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玺璋：如何看待西方报纸上的李鸿章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中国与西方各国的交往越来越多，西方媒体对于中国的兴趣也明显地增强了，表现之一是各种报道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大有发现新大陆而好奇心不可阻挡之势。近年来，颇有些出版界的朋友，致力于搜集整理西方报刊对于中国的报道，成绩十分显著，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贡献了许多难得的资料。赵省伟便是做得有声有色的一位，他的《西洋镜》系列、《消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系列，都在读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次推出的《消失在西方的中国史：西方报纸上的李鸿章》，相信也会给读者带来一些意外的惊喜。
　　就中国近代历史而言，李鸿章显然是个绕不过去的存在，尤其是在同、光两代，他的位置几乎是不可替代的，无论病之誉之，都不能不面对他。多年来，官方历史叙事对李鸿章是贬多于褒，把清末几次外交败局的责任都推给他，甚至称他为汉奸、卖国贼，因为他在与列强打交道时，往往以妥协对强权。近年来，风向逆转，对李鸿章的评价水涨船高，大有成为“贤相”、“伟人”的可能。这种变化的发生，首先是人们的历史观正在回归历史本身，不再政治的、党派的、意识形态的约束，观察事物的角度不一样，得出的结论自然是不同的；其次是研究方法的改变，从重视观念、寻求真理、强调主观，转向重视史实，寻求真相、强调客观；于是有各种“翻案”文章出来，为李鸿章的妥协、卖国辩解。有些固然是有说服力的，有些则说服力不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缺乏强有力的史料的支持，以至于从一种观念跌入另一种观念。这几乎成为中国历史书写无法摆脱的历史性宿命。
　　我无意责备历史研究者，这种局面的形成，一方面是长期形成的由官方垄断信息资源的传统，任何个人无从获得有价值的史料、文献和信息；另一方面，是文化传统中“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礼仪规范，使大量有价值的史传资料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后来者只能望而兴叹。的确如这本书中所说：“美国总统的个人经历会向很多想要了解美国历史的人开放，而研究中国总督的途径则不容易获得。”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这也正是此书让我们有所期待的原因之一。书中收集了自一八七零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李鸿章病逝前西方报刊关于此人的大量新闻报道和特写，其中涉及到他的种种洋务，他对美国“排华法案”的强硬态度，签订《马关条约》时的兢兢业业，处理义和团事件时的前倨而后恭，特别是出访欧美时的情景，都有非常生动的描述，并配有新闻图片，展现了瞬间记录下来的现场感。
　　西方看东方与东方看西方有很相似的一点，即难以超越本土文化所制约的思维方式的限制。实际上，异域形象往往都是本土文化运用其自身传统所形成的思维方式，重组、重构、重写的结果，其中，不可避免地会有偏见、误读、虚构和夸张。不过，新闻报道的特殊性，恰恰要求客观叙述和现场描写，只写眼前见到的东西，没有见到的少写或不写，而且尽可能地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较少地涉及历史和文化，谨慎地处理主观感受和议论，不受作者身份的影响，至于新闻述评则另当别论。因而，这批材料颇有史传材料的价值，特别是传统史料中较少涉及的李鸿章的内心活动，所思所想，情感表达，都由于西方记者敏锐的观察力而得以充分地展现和表达。有些是本国文献记述中不肯、不屑、不忍、不能给予关注的，然而却是深入理解和完整呈现李鸿章的复杂性不可缺少的。当初梁启超写作《李鸿章传》，在身居海外，档案文献不易得到的情况下，就大量采用了西方记者的新闻报道。比如“绪论”开篇即提到李鸿章与德国前首相俾斯麦的那段对话，在这里就有原汁原味的报道，并有多篇各报记者就此事所作的访谈。而这段对话，恰恰透露了李鸿章难为人言的苦衷，梁启超就曾明白指出：“吾观于此，而知李鸿章胸中块垒，牢骚抑郁，有非旁观人所能喻者。”
　　我的意外惊喜，是在书中看到一篇1900年6月1日发表于美国《夏威夷星报》上的关于李鸿章给梁启超复信的报道。虽然不见复信全文，但报道所引述的复信内容还是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梁启超的《上粤督李傅相书》，相当于一封公开信，最初发表于1900年3月1日出版的《清议报》第四十册，后收录于《饮冰室文集》第五卷。信很长，大约有五千余字，信中分析了世界局势，以及中国在其中的危险处境，而执政者对于这种危险却置若罔闻，大敌当前，竟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反而谋划着废明君，立一个九岁乳臭未干不解汉语的孩子为储君，还把保皇爱国的海外民众视为仇雠，不惜以其家属的安危相威胁，甚至派人暗杀改革派人士。虽然他表示，这些做法或非李鸿章本意，不过“惮于炙手可热之权威，不得不奉行逆命”，是可以理解和体谅的，但他也提醒这位行年且七十余的老翁，不能不顾及自己的晚节，并以顺应时势相劝，“天下力量最大者，莫如时势”，而当今的时势，就是倡民权而尊民意。据报道，李鸿章的复信回应了梁启超公开信中提到的一些问题，也为自己做了一些辩解，他说自己一直都是主张改革开放的，在平息太平天国叛乱的过程中，就与外国人有很好的合作；对法国，对日本，他都不主张开战，但朝廷中有人希望开战，他也无可奈何。至于下令追捕改革者，处决改革者，都是太后的决策，他没有办法阻止她这么做。他劝梁启超要有耐心，因太后年事已高，不会活得太久了。
　　这些蛛丝马迹，对于了解李鸿章这个人复杂的内心世界是大有帮助的，而这类材料在这本书中并不少见，对这个人物和这段历史感兴趣的读者，尽可以各取所需。即使作为一般性读物，它的图文并茂的编排方式，也会增加读者的阅读趣味，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对于这样一本书的出版，我们不得不表示感谢和祝贺。编者希望我写几句话作为序言，遂拉拉杂杂写下自己读后的感受，勉为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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