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春初：台湾历史教科书里如何描写中共抗战？

　　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古代史由于较少牵涉当下，双方的叙述都有一种轻松感，甚至豪迈感。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叙述历史的角度可以揣摩出双方的政治生态。
　　大陆和台湾在叙述中国史最大的不同可以说是在农民起义的评价上。台湾对于农民起义有种特别的敏感，基本上评价都是负面的，而大陆对此往往高唱凯歌。例如对于陈胜、吴广的起义，台湾版只是简单地用几个字叙述，而大陆版对它非常赞颂，花了较多的篇幅来叙述此事，充分突出农民起义的伟大意义，“用武力推翻了秦朝的暴虐统治，沉重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陈胜吴广的首创精神，为历代农民树立了榜样。”1851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台湾的历史书中是这样评价的，“其政治制度为文武合一，极端专制，形成历史上罕见的恐怖统治。”而大陆版对太平天国运动极其推崇，不仅肯定它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战争”，而且下面还详细分析了它的五点意义。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在台湾叫做“义和团之乱”。台湾版对它的看法较为负面，认为它怪力乱神、经常对外人滋事，故又称为“庚子拳乱”。大陆则没有谈及义和团的局限性，主要篇章描述义和团的勇猛和无助。
　　对于农民起义的原因，两岸在解读上也存在大分歧，大陆版强调多是官方原因，例如由于官吏摧租逼税、统治残暴等原因造成，而台湾湾则多以流寇、饥民、破坏等负面的词语相称，似乎农民闹事是下层人的自主行为，与统治阶级关系不大。
　　正因为这个分歧，于是带来了对另一拨人的评价有不同，大陆版对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曾国藩等人给予较多负面的评价，在课文小字中说到曾国藩因受太平军重创，曾三次投水自杀，以及曾国藩的门生李鸿章组织地主武装淮军，在外国侵略者帮助下从安庆运到上海，进攻太平军。而台湾版对曾国藩等则较多正面叙述，“曾国藩，湖南湘乡人，深受儒家传统的熏陶，为一位讲求义理、崇尚经世济用的学者与官员”。文中还称赞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后，使汉人的政治地位大为提高，地方督抚的权力也随之增强。
　　由于国民党退据台湾后，采取加强中国历史思想文化，去除日本殖民地影响的教育方针政策，尤其重视历史教育，把它作为形塑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环节。所以对于古代史，除了在评价上双方稍有点差异外，其余差别不大。但有一点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台湾和大陆每讲到一个时代结束时，都会有专门的一章节讲述经济文化发展。台湾更倾向于追寻中国历史的制度演变，而大陆比较多地沉浸于老祖宗哪些技艺又比西方早了多少年。譬如台湾版历史书在讲文化的时候，必定提到一个时期的官制、兵制、赋税、科举的沿袭流变，似乎他们在这里可以找到某种治国方略。而大陆一般是强调经济繁荣、文化领先，对政治制度的变革不太着力。
　　提起抗战，台湾反而不厚道
　　想必读者最感兴趣的就是双方对抗战的描述，因为这段历史成了双方力量消长的关键时期。笔者仔仔细细地进行了对比，在“八年抗战”这章中台湾版教科书比较简单地讲述了上海、忻口、徐州、武汉四大会战，但着墨非常少（四大会战在大陆版里分别为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
　　除了这几次重大的战役外，台湾版在提及抗战将领时，除了“伟大的蒋委员长”外，只提到吉星文、佟麟阁、赵登禹、谢晋元，其他将领再无涉及，甚至连台儿庄战役中的李宗仁也只字不提。而大陆不但详细提及，前些年版本的历史书中还放了李宗仁在台儿庄车站的照片。倒是台湾版在抗战中特别提到了一个反面典型，在忻口会战中“守军将领韩复榘不战而走。蒋委员长下令拏办，处以极刑，军威大振”。
　　原本费力气找台湾地区的历史教科书对共产党抗战是如何描写的，可看了之后发现对国军抗战描写都如此之少，那更别指望能对共产党抗战有什么描写了，没有平型关大捷，没有百团大战，没有游击战，也没有反“扫荡”。书中把共产党的敌后抗战完全抹杀，贯穿其教科书的主题是：中共扰乱抗战。
　　有一段比较详细的描述：是“窜往陕北的残共，为求生存，一再向政府表示输诚。政府为团结抗日，允其所请，将陕北之残共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旋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潜伏江南之残共，编为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表面服从政府，暗中扩张势力。羽毛既丰，故态复萌，窃据地盘，袭击国军。”
