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杨周翰先生为我指明了治学的方向

　　在当今这个有着鲜明的后现代特征的社会，虽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不那么频繁了，有些人你和他工作在一起几十年，一旦分开很快就会连他她的名字也忘了，更不用说记住他她的身影了；而有些人你虽然只和他匆匆见上几面，但他她的音容笑貌却长时间地留在你的脑海中，甚至有可能永远铭刻在你的记忆中。更有一些人，你虽然和他相处的时间并不太长，但即使他永远地离开了你，你依然会不时地想起他，彷佛他她仍时常出现在你的生活中。我想我的导师杨周翰先生无疑属于后两种人的综合体。今天当我们纪念比较文学在当代中国复兴20周年以及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20周年之际，我不禁更加怀念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者、一代比较文学和西方文学研究大师杨周翰先生。是他，率先在拨乱反正的1978年，大声疾呼在中国高校恢复比较文学学科；是他，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幽灵占据国际学术界的主流时率先在国际论坛上发出了中国学者的独特声音；是他，在中国文学研究处于国际学术边缘地位的年代，率先用英语在西方的大学讲授中国文学，从而使不少年轻的西方学人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博大精深有所了解；同样也是他，在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尚未进入学科目录时，就率先在英语语言文学专业下招收了比较文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从而为其后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逐步发展和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
　　杨周翰先生（19151989）在他有限的一生中为中国的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建设辛勤耕耘，为我们留下了丰硕的著述和译著，其中不少著译在今天的语境下仍不时地为后一代学人不断地引证和讨论。我这里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作为他辛勤培养出来的第一个英文和比较文学博士，我在近二十年的治学道路上一直离不开他的谆谆教诲，尽管这种教诲已经不可能是直接的，但他的无声教诲仍然胜过直接的授课。我这里仅就他对我的治学方向的定位举几个很小的例子。
　　我原先并不是杨先生的学生，而且和他的相识也纯属偶然。但这种偶然之中却蕴藏了其后的必然因素。我最初是在1985年夏季的一次全国美学会议上和当时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的胡经之先生相识，他告诉我当年的10月将在深圳举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如果感兴趣的话，他可以给我发邀请信。这对于我这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无疑是一个极好的消息，但此时的我刚刚步入学界，只在一些二流刊物上发表了几篇无甚影响的学术论文，对比较文学这门新兴的学科更是知之甚少，怎么能有资格出席这样的学术盛会？我不禁犹豫了一下，不敢保证一定能前往赴会，但却对另一个信息感到振奋：研讨会前将举行比较文学讲习班，届时将有一批蜚声海内外文坛的中老年学者作专题讲座。这无疑更对我有着诱惑力。回去以后，我很快就收到了胡老师发来的研讨会邀请信和讲习班通知。于是我便向我所在的大学的系主任申请前往参加讲习班，但得到的回答却是：你现在从事的公共英语教学，与比较文学无甚关系，因此没有必要参加这样的讲习班，如一定要参加的话，在不影响上课的情况下自费参加。但年轻气盛的我并不甘心，仍不断地向一级又一级的领导申请，最后在校长的干预下才获得批准前往出席研讨会，但此时讲习班已经结束了。由于我事先来不及提交论文，只好作为讲习班的学员列席了会议。
　　就在这次比较文学盛会上，我结识了后来对我的学术生涯发生最重要影响的三位大师级学者：杨周翰、佛克马和詹姆逊。杨周翰后来成了我的博士生导师，直接指导我完成了学位论文；佛克马则是我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合作导师，引领我进入后现代主义研究领域和国际比较文学界；詹姆逊则一直是我在学术思想上给我最大启迪的一位西方理论家和思想家。在其后的学术生涯中，我一直和后两位学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交往，而对杨先生这位早早离开我们的启蒙导师，却只能在记忆中缅怀他的教诲了。但正是这种难忘的教诲从一开始就为我其后的治学方向准确地定了位。
