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璇琮：一心为学，静观自得

　　笔者按：本文为拙著《李德裕年谱》增订本将于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时所写的一篇“新版题记”，概述此次重印时对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旧著作了哪些改正，增补哪些材料，这也是治学进程中的自我检核，表示一种负责的态度。这一“新版题记”作于1999年6月，2000年7月，我自台湾清华大学讲学回来后再看一遍校样，有所感慨，于是又写了一篇“补记”，附于文末。2000年6月，我为中山大学中文系吴承学教授《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所作的序中，曾对吴承学先生来信中所说的“学者在这里想真正做点学问实在具双重的困难和压力”略表一些感想，说：“人生总是有压力的，就我个人来说，二十几岁时就承受过难以想象的政治重压，现在也还不时有一些莫明其妙或所谓世态炎凉之压”。可能正因有此种心情，因此写了这篇颇有所感的“补记”。时过半年，则稍为超然。读杜甫诗“万物静观皆自得”，亦略有所悟。北宋一部笔记《王氏谈录》，曾引及欧阳修的话：“凡相人，最好于得失、荣辱之际，观其动否，便可知其器之小大也。”又引一位姓张的学者所说：“能堪受人之毁而不动者，亦唯贤者能之。”均有所启示。故今录之，并以“一心为学，静观自得”为题，将此《新版题记》与《补记》借《中国文化研究》刊发，以供学界同仁参阅。
　　（2001。2）
　　我于1978年底完成《唐代诗人丛考》，交中华书局出版（1980年1月出版）。《唐代诗人丛考》所论诗人到大历时为止，我遂想把研究重点转移到中晚唐。但我对中晚唐的研究颇有畏惧心理，这是因为中晚唐的社会情况，无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都较前复杂，而且有关这一时期的文献资料不单数量繁多，并且真伪混淆，难于辨别。为此我想做一次基本史料的辑集与梳理工作，于是就与友人合作，自1979年上半年起，大约花一年半的时间，编了一部《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字数约140万，收唐、五代人物近3万人。这对于查录这三百几十年的各方面人物，确带来不少方便，是一本颇有实用价值的专业工具书。
　　此书完成之后，也就是1980年下半年，我就进入选题的思考。我很快就选择了李德裕的研究。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中晚唐时期的选题，最好有一定宽度的社会涵盖面，这样，研究的视野可以广一些，史料的运用可以活一些，即既能有史实的考辨，又能有事理的推释。
　　中晚唐社会政治的主要问题，一般概括为宦官、藩镇、朋党，这三者是互相制约而又互相联系、渗透的，研究三者之一，就一定要牵动其他两点。而在朋党方面，从宪宗元和年间起，直到宣宗大中时期，这近半个世纪，就是历史上所谓的牛李党争。牛李党争，一直使研究者感到头疼，认为是非曲直，各有各的说法，很难弄清，有些人认为牛李之争头绪纷繁，索性不去理它。有些搞唐代文学的人，一碰到有些作家夹杂在那时的党争中，也觉得难于措手。
　　经过史料的清理，我得出这样的结论：牛李党争中，核心人物是李德裕。中晚唐文学的复杂情况，需要从牛李党争的角度加以说明，而要研究，最直接的办法则是研究李德裕。尽管环绕李德裕，历史记载纷纭繁杂，但是不从李德裕入手，无论对当时的政治或文学，都不能得到真切的回答。正因如此，我就用两年的时间，即1980年冬至1982年，撰写一部约40余万字的《李德裕年谱》。这部书于1984年10月由齐鲁书社出版。出版后得到学界的首肯。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宗强先生在为我的《唐诗论学丛稿》所作的序言中，先是肯定我的《唐代诗人丛考》已越出个案考辨的范围，从个案考辨通向了整体研究，然后说：“这种研究特色在《李德裕年谱》中有了进一步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董乃斌先生在一篇题为《宏通而严谨的历史眼光》书评中，也肯定拙著“在学术上又有其新的面貌、新的特点”。
　　限于篇幅，我在这里不详细引录罗、董两先生的评语，但是我觉得，他们所说的这部书的一些特点，我在写作时还未能有此明确的认识，他们所作的理论概括，对我的治学确有新的启发。我想这或许也有助于读者对本书的研索和利用。不过，对于1984年出版的这部书来说，我觉得今天也不应讳避其缺失。这也是此次作较大幅度的修订，并重新出版的原因（按此书新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首先，这1984年版，错字实在太多，几乎有三分之二的篇幅，每页都有误字、漏字。按照现在的万分之一错字审查规格来说，此书在编校质量上是不合格。这之中，有排校的问题，也有我誊写的问题。
