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的这些名言，深刻阐明了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历史是我们最好的老师。研究历史可以提高我们的认识，丰富我们的思想，帮助我们掌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只有对历史进行深入研究，才可能清醒地洞察现实、把握未来。清末思想家龚自珍所说的“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既然历史研究关乎社会发展之“大道”，史家就必须讲社会责任和社会担当。 谈到史家的社会责任和社会担当，不免想起近代中国世界历史编纂的先行者林则徐和魏源。19世纪中叶，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较为完整地介绍了亚非欧美四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史地、文化、民族和宗教等。魏源在林则徐被清廷以“别生事端、误国病民”的罪名谪戍伊犁时，接受林则徐的嘱托，在《四洲志》基础上补充了大量文献，编成《海国图志》，使闭塞已久的中国人有了全新的世界观和世界历史概念。《四洲志》和《海国图志》至今在海内外被公认为“影响中国近代历史”的名著。之所以如此，并不仅仅是书的内容，更是林则徐和魏源率先摒弃“天朝上国”的拘囿，力主“睁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实现救亡图存之目的。他们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将自己的著述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这种求真求实、经世致用的治史传统和担当精神，其实一直流淌在我国史家血液里。近日阅读20世纪上半叶两位研究世界史的前辈的作品，对这一点感触颇深。一位是何炳松。他早年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1916年7月回国后曾在北京大学等校执教。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何炳松同年7月便发表《人类史上的惨杀案》，痛斥英帝国主义制造的惨案。另一位是杨人楩。他1934年进入英国牛津大学研读世界史，1937年全面抗战后回国，曾在四川大学等校任教。其间，杨人楩编写有《高中外国史》上下卷。在“太平洋时代”一节中，他对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进行了严厉抨击，认为“政治上的纷乱，经济上的落后，社会上的不安定以及学术上的迟缓，使中国做了帝国主义的牺牲者”。何炳松、杨人楩的世界史研究，并没有因为自己在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求过学而仰人鼻息、食洋不化，而是自觉担负起作为中国学人的社会责任。 我国世界史研究的主流自19世纪中叶萌生时就表现出鲜明的特点：从来不曾脱离时代主题，总是和时代脉搏一起跳动，为国家和民族发展贡献学术力量；关注现实，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回应社会的关切。也正因为如此，我国世界史研究才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今天的世界史研究无论在研究队伍、研究视野上还是在理论建构、方法手段上，都远非昔日可比。不过，令人忧虑的是，一些研究者的社会担当精神却减弱了。史家在研究中如何回应当代中国发展需要、更加自觉承担起社会责任，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有些研究者刻意躲避现实，认为服务现实就是奉承、就是迎合，把历史研究弄成书斋里的悲欢；有些研究者脱离我国现实，习惯用西方史学理论裁剪我国的历史和现实，习惯将自己的研究结论刻意用西方的概念和术语来表达，仰人鼻息。这些做法与当下中国发展对史家的要求相去甚远。 在不同时代，史家的社会责任和担当有着不同的内容。今天，从大处说，包括史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关系中华民族思想文化道德水平的提高，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在这样一个时代，史家自当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为国家和民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从世界史研究小处说，今天的中国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与世界关系出现了历史性变化，世界史研究在这个进程中可以大有作为，也必须有所作为。这些都是史家不可推却的社会责任。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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