　　深圳会议结束后不久，我受杨先生和乐黛云教授的委托，和已故赵瑞蕻先生一起率先于1985年12月在江苏省发起成立了比较文学研究会。在那次会议上我当选为江苏省比较文学研究会秘书长，也就是在那次会议上，我和时任上海市比较文学研究会秘书长的谢天振先生达成了1986年5月在无锡共同主办全国性的中西比较文学研讨会的协议。刚从美国讲学回来的杨先生在我的几位北大朋友的动员下不远千里出席了无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会后，我邀请杨先生到我当时任教的南京师范大学作了一场学术报告。实际上，早在无锡会议之前，我就在北大一些教授的鼓励下报考了杨先生的博士生，但当时忙于复习一直不敢贸然打扰他本人，更没有机会和他直接交流了。而他此时在无锡和南京的短暂逗留，则使我和先生第一次有了较多的直接接触。我至今仍然记得当时的情景：
　　杨：听说你今年报了我的博士生，是吧？
　　王：是的，我一直处在紧张的复习中。我想现在已临近考试，能否问您几个问题？
　　杨：可以。
　　王：专业考试有没有指定的参考书呢？
　　杨：没有，全凭你的功底和所读的书，但最重要的是理论著作，此外英文写作也十分重要，主要看你用英文思维和表达思想的能力，不会考偏题怪题的。现在我问你几个问题：你硕士学位是在那里读的？
　　王：我没读过硕士研究生，是1975年入学的工农兵大学生。
　　杨：噢，那你有没有在国外留过学？
　　王：没有。
　　这时处于紧张状态的我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了一种不祥之兆。然而，杨先生在叹了一口气后却又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杨：你有没有发表过一些论文？
　　王：发表过十多篇，但都是用中文写的。
　　杨：好，你给我拿三篇代表性论文看看。
　　后来正是这三篇论文使我有资格作为同等学力考生考入了北大，直接作为杨先生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完成了三年的学业。在这三年中，先生有一年的时间是在美国人文科学研究中心渡过的，因此我们的直接接触并不是很多的。
　　我们作为杨先生的学生，都知道先生治学十分严谨，他对学生十分严格，很少当面表扬学生。我记得我在三年的学习期间，每次去见他时，都要准备好一些要讨论的话题，生怕被他出其不意地问倒。现在回想起来不禁感到，正是在当时的无形压力下，我读了许多英文理论原著，为我后来的著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最使我难忘的和最受启迪的则是他对我的英文写作的严格要求。而这正是我在其后的年月里得以步入国际学术界并大量在英文刊物上发表论文的一个起点。
　　在校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曾应邀于1987年赴香港出席了现代主义与中国文学国际研讨会，并在会上作了题为“弗洛伊德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大会发言。我的论文在会上产生了不小的反响，作为一个直接的成果，香港中文大学比较文学研究组的负责人李达三先生立即决定邀请我前往研究三个月。当我回校向杨先生汇报时，只得到了他简单的肯定，但随即他便要我把那篇英文论文给他看看。
　　两周后，就在我如约前往杨先生家中讨论我的论文时，我还有些得意地以为，这一次杨先生应该会表扬我了，因为我的论文不仅在会上产生了反响，而且我的英文写作还受到出席会议的一些国外学者的赞扬。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杨先生把批改过的我的那篇英文论文交给我时，只说了一句，“看来你的英文写作还要大大地加强啊！”当我以我受到国外学者赞扬为由和他辩解时，他则反驳道：“你不要以为受到国外学者的几句赞扬就沾沾自喜起来，要知道，那些老外是站在居高临下的地位来看待中国的青年学生的，他们知道学习一门外语的困难，因此在他们看来，你这样的中国青年学者能熟练地用英语和他们交流并写成学术论文已经是很不简单的了。但你自己千万不能满足啊！”“那么如何提高英文写作水平呢？”“你要多读一些文学大家的批评性著述，比如艾略特等人的论文，此外还要读一些英文期刊。那上面的文章既反映了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同时通过阅读那些文章，你也可以有意识地模仿一些作者的行文风格，使自己的英文写作更加符合学术规范。”
　　从那次交谈之后，我就暗暗地下定决心，一定要在英文的学术写作上狠下功夫，争取将来能在国际英文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989年7月26日，我顺利地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并留校任教。当时已经身患癌症的杨先生仍抱病出席了我的答辩，并提出了几个问题。当答辩委员们一致通过授予我博士学位时，杨先生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满意的微笑：“我心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这下我可以安心地去治病了”。
　　几天后，杨先生住进了当时的北医三院，我和师弟程朝翔轮流前往探视，并定期为他送饭。这时倒是我和先生接触最多的时候，而且谈话也最无拘无束。有时他高兴起来时竟留我多谈一会儿，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国外的现状，到国际比较文学界的前沿理论课题，以及一些当时活跃于国际学术界的理论家的新著和新观点，几乎无所不及，先生那渊博的知识和对前沿理论的敏感和跟踪实在是令我钦佩，以至于我简直不敢想象他此时已进入了癌症的晚期。直到我突然说了一句“我得赶快把饭盒送回去了”时，他才不好意思地说，“喔，对不起，我也要睡一会儿觉了”。