　　其次是材料运用中的错失。有的地方把并非李德裕的作品编入，如文宗大和四年（830），据《文苑英华》卷八三二，把一篇题为《易州候台记》列于李德裕任滑州刺史时所作，因文中有“德裕，邑人也”等语。实际上此文为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梁德裕所撰，见《全唐文》卷三五六。梁德裕有诗一首，载于玄宗天宝时所编的唐人选唐诗《国秀集》卷下。又如元和十三年（818）、开成五年（840），两次提到温庭筠均谒见过李德裕，并献诗，所据为温诗《感旧陈情五十韵献淮南李仆射》。此处的“淮南李仆射”，夏承焘、顾肇仓两先生在他们各自的著作中都认为是李德裕（李曾任淮南节度使），我未经覆核，因仍陈说，而实际温诗中的“淮南李仆射”乃是李绅（见陈尚君先生《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见所著《唐代文学丛考》）。又如长庆四年（842）记李德裕在浙西观察使任上时，与元稹有诗唱和（元稹时为浙东观察使），因元稹诗题中有“金陵太守”语，我就引杜牧“金陵津渡小山楼”诗说明此时所谓金陵乃指润州（即今江苏镇江）京口。这一说明是不错的，但“金陵津渡小山楼”一诗非杜牧作，实为张祜的《题金陵渡》，乃张冠李戴。
　　我在每年纪事之后，根据考查所得，李德裕诗文凡可以系年的，都列有“编年文”、“编年诗”。这一作法，董乃斌先生书评中曾谓谱主附载编年诗文题的作法创于清人所作《顾亭林年谱》，称赞拙著保持并发扬了这一良好的学术传统。但我在具体编排时却常出现问题，如上述《易州候台记》即是一例，有些地方则把同一作品重复见于两处。如开成五年列《怀山居邀松阳子同作》、《思归赤松村呈松阳子》二诗，谓本年作于扬州，但又见于开成二年。
　　而开成元年之《初归平泉过龙门》诗，又见于开成五年。有些则编年有误，如别集卷一《通犀带赋》、《鼓吹赋》应在文宗大和八年（834）冬在浙西观察使任上作，却列于大和九年（835），而列于大和八年的《早入中书行公主册礼事毕登集阁成咏》诗（别集卷四），此处所述实为武宗会昌二年（842）八月事。类似情况不少。有些地方记事之处也有重复的，如李德裕第二次入相时加“司空”一事，会昌元年（841）正月有记，而会昌二年（842）正月又有记（经考证，应在二年）。这些都是史料编纂上的粗心所致，有可能因此而造成混乱。
　　我在撰成《年谱》后，曾想进一步作李德裕文集的整理工作，因李氏文集有多种本子，文字差异较大，需要作一番系统的清理。但因故未及时进行。后来有机会得到两个好的本子，即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的清陆心源影宋抄本（胶卷），及北京文物出版社影印的《常熟翁氏世藏古籍善本丛书》的宋刊《会昌一品制集》（卷一至卷十）。我就会同原在安庆师院任教的周建国先生于80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开始作文集的校笺工作，历经十年，终于有成，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李德裕文集校笺》一书。这可以说是目前李氏文集篇章收辑最为齐全、文字校勘最为确当的本子。这次修订《年谱》，即充分利用《校笺》的成果，对引录的文字作了核对，并在作品系年上也相应作了修正。同时，在引用日本遣唐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有关记载时，也复核了白化文学兄等作的《校注》本（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9月版）。
　　这次修订，对某些记事之误加以改正的，还可举几个例子。如李吉甫由郴州刺史改饶州刺史，原系于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实应为贞元十九年（803）。我已引用《唐语林》的记述：“李相国忠公，贞元十九年为饶州刺史。”但认为此乃孤证，不足为据。这次据唐权德舆《使持节郴州诸军事权知郴州刺史赐绯鱼袋李公（伯康）墓志铭》、宋《太平寰宇记》、清《金石补正》之《路恕李吉甫题名》，正式确定贞元十九年之说。又如李德裕因其父居相位而以荫补校书郎，原系于元和元年（806）李吉甫第一次入相时，实误，现改为元和八年（813）李吉甫第二次入相时，这样，李德裕与王起等交往及唱和诗之时间都可顺理成章。
