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佑：历史研究不应充当“胜利者的宣传”

　　【学者名片（含照片）】郭世佑，历史学博士，原浙江大学教授，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点负责人，浙江省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历史学科组召集人之一，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政法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席。主攻中国近代史，近年转入近代法律史，多次应邀率大陆学者代表团访问台北等地。代表作有《晚清政治革命新论》（专著）、《史源法流》（札记文集）、《辛亥革命阶级基础再认识》（论文，《中国社会科学》中文版1992年第3期；英文版1994年夏季卷）等；主编“法大人札记丛书”、“湘籍学者丛书”等。
　　“我研习中国近代史就在本科时代，是从一个简单的发问开始的”
　　记者：郭教授，您好！最近在拜读您的随笔集《史源法流》，书中许多篇章使我对您的学问人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能介绍一下您是怎么走上中国近代史研究之路的吗？
　　郭世佑：高考制度恢复不久，我离开电影放映员的岗位，别无选择地走进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课堂。那时，我们的中国近代史基础课程是由林增平教授主讲的。林老师是驰名中外的近代史专家，由他亲临讲台，不仅可以开智，还有一份无形的安慰与感召力。我研习中国近代史就在本科时代，是从一个简单的发问开始的：既然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运动被称作辛亥革命，中华民国还以武昌起义的爆发之日作为纪念日，那么，武昌起义的重要性就非同一般，而蒋翊武身为湖北革命军的总指挥，理当属于风云人物，为什么在有关辛亥革命史与中华民国史的论著中语焉不详？当我这样问林老师时，他笑着回答：“关于蒋翊武这个人，大家知道的还很少，你可以着手研究。”我就真的去研究，由林老师写出字条，我就奔跑于学院图书馆、省图书馆、省社会科学院、省政协文史委员会，还有在长沙的蒋氏后裔之家，尽心地收集资料。一年之后，我写出《试论蒋翊武革命的一生》一文，获得湖南省首届大学生学术论文报告会的优秀论文奖（不分等级），并且在本校学报发表，还收进林老师主编的一个辛亥革命史论文集。我还被林老师推荐，为《湖南日报》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的专栏撰稿，周围的同学都挺羡慕的。初战告“捷”的喜悦使我开始明白，读书乃苦差一桩，但只有真正刻苦读书者才能尝到它的苦味，也只有真正刻苦读书者方可最终尝到它的甜头。大学期间，我还另外写了两篇与近代史有关的论文，也陆续发表，我的学术训练就是在本科时代基本完成的。后来通过学术研讨会，走近史学大家李时岳、陈旭麓、丁日初等先生，得到他们不同程度的指点与提携，有些读者还误以为我就是他们的研究生。其中李时岳先生还是在我对他的某个重要观点提出批评意见之后，对我特别关爱。
　　“应把立宪运动列入广义的辛亥革命的范畴加以认真研究”
　　记者：您是辛亥革命研究专家，听说您在1991年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接受了多家媒体的专题采访，那时您虽年轻，但提出的观点却非常犀利，影响很大。能回忆一下您当时发表的主要看法吗？
　　郭世佑：当时，与会者大都认为，中外学者研究辛亥革命的著述已经堆积如山，再继续研究已经很难，但我并不认为辛亥革命史研究真的就无话可说了。我在答记者问时，列举了三点理由：第一、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史学主体对客体的阐释将不会终结；第二、从近代社会史、文化史、中西关系史、清末政局等角度研究辛亥革命的工作方兴未艾，还远不是鸣金收兵的时候；第三、即使是老课题和现成结论，都还不能说已完全还原或接近于历史的真实。我还提到，至少有两个关键性的问题急需解决：一是有些基本概念并不准确和全面，二是“正统”史观的影响还很大，不少学者并没有站在公正的立场来评价辛亥革命中的所有人和事。比如，就概念来说，什么叫革命？什么叫辛亥革命？似乎还缺乏认真的思考。人们把辛亥革命局限于孙中山等人的武装反清，却把梁启超、张謇等倡导的立宪运动排除在外，充其量蜻蜓点水式地谈一下后者的客观作用。其实，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方案都曾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前辈尝试过并且分别获得成功的革命方案。在法国大革命中，君主立宪派也属于革命派。在近代中国，试图以君宪制取代君主制的立宪活动无疑也意味着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应当列入广义的辛亥革命的范畴加以认真研究。这些学术思路在我于1997年出版的专著《晚清政治革命新论》中有比较系统的阐述。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是无法通过加减计算的方法来判断其功过大小的”