　　就在他离开北京前往西安治病的前几天，我最后一次去医院探望他。那天他似乎情绪很好，手拿一本最近一期的《批评探索》（CriticalInquiry）在阅读。我把饭盒递给他后，他匆匆地吃了饭，要我在他床前坐下，指着刊登在那一期杂志上的师兄张隆溪的文章说，“你看，你就应该像张隆溪那样，用英文写出有分量的学术论文，争取在这样的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我告诉他我最近在从事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并在《中国社会科学》和《文艺研究》等国内权威刊物上发表了几篇长篇论文，他说，“很好，我知道你现在在国内学界已经发表了够多的文章，有一定的名气了。这当然很好，但这并不是我所要求你应当做到的。我明天就要去西安了，是不是能回来还不知道。我给你的忠告是，你不要忘记你是学英文出身的，你的视野应该开阔一些，对于学英文出身的学者来说，一定要充分掌握这个工具写出扎实的有理论深度的论文到国际权威刊物上去发表，直接和那些国际学术大师平等对话，甚至讨论和争论。这才是你应该做到的，同时也是我希望你能做到的。我这几年试图去做，但老了，做不动了。还得靠你们青年人去做！”“当然，”他指着《批评探索》杂志，“即使是英美文论界的著名学者也很难在上面发表论文。你开始投稿时肯定会受到挫折，但是你要耐得住寂寞，甘坐几年冷板凳，千万不要急功近利，追求一时的虚名。只要按照我说的话去做，你将来一定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学者的！”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不仅是对我的极大鼓励和鞭策，更是对我其后的学术研究道路和治学方向的准确定位。回想起这十多年里我频频赴欧美名牌大学讲学并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情景，不禁由衷地感谢先师对后学的谆谆教诲和鼓励鞭策。
　　那次谈话之后，先生就去了西安，不久便传来先生去世的噩耗。我受北京大学党委的委托为先生起草了悼词。在起草悼词的过程中，我才第一次真正了解到先生在解放后治学道路的艰难：他既要使自己的研究工作符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又要坚持自己的独特治学道路，因此他只好放弃了自己早年在西南联大时所表现出来的诗人气质，宁愿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翻译古典文学和理论名著上，而较少地撰写具有创见性的学术论文，更不用说介入当代理论争鸣中了。但即使如此，文化大革命中，他仍未逃脱受到冲击和批判的厄运。当时在他的档案里仍留下的一份份对他的现实表现的鉴定和对他历史问题的旁证材料就是明证。我想这些带有鲜明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档案材料”今天早应该销毁了吧！而我们的杨周翰先生竟是在那样的恶劣环境和条件下认真地读书，辛勤地耕耘，为我们留下了丰硕的著译和论文。只可惜病魔早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使他的不少计划来不及实现。更使人遗憾的是，他的最后一部英文论文集我早就编定，但由于种种原因却至今还未问世！作为他的学生，我怎么对得起仙逝的导师呢？
　　今天在我们纪念杨周翰先生诞辰90周年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20周年时，我完全可以告慰安息在九泉之下的先生：中国的比较文学学科早已进入了全面复兴的阶段，早在1994年，中国的第一个比较文学博士点就由乐黛云教授领衔在北京大学建立，我本人也于2000年领衔在北京语言大学建立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点，至今已招收和培养了十多名博士研究生。先生未竞的事业正在由我们这些后学在逐步实现。更值得庆幸的是，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17届年会于2004年在中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举行。越来越多的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走向国际学术论坛，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他们频频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让国际学术界了解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研究。同时，越来越多的西方比较文学学者已经认识到，从事比较文学研究不能不关注中国文学。先生当年所致力于批判和解构的“欧洲中心主义”思维模式已经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彻底崩溃了。我想，此时安卧在九泉之下的杨周翰先生大概可以聊以自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