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野：20年后重新审判“苏东剧变”

　　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苏联及东欧等国家的苏东剧变，如同一场毫无征兆的政治浩劫，摧毁了工人阶级政权，改变了推行几十年的社会社会主义制度。20年后的今天再来重新审视，震荡未被彻底尘封，历史的车轮参半着反思与冷静前进着。曾经一度被视为罪魁的政治强人悉数复活，带着镣铐枷锁走进了审判席。
　　戈尔巴乔夫真乃罪魁？
　　到底谁该为苏东剧变埋单？这是审判的核心和焦点所在。从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到赫鲁晓夫浸泡在恐怖余温中的惕厉作为，从一度气宇轩昂后却被控为苏联解体罪魁的戈尔巴乔夫，再到性格暴躁直率的叶利钦以及现如今被抗议人群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普京，他们都是苏联乃至俄罗斯发展至今的政治推手。区别在于，戈氏和叶利钦亲历了苏东震荡，而斯大林、赫鲁晓夫为这种震荡做了意识形态上的铺垫，作为后来者的普京，不过循着既定的逻辑在此基础上做出适当延伸。
　　在戈尔巴乔夫任总书记时担任过助手的瓦？博尔金对苏联解体的内幕作过这样的揭露：“20世纪90年代初这样的悲剧事件是我国数百年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无论是世界大战、革命，还是两大阵营的军事、经济对抗，都没能摧毁和肢解这个伟大的国家。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我从道义上有责任把这场剧变的主要人物和组织者戈尔巴乔夫的情况告诉世人，因为我是他班子中的成员，亲眼目睹了他的思想和世界观的变化过程，他如何在口头上提出各种口号，而实际上却干着破坏的勾当，或者在社会改革中令人不能容忍地无所作为。”
　　作为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最亲近的人，瓦？博尔金的控告具有很大的震慑力和影响力，却也可以明显感觉到浓重的个人意识。戈尔巴乔夫罪孽深重毋庸置疑，但将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归罪于一小撮儿领导人，想当然地过滤掉历史演进中附带着的诸多必然性，则多少有些难以服众。此外，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给东欧国家“松绑”，他主张建设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和对外政策的“新思维”，推动了东欧各党的改组、分裂和蜕变。
　　再者说，恐怖统治30多年的斯大林在其后的领导人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赫鲁晓夫也不想改变将恐怖常态化的制度，只是企图在重申他们为之献身的核心信念的同时调整制度的一些做法，从而巧妙地将制度的缺失归咎于斯大林对权力的滥用。这种“金蝉脱壳”的行为，已然为后来的暴动埋下了祸根。其中的逻辑关系在于，一个不曾试图承认错误并寻求解决之道的国家掌舵者，政治腐化及民怨四起自会不期而至。
　　社会主义制度的好与坏
　　除了将愤怒的口水吐向领导人外，也有学者认为社会制度在苏东剧变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这一制度之因的说法只限于“助推”而非“主攻”。从当时大环境来看，戈尔巴乔夫确立的改革战略，是基于苏联国情的选择，并企图借助经济改革破解政治改革困局。但不巧的是，经济改革运行了近3年的时间，却无任何“破绽”可循迹。无奈之下，戈尔巴乔夫只好转变方式，改由经济而政治，即“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性因素”。
　　重新回归历史现实，这自然是极为精妙的制度变迁路径设计，但因此付出的成本也是不可估摸的。戈尔巴乔夫“市场化”与“民主化”的双重改革，刺激了原本由国家机关强力控制的民族问题付出水面，并迅速成为困扰这个国家的问题源头，进而导向了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方向。
　　不过，如果当初戈尔巴乔夫没有进行大胆的尝试，也不能百分百保证民族矛盾不会盛嚣尘上。制度变迁，不可避免地需要付出代价，而代价的大小，也总是可以讨论且不会在短期内集中呈现出来。
　　邓小平曾言，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做好事，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做坏事。这是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下戈尔巴乔夫式制度最好的诠释。乐观来看，苏联的解体，15个加盟共和国获得了独立，这同时也可以看作这些国家新的开始。中国也曾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甚至出现过“大跃进”的失误和“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但未重蹈苏联剧变的覆辙，关键在于中国坚定了发展方向，期间的“变故”不过是推迟了历史发展进程，而苏联却一直深一脚浅一脚地蹒跚。
　　成也苏联败也苏联
　　自从苏维埃国家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西方国家就感到了这种“异己力量”对其基本政治经济制度、价值观和地缘政治的威胁，由此便开始对苏联实施从武装干涉、战略遏制到和平演变的一整套战略和策略。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唐敦双表示，除了国内各种问题和矛盾危机等内因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的敌视以及东欧国家剧变产生的冲击波，极大地鼓舞了正在与苏联展开决战的激进民主派和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加快了苏联剧变和解体的过程。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周尊南教授认为，苏东剧变简单地说，即成也苏联，败也苏联。换言之，如果没有苏联，东欧各国共产党不可能迅速取得政权，没有苏联，东欧探索适合本国国情发展道路的尝试不致被扼杀。没有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西纳特拉主义，东欧的社会主义政权不致迅速倾塌。
　　著名党史专家林蕴晖在《炎黄春秋》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社会主义的垮台，源于它最初建立的原则，即优先发展重工业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构成完整的社会所有制，中央统一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构成的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全国各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经典模式。这也是邓小平由此作出的总结。
　　此外，苏东剧变使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多数成员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目前世界上仅剩下中国、越南、老挝、古巴和朝鲜五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不仅经受住了“多米诺骨牌”效应的考验，而且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政策调整，并在理论探索和政策变革中获得了程度不同的发展。有学者认为，苏联解体只是一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破产，并不是作为人类社会美好追求的社会主义理想本身的失败。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等很多带根本性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必然会使向往社会主义的人越来越多。所以，社会主义本身并无多少可争议之处，仍然可被看作是优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
　　总而言之，将历史的时钟重新拨回20年前，苏东剧变似乎成了一场不可避免的政治震荡。不管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制度顽疾以及历史程序，要想在经济尚且处于起步阶段就谈所谓的民主、人道主义，好比跟一个正饿着肚子的流浪汉谈艺术、谈自由。历史成就了今时今日的俄罗斯等国，同时也葬送了往昔往日的同盟大家庭。孰优孰劣，尚待以往的历史和今朝的现实自清自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