　　记者：您的这些观点即使在今天也有很强的针对性。研究中国近代史有一个问题始终绕不开，这就是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比如，对于曾国藩的评价，有人称他是中国近代化的倡导者，是“中兴名臣”，有人说他是“汉奸、刽子手”。这里涉及到对历史人物评价标准的问题。您对此有何看法？
　　郭世佑：记得十多年前，在全国首届曾国藩学术研讨会上，面对众多学者为“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之类“盖棺定论”争得不可开交的局面，我在闭幕式上奉命发言，直言不讳：此类结论乍看起来很精确，好像就是建立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实际上还是意念支配下的主观估摸，是用经典力学的思维定势来对待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与历史人物，既没有找到也无法找到功过定量分析的客观尺度。因为从根本上说来，历史人物作用于不同的时空，而且内容不同、方向、类别乃至性质也不同的那些活动，是无法借用数学坐标上的正负值来表示，无法通过加减计算的方法来判断其功过大小的。况且，许多历史人物的所谓功与过往往互相联系着，有时还具有某种因果必然性甚至互补性。如果以为历史人物的功与过可以加减甚至可以抵消，那只是一种错觉，是科学主义对人文学科的束缚所致。应该摒弃这些似是而非的思维定势与研究方法。
　　“要突破四个方法论意义上的局限，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
　　记者：近些年来，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中国近代史研究呈现了一派新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已摆脱了过去主要以“三次革命高潮”、“八大事件”为主线的单一研究模式，研究领域在不断地拓展，研究方法也有所突破，但也存在一些框框的束缚。那么，您认为当前有哪些观念在束缚着中国近代史研究呢？
　　郭世佑：在历史研究特别是近代史研究领域，我总结了四个方法论意义上的局限，即革命史观决定论、西方中心论、一分为二的思维定势、片面的阶级分析方法。具体来说，毛泽东革命史观是在特定的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既有其思维优势，也存在相应的局限性。他的近代史论主要属于职业革命家的史论，并非历史学家的史论，具有概略性、政论性、多变性等特征与相关缺陷。在我看来，用历史专业的要求来衡量一位非历史学家的史论，也许并不合适。而问题在于，当为数不少的学者仍然习惯于用毛泽东的革命史观与相关论点为标准来检验某些新的研究成果甚至讥讽相关学风时，就有必要回头审视那些人云亦云的研究范式与评判标准，包括毛泽东的革命史观及其近代史论。不同形式的西方中心论还没有彻底打破，关于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估计和推理就是一例，还有不少学者满足于“如果没有外来资本主义的侵略，中国也会缓慢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无法确证的历史假设，然后根据近代欧美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来构造观念中的中国近代史，进而以此来衡量和苛责真实的中国近代史。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变相的西方中心论。此外，一分为二的思维定势和片面理解的阶级分析方法，也大大制约着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空间的拓展。
　　“要想解构应试教育所强化的某些似是而非的定论与思维方式，还需要在历史教育中进行艰苦的学术启蒙”
　　记者：当前，我们的近代史研究还存在哪些突出的问题？
