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时代内部的敌人

　　萧夏林主编的“抵抗投降书系”中的“张承志卷”《无援的思想》和“张炜卷”《忧愤的归途》，已由华艺出版社出版了。在当代中国的精神史上，这自有一份沉甸甸的意义。
　　所谓“抵抗投降”，是针对当代中国的一种整体的精神气候，一种总体的文化潮流而言的。
　　在近年中国，实用主义、拜金主义风行全社会；精神贬值，工具理性以绝对优势压倒了价值理性，许多人“穷得只剩下了钱”；社会的一些腐败现象也有目共睹；假冒伪劣产品的防不胜防，禁而不绝，车匪路霸的横行，则证明在一部分人当中道德是怎样的沦丧；正义几乎成了一种神话；不公正则成了正常，为他们所接受、认可；正义感、是非感、善恶感在一部分人当中正在渐渐消泯，人的尊严意识正日渐淡薄面对这种社会状况，文学界中的许多人，不是愤怒、拒绝、批判、反抗，而是认同、叫好、称颂、投降。例如，有一股调侃神圣、亵渎崇高的潮流，文学自身的神圣性庄严性也被消解，一时间，文学界许多人对作家这个概念也有了新的理解，认为作家不过就是“写字匠”，是从事文学这门技艺的匠人，作家不必在思想感情上有异于、高于常人之处，作家根本不应是“灵魂的工程师”。因此，在写作中，作家不应采取一种高于读者的姿态，而应采取一种甚至是低于读者的，“下蹲”的姿态。一时间，众多的声音都在强调，不必把文学看得多么伟大多么重要，文学不过是“玩玩”，是供读者消闲解闷的，是用来打发失眠时和马桶上的时光的。一时间，也有许多声音在呼吁“知识分子”要放弃清高，要割除那种“精英意识”，要敢于投身滚滚红尘，去争名夺利，要敢在污泥浊水中为自己争得一份优裕的物质生活；以致谁要再强调对文学的虔诚，谁要再坚持洁身自好，谁就会成为笑料这样的社会状况，这样的精神气候，这样的文化潮流，必然要从内部产生出自身的敌人道德理想主义。而张承志、张炜、韩少功等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当代中国道德理想主义的卓越代表。
　　道德理想主义的出现，总有充足的时代理由，总是对特定时代的社会状况、精神气候、文化潮流的反拨和挑战。而且，其激烈程度，总与特定时代的腐败程度，精神的贬值程度成正比。社会在多大程度上放逐了精神、理想、信仰，道德理想主义便在多大程度上捍卫着精神、理想、信仰；时代在多大程度上践踏了价值理性，道德理想主义便在多大程度上高举起价值理性。而在当代中国，张承志、张炜等人，也正是被当下的社会状况、精神气候和时代潮流所激愤，才奋力吹响道德主义的号角的。
　　张承志、张炜等人，是在进行一场悲壮的抵抗。而“抵抗投降书系”，正是要为他们的抵抗留下一份记录，为这个时代的精神史留下一份见证。已出版的《无援的思想》和《忧愤的归途》，既收录了作者近年来的一些有代表性的随笔，也收录了文化界对他们的各种各样的评价、理解。因此，哪怕仅从史料的意义上讲，这两本书的价值也是毋庸置疑的。
　　责任编辑注：
　　王蒙同志《躲避崇高》一文，见本专题1995年第5期80页。此文原载《读书》1993年1期。
　　王蒙同志《沪上思絮录》一文，见本专题1995年第4期89页。此文原载《上海文学》1995年1期。
　　刘心武同志《话说“严雅纯”》一文，见本专题1994年第4期143页。此文原载《光明日报》1994。3。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