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成：启蒙与爱国

　　鲁迅是苦难深重、罪孽深重的中国历史给中国人民的伟大馈赠。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魂灵，鲁迅用一生的文学、文化实践与实绩，昭示了具有现代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反对封建专制传统，反对国内外压迫，争取人的解放和民族的解放的历史方向，为中国和世界留下了一份丰厚的具有永久魅力与价值的精神遗产。
　　作为精神界之战士，鲁迅的一生是启蒙的一生，救赎的一生。而他启蒙与救赎的旨归则在于：立人。鲁迅认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资格”，一直挣扎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不是被外国侵略者蹂躏，就是被本国统治者奴役；不是被强盗杀掠，就是被官兵杀掠。而他，则从良知与理性那里领来了一份责任，执意要揭出封建专制传统的本质，揭出中国国民性的病痛，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以惊起国民从沉睡中奋起捣毁令人窒息的千年“铁屋”。鲁迅用泣血的文字表明：中华民族要成为一个有尊严的民族，中国人要成为一个有尊严的人，必须实行深刻的、全民族的文化批判与心灵忏悔，以获得文化精神与国民性格的“凤凰涅”。
　　作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是一个伟大的发现者、批判者和忏悔者。他以深邃的目光，从“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的历史的字缝里看出“满本都写着”“吃人”两个字，从而发出了“我诅咒吃人的人”、“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的抗议和“救救孩子”的呐喊。同时，他还发现了“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难见真的人”，从而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批判文学和忏悔文学。
　　作为中国的“民族魂”，鲁迅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深爱自己的人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以笔为枪，以笔为旗，像伟大的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和耶稣为救人类走向十字架那样，“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挺立于苍茫的漆黑似铁、腥秽如血的丑恶现实中，“从别国里窃得火来”，“煮自己的肉”，背着因袭的重负，肩起黑暗的闸门，放人们到光明和开阔的地方去。
　　但是，鲁迅从来都不是一个偏狭的民族主义者，也不是迂腐的国粹主义者，更不是狰狞的国家主义者。他是一个深深植根于人类良知和对专制传统的深刻认识与批判之上的真正的爱国者。在这个意义上讲，他是一个人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在《美国读本感动过一个国家的文字》一书中，100多年前的美国女学者弗朗西丝赖特说过：“爱国主义这个词与其说是用来表达某一国家，或者某一具体国家的居民所感兴趣的东西，倒不如说是用来表达全人类所感兴趣的东西。同样地，爱国者这个词是用来表示热爱人类自由和人类改善的人，而不是表示一个仅热爱他生活的国家，或者他所属的那个族群的人”，“美国人应当知道他们为什么热爱自己的国家，应当感到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不是因为这是他们的国家，而是因为这是人类自由的保障，是人类改善的好景象。”鲁迅就是弗朗西丝赖特所说的爱国者，他有着极为醇正的爱国理念。他曾经说过：“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一个人死了，在死者自身和他的眷属是悲惨的事，但在一村一镇的人看起来不算什么；就是一省一国一种”；“有人论中国说，倘使没有带着新鲜的血液的野蛮的侵入，真不知自身会腐败到如何！这当然是极刻毒的恶谑，但我们一翻历史，怕不免要有汗流浃背的时候罢”；“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将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谈全都扫除，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假面全都撕掉，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总而言之，就是将华夏传统的所有小巧的玩艺儿全都放掉，倒是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鲁迅这些掷地有金石之声的话语，具有怎样震聋发聩的价值啊。
　　先生走了，安息了，留下了我们在这个纷扰的世界上。我们时时感到孤独与悲凉。但是，先生那一声声悲怆、激越的呐喊，已经化作了明亮的北斗，永远指示着中国新文学、新文化发展前进的方向，永远辉耀在我们的心头，指引着我们一步步走出“旷野”，走向“迦南”。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