　　这个主题延伸到到皖南事变，整个就黑白颠倒了，说是“民国二十九年十月，军事委员会命令新四军调往江北，不惟不理，反而袭击国军”。在1944年豫湘桂战役国军大溃败之际，教科书中还特地点了一笔，“我国经此一役，损失至大，造成中共得利的机会。”
　　反观大陆历史教科书，则对抗战这一大事，事实重于感情，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抗战反而是较多的客观描述。大陆的教科书按照时间顺序，对于抗战正面战场上大部分主要会战都有描述。当然作为中学阶段的历史教科书，毕竟是普及教育为主，所以如果要强求将正面战场的所有会战加以记载和详述，也不太现实。
　　对于为国捐躯的国民党将士，书中有不少详细描写，其笔墨明显多于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描写。书中不仅提到了国民党高级将领如马占山、蔡廷锴、冯玉祥、李宗仁、张自忠、池峰城，还有中级军官谢晋元，其中对于张自忠将军为国捐躯有详细描写。
　　看过台湾的《一寸山河一寸血》，对台湾刻画抗战的功力还存在联想，没想到在教科书这等事上，台湾不太厚道，不仅对自己的抗战不太细处着笔，对共产党的敌后战场则全部抹杀或者回避，甚至做反面解读。
　　美国、苏联在教科书中的形象
　　对于外来势力，尤其是美国和苏联的态度问题则是另一个有趣的话题，由于大陆和台湾在1949年后历史路径的选取上完全不同，大陆与苏联走得很近，而台湾彻底倒向了美国，于是在双方的教科书中，对美苏的描述加上了大量的感情色彩，从而也映照了双方各自对外政策的取向。
　　像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台湾教科书中写道：“美国再度照会各国，添入维持中国领土与行政权完整的原则，门户开放才算完备，使我国幸免于瓜分之祸”。这实际上就是说，幸亏有了美国的帮助，中国才免于陷入被瓜分的地步。但在大陆的历史书上，强调的是义和团运动使得帝国主义发现要瓜分中国实属不易，根本没有提及美国的“功劳”。不仅没有提及，反观大陆历史教科书，专门有一章“瓜分中国的狂潮”。从行文笔法上可以发现，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帝国主义的仇恨。
　　在抗日战争的章节中，台湾版教科书有一个小节“中美联合反攻”，讲述美国提供各种援助（人力、贷款、战略物资）资助国民党政府打赢抗战，这似乎着力在突出美国的功劳，但对苏联红军出力击溃关东军则只字未提。
　　当然，台湾还是没有忘记苏联，它们特地辟有一节“苏俄的侵略”，历数从辛亥革命以后，苏联对我国东北、外蒙、新疆侵略的历史，尤其是讲到苏联出兵东北攻击关东军的历史时，其侧重点不是苏联帮助中国，而是突出老毛子对中国的掠夺，“所至奸淫掳掠，恣意屠杀；发行军用票，强迫通用；重工业设备，拆卸运走，称是战利品，其不能移动的，加以破坏，所有工厂徒留颓壁；车辆多被劫走。”通过这一描述，不难想象苏联在台湾人心中形象会何等糟糕。
　　抹黑
　　抗日战争，国共还有过合作，在历史书中为了强调抗战精神，台湾教科书对共产党的措辞还相对委婉点，而到了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为了中国的未来发生了全面的争夺战，台湾教科书完全抛弃了应有的立场，“叛乱”、“蛊惑”“蠢动”是书中对共产党特定的带有感情倾向的字眼。
　　在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上，台湾教科书也完全唱起了另一曲调子。例如，重庆谈判是因为，“抗战期间，美受苏俄及中共的虚伪宣传所惑，误信苏俄与中共无密切关系，以中共为农村改革者。美国主持对华政策的官员，复受左倾分子的影响，希望国民政府容纳中共，组成联合政府。中共则藉此为统战手段，利用和谈，牵制国军行动，争取准备叛乱时机。”
　　尤其令人发笑的是，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由于腐败和搜刮、导致物价飞涨，社会不安，秩序紊乱，教科书中竟然把社会动荡的原因竟然归咎于共产党为了动员农民参军，进行人海战术，在“平分土地、彻底翻身”的口号下，实行清算斗争，“把大量的农村人口吓得跑往城市，结果大量难民涌入城市，导致了整个社会动荡不安。”
　　从新中国成立到现今，台湾教科书也比较吝啬地用了320个字，“中共在大陆的统治”这一节中称大陆人们“等于被关在一个大铁幕之中，以致造成大陆的贫穷与落后”。而这320个字是什么概念？台版教科书在讲述七七卢沟桥事变时用了270个字，讲述四大会战用了400个字。而大陆60年的变迁，竟然浓缩在这么一点情绪化的字眼里，不难想象冲破双方的认知隔阂要靠多少个32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