　　这次还补充了一些有用的材料。如元和五年（810），柳宗元时在贬所永州，曾有《谢李吉甫相公示手札启》（《柳宗元集》卷三六），这时李吉甫在淮南节度使任，曾托吕温致书柳宗元，对柳之境遇表示关注，柳表示感谢。《柳集》同卷又有《上扬州李吉甫相公献所著文启》，启中称颂李吉甫在淮南之政绩。由此可以见出李吉甫对永贞革新的贬臣是寄予同情的，这当与后来李德裕同刘禹锡时有诗文交酬有所影响。又如宝历元年（825）李德裕在浙西观察使任，曾献《丹扆箴》上谏敬宗（《通鉴》载敬宗“游幸无常，昵比群小”），此次修订时，增补一条材料，即《宋会要选举》九之五，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赐进士柳察，拟白居易所作策问七十五篇，又续李德裕《丹扆箴》以献，遂复试，赐出身。由此可见李德裕作品对宋代士人的影响。又如大和五年（831）有关西蜀维州受降而涉及牛（僧孺）李（德裕）之争以及司马光《通鉴》之评论，这次补辑宋朱熹《朱子语类》、明胡广《胡文穆杂著》等，可以更全面研究唐以后人们的评论。又如李德裕有《寄茅山孙炼师》诗三首（别集卷三），又《遥伤茅山县孙尊师三首》、《尊师是桃源黄先生传法弟子》（别集卷四），这几首诗中提及的“孙炼师”、“黄先生”、“瞿童子”，原谱中均未考出姓名。这次据陶敏先生《全唐诗人名考证》，并参我与周建国先生合著的《李德裕文集校笺》，查《茅山志》、《集古录目》等书，考出孙尊（炼）师为孙智清，黄先生为黄洞元，瞿童子为瞿柏庭。
　　原谱中对外集《穷愁志》四卷，我是基本上采取非李德裕作的的态度的。在作《文集校笺》过程中，发现有些篇章的文字非出李德裕之手不可，因此改变原来的主张，认为除了个别少数篇章外，《穷愁志》绝大部分为李德裕所作，由此可以见出李德裕在贬逐崖州后已置生死于度外，对世事作出严正的且极有个性的评论。
　　最后我要特别提出的是，这次修订，得力于周建国先生之助不少。他帮我通阅了全书，有不少问题是他发现的。周建国先生于80年代在复旦大学求学作研究生时，就发表过关于牛李党争的学术论文，很有见地。近十年来，我们在李德裕研究上合作很有成效。他比我年轻，但治学上多有胜我之处，对此我是很感欣慰的。
　　〔补记〕以上“新版题记”是1999年6月撰写的，因9月初我将应邀赴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中文系讲学，须作各种准备，因此，未能将这次修订情况作较为充分的介绍。我于今年2月自台返京。5月初河北教育出版社副总编邓子平先生因公来京，亲自把这新版《李德裕年谱》校样带给我，我即用5月上旬的一周假期通阅全稿。近日河北教育出版社又把修改过的校样送来，我再校阅，通读后深有所感。我感到，唐代中晚期，不少有代表性的文学家，如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元稹、李绅、李商隐、杜牧、温庭筠、司空图等，都曾牵涉到当时的政治纷争。他们很关心国事，关心社会，也极重视自己的事业，但他们终究受到各种打击，自己个人、家属及友人都遭遇过祸害。从中晚唐的政事与文人的关系看，文人涉及政争，是没有不失败的，这很值得研究。这之中，有大的朝政问题，也有一些人的品质问题。韩愈在为柳宗元所做的墓志铭中就说过，有些人在交往中，先是“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而一旦友人失势，就“挤之又下石”，而且“自视以为得计”。李德裕也有此遭遇。他在武宗朝任宰相时，特别提拔白居易之从父弟白敏中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白敏中于会昌年间仕途的进升是全得力于李德裕荐引的。但武宗一死，宣宗即位，一朝天子一朝臣，不到半个月，李德裕就马上贬官，连续受到打击，直至贬于海南岛而死。这之中，白敏中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怪不得清初王士稹在《池北偶谈》中说：“及德裕之贬，（白敏中）诋之不遗余力。尤为当世鄙薄。”李德裕在流贬途中所作《穷愁志》四卷，置生死于度外，对世事作了严正的评论，其中有《小人论》一文，说小人不仅是因“世态炎凉”而对人漠视，最主要是“以怨报德”、“背本忘义”，而这二者又恰恰是“不可预防”的。李德裕这样说，当是有为而发。这对于我们研究当时的世态人心，都有启发。不过还是杜甫说得对：“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一切都会过去，对有成就、有贡献的人来说，最主要还是看他本人的事业和作品。正因如此，李商隐代郑亚致书于李德裕，劝他“慎保起居”，“少以家国为念”，建议他将其“言不失诬，事皆可信”的著作很好地编起来，以传于后世，“翳而来者，景山仰之”。（2000年7月1日记，时当高温摄氏四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