑就在所难免了。
　　社会心理学同样可以对造成这种角色悖论的原因作出合理解释。角色悖论与社会刻版印象，即人们对某个社会群体形成的一种固定而概括的看法有关。需要提及的是，目前，社会学家和实际工作者们比较注意刻版印象的负面效应，却往往不太去注意那些产生社会刻版印象的相关原因。比如就各类典型楷模而言，社会是否注意到，角色悖论中的刻版印象是否与我们这个社会的宣传工作有联系？
　　答案是不言自明的。确实，由于受传统宣传思想工作方法的影响，我们在对各类正面典型的社会宣传上，概念化、标签化、脸谱化现象太普遍，一个典型一经产生，有关部门一定会先行定位，然后提炼出若干精神，然后再依据这些精神的内涵组织宣传报道。在这个过程中，存在几个看似合理但实为偏颇的认识和操作误区：
　　其一、典型楷模的事迹一定越全面越好，境界一定越高尚越好，政治觉悟、认知能力一定比普通民众高，心中一定时刻装着党的事业，经常牺牲自己也能获得社会、家庭的理解与支持。
　　其二、典型楷模多有事业上的追求，少有生活上的情趣。在个人诉求上，不是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就是任劳任怨、吃苦耐劳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排斥物质享受与利益追求。
　　其三、宣传语言上充满颂扬和赞美；宣传技巧上强调出彩与出新；宣传手段上提倡各种媒体一起上；宣传形式上要求新闻报道与社会互动交替进行；宣传效果上确保引起轰动产生影响。
　　可以说，上述三点既是我国当前确定典型楷模的基本要求，也是典型宣传中的一般操作行为。不难想象，任何人经过上述这一套的严格“过滤”与“洗礼”之后，不想做圣人都不行。一方面，楷模们必须作为一个符号或象征无休止地出现于各类宣传场合，一次又一次地反复重复那些既高尚可敬又生动感人的故事，另一方面，楷模们的言行举止还受到极大束缚，工作与生活中不能也不便去谈钱、谈利、谈享受。更为持久的是，典型一经树立还需不断发扬光大。怎么发扬，怎么光大？很大程度上靠宣传设计。有一位名扬全国的公仆典型，一个时期中曾每天忙于四处做报告、坐主席台，因奔波劳累，脸色蜡黄又憔悴疲惫，同行人问其感受，他用两个字作出概括：“心累！”还是这位楷模，有一年春节居然跑到离家老远的地方去帮农民兄弟喂猪，当时，许多人都从电视上看到过这一报道。报道怎么来的？记者们怎么知道公仆过节要去几十里外的农民家里喂猪？内行人一看就知，宣传策划而来！
　　可见，在这种带有美化、神化意图的强大舆论引导下，楷模们不能不成为社会的一种符号，社会不可能不产生刻版印象，发生在洪战辉身上的卖书遭遇不能不是一个必然。
　　不过，平心而论，洪战辉的遭遇与困惑还不算典型，在我国，大凡做过楷模的人都或多或少有过这方面的经历，有的甚至影响到楷模自己的工作、生活与家庭。有一位曾当选十六大代表、被评为“中国十大XX”的乡村教师，她所在的学校地处偏僻，本应撤销合并，但为了保持楷模的影响和声誉，这所学校至今仍然予以保留。她与丈夫分居两地，因常年忙于教学和社会活动，孩子与家庭都无法照料，以至与家庭发生感情危机。另一位年过六旬、在农村义务扶贫达十年之久的优秀共产党员，不幸患了帕金生病，双手颤抖、行动艰辛，但为了与时俱进保持荣誉，还必须硬撑着坚持每天从城市前往扶贫的乡村。另外，因荣誉和光环之重而不堪重负，楷模们后悔当楷模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发生。有一位劳模在市里举办其事迹报告会前夕就曾想撒手不干，后经做工作虽勉强同意，但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不要让他再当典型。总之，楷模们的困惑凸现我国典型宣传上存在着严重误区，这个误区简言之就是忽视楷模首先就是一个平常的人，对典型宣传一个模式，事迹过于放大、精神过于拔高、宣传过于强化、作用过于夸大。
　　最后，行文至此还不得不说最近凑巧出现的一个例证：4月13日，有关方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办方永刚先进事迹报告会。方永刚作为一名工作于三尺讲台的军队院校教师，甘当寂寞，辛勤耕耘，在教学与研究上取得不俗的成绩，其事迹和精神应该说都比较感人。问题是方永刚的境况十分特别，他是一个晚期癌症患者，在生命垂危的时候才来到北京治病救命。目前，他的病情虽得到控制，病况有所改善，身体有所恢复，但病况依然存在，还在住院治疗之中，报告会上，他脖子右侧那个用来治疗的管状东西都还没有摘去。在这种情况下，主办方让患重病的方永刚亲自上台做事迹报告，其做法是否妥当？谁都懂得，对于人来讲，生命的存在是至高无上的，它一定大于、重于人世间的一切。在方永刚的事迹已通过媒体向社会广泛宣传的前提下，这场事迹报告会难道就不能推迟到他出院以后进行？把一位重病患者从医院请上讲台现场演说，撇开是否有利于治病不谈，这种做法的其它负面效应，主办方难道就没考虑过吗？
　　现象上的“凑巧”，深层次反映的是我们国家在典型宣传上的一种误区性“合理使然”。可见，在典型宣传上我们确实应该有所思考、有所改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