　　郭世佑：某些定论急需清理，还有四个方面的关系需要重新审视：一是定论与逻辑，二是事实与价值，三是结果与过程，四是论点与论据。我既不热衷于标新立异，存心同某些人所共知的概念与定论过不去，又不轻易放过那些既与史实明显不符又显得逻辑混乱的悖论。比如，多年来，许多论著一边说洋务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洋务派没有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一边又说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是“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在近代中国行不通”；一边说孙中山等人是“资产阶级中下层的代表”，一边又说辛亥革命的“领导阶级”是资产阶级；等等。就凭中学时代剩下的那点浅显的数理基础，我的脑海随时都会对这些自相矛盾的定论亮出红灯。历史毕竟已经消失而不可逆，要想“还原”，谈何容易，但你的叙述至少应当符合逻辑，不能互相打架，逻辑比定论更重要。还有，事实评判比价值评判更重要，历史过程比历史结果更重要，论据比论点更重要。既不要混淆事实评判与价值评判，也不要用价值评判取代事实评判；既不要只注重历史的结果，更不要用结果去推导过程，还苛求过程，虚构历史规律；不要只看重论点，演绎论点，却不在论据上下功夫，避重就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至少在近20年来，我在给本科生讲授近代史课程时，都要重点讨论刚才我所说的四个方法论的缺陷和四个层面的关系问题，如今看来，却还需要反复谈，无论在浙大，还是在法大，即使给硕士生和博士生授课时，还需要谈，这并不是因为我喜欢搞重复教学。前年在上海给三所高校的研究生作学术交流，最近到长春主持博士论文答辩时给两所高校做学术演讲，其中有一讲就是继续讨论近代史宏观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这些问题对我来说都已有些老生常谈了，但许多听众依然觉得很有新意，很有收获。至于韦伯说：“讲台不是先知和煽动家应呆的地方”，应当尽量避免那种“让事实为自己说话”的课堂行为，我觉得有道理，但在我看来，要想解构目前我国的中学应试教育所强化的某些似是而非的定论与思维方式，让一些史学后备军尽快回到货真价实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上来，还不那么容易，还需要在历史教育中进行艰苦的学术启蒙。
　　“史学工作者光做辩护律师是不够的，还要做法官和检查官”
　　记者：读您有关史学研究方面的文章，给我的印象是您的笔端饱含感情，很有梁任公的文风，而且您的文章史料宏富，非常大气，从中可见您宽广的视野和深厚的学术积淀。那么，您是如何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的？
　　郭世佑：我总觉得，既然以史学为专业，就不应满足于了解一人、一事或一段历史。比如，研习近代史，也不能囿于辛亥革命，至少还应上溯到洋务运动，方为正道，而且中国近代史本来就已属于世界近代史的一部分，不能不具备世界史的视野。否则，就会视木为林。在我看来，还要感谢社会实践，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被弄得面目全非的洋务运动史。如果说哲学家或哲学工作者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其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那么，史学工作者或史学家用不同的方式解释历史，其目的还是为了创造历史，今天的现实其实还没有完全跳出洋务运动时期的某些要素。
　　记者：多年来，您一直从事晚清史、中国近代思想史、历史哲学的研究与撰述，近年又转身法制史研究的新领域，您的求真本色始终未变。那么，您在求真方面还有哪些具体的原则与方法？
　　郭世佑：我很赞同一位西方史家的见解：史学工作者或史学家光做辩护律师还不够，还要同时做法官和检查官。我力求不为研究对象的言行所感化或同化，在自己所认定的价值标准面前实现人人平等。至于价值标准的设置，我自己还提出“四项原则”：一是从事实出发，任何先入为主的是非、好恶、优劣、主次观念都无条件地让位于事实；二是从历史条件出发，既不作超时空的道德苛求、能力苛求或漫天飞舞的无类比附，又不以简单的历史结局去推导复杂的历史过程，充当“胜利者的宣传”；三是从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既摈弃民族虚无主义，又不以任何个人与团体的好恶和利益为依归；四是从历史发展潮流出发，不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意念所左右。这“四项原则”落实起来并不容易，但我随时敦促自己身体力行，以便感受一份天下英雄任我评说的快意与威严。
　　《北京日报》记者李庆英
　　原载《北京日报》2008年2月18日“理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