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志慧：《离骚》乱辞新解

　　一、问题的提出
　　《楚辞离骚》：“乱曰：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洪兴祖（北宋政和：11111117年间登第）《楚辞补注》保存王逸（东汉元初：114119年间为校书郎）《楚辞章句》之说云：“言时世之君无道，不足与共行美德、施善政者，故我将自沉汨渊，从彭咸而居处也。”〔1〕47洪氏无补注，应该没有异议。南宋朱熹（11301200）《楚辞集注》因袭其说，也以为彭咸水死，其“所居”即水下，曰：“言时君不足与共行美政，故我将自沉以从彭咸之所居也。”〔2〕20到清代，康熙年间（16621723）的蒋骥在《三带阁注楚辞》中说：“以从彭咸为归宿，盖宁死而不改其修，宁忍其修之无所用而不爱其死。”〔3〕49则是从彭咸所居为死所，与王逸以来各家无异辞。今人马茂元（19181989）虽然意识到《离骚》作时与屈原死志及致命方式之间的矛盾，并且承认关于彭咸水死的记载只是王逸的一家之说，并无其他材料参证，但还是曲为弥缝，他说：“关于他（彭咸）的事迹，仅见王逸《楚辞章句》本篇注文，并无其他资料足以参证。《九章悲回风》有‘凌大波而流风兮，托彭咸之所居’的话，则王逸所说的彭咸投水而死，当系事实。这里虽然与《悲回风》篇字句无甚差别，但由于写作时代的不同，环境和心情的各异，却包含着两种在程度上不完全相同的涵义。《悲回风》表示将投水自杀，是没有问题的。但对这句的理解，只能如钱杲之所说：‘从彭咸之所居’，‘犹言相从古人于地下耳’，因为本篇下距沉湘时间还相当的长，说他在悲观失望的恶劣环境中，由于坚强不屈的性格曾经想到自杀则可；说不但设想到自杀，而且考虑到如何自杀的方式，那就太不合情理了。”〔4〕58马氏以《悲回风》中的文字替王逸作疏证，只是关于《悲回风》的著作权，南宋以来学者续有质疑，故其回护总嫌乏力。游国恩（18991978）《离骚纂义》则力主《离骚》作于屈原再放江南之时这就避开了洪兴祖、马茂元等的问题，他以此为前提，肯定“从彭咸之所居”即王逸以来的沉渊之义，问题是这样的前提并没有能够成为学界的共识。
　　以上王逸以来的各家说法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彭咸水死；二是释“居”为居处，“彭咸之所居”即水下。
　　关于第一点，上述马茂元先生已注意到除了王逸注文而外，并无旁证，是典型的孤证。而这个问题的展开还涉及彭咸究竟为何许人的问题，甚至是为一为二的问题。关于第二点，是“居”字的义诠，“居”确有居住之义，但若准此训，则“彭咸之所居”即彭咸所居住的地方，但只闻黄河为河伯之所居，昆仑为西王母之所居，从未听说过长江采石矶底下为李白之所居，崖山海底为陆秀夫之所居，颐和园水下为王国维之所居，推而广之，某人的死所即某人长眠的地方这里有一个概念置换的问题，但就是这样显而易见的问题，连善疑的宋人钱杲之也深信不疑，他虽然怀疑“原作《离骚》，在怀王时，至顷襄王迁原江南，始投汨罗，不当预言投江事也”，但对“居”字的解释，仍然依从古来旧说，云：“从彭咸所居，犹言相从古人于地下耳。”〔5〕12而且，关于这一句的解读还得与同篇“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二句并案研究，彼处王逸谓“彭咸，殷贤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遗，余也。则，法也。”〔1〕13洪兴祖引唐颜师古（581645）注云：“彭咸，殷之介士，不得其志，投江而死。”〔1〕13朱熹《楚辞辨证》谓“二说皆不知其所据”〔2〕133。明人汪瑗在其所著《楚辞集解》中说：“刘向《九叹灵怀篇》曰：‘九年之中不吾反兮，思彭咸之水游。’王逸之说或本之刘向，而颜师古或本之王逸者，但不知刘向何所考据而云然也。”〔6〕275果真如此，则在西汉末年刘向那边的彭咸还只是“水游”，而不是投水、沉渊之类。汪氏并详考其实，谓楚辞中彭咸凡七见，“详玩此数语，亦未见彭咸为投水之人”〔6〕276。进一步，是关于“遗则”的释义，不论彭咸为何许人，也不论彭咸如何死法，但从未见以某人的自杀方式为遗则的记载，而这一点，恰恰为许多楚辞研究的学者所忽略。同时，对“遗则”的训释又正好可与“所居”之“居”的训释联系起来考察。
　　这里涉及几个问题：一是彭咸为何许人？二是彭咸水死之说是否有据？三是“从彭咸之所居”之“居”该作何解？进一步，“彭咸之所居”全句该作何解？四是“彭咸之遗则”该作何解？本文拟从上述问题入手探讨《离骚》乱辞的释义，并藉以求正于方家。
　　二、问题的解决之一：文献中的巫彭与巫咸为二人
　　彭咸其人在《楚辞》中凡七见：
　　“虽不周于今之人兮，原依彭咸之遗则。”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以上《离骚》）
　　“望三五以为像兮，指彭咸以为仪。”（《抽思》
　　“独茕茕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思美人》）
　　“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
　　“孰能思而不隐兮，昭彭咸之所闻。”
　　“凌大波而流风兮，托彭咸之所居。”（以上《悲回风》）
　　其中，《思美人》《悲回风》共出现四次，基于对这两篇的著作权学界尚有异议，为谨慎计，本文只以前三则为立论依据。而首二则之难解已如前述，好在《抽思》中作者将彭咸与“三五”（王逸章句：“三王五伯”）对举，则此彭咸自非一般的贤大夫可比，他确乎是作者心中的法式（蒋骥注：“仪，法也。”）至于他究竟呈现出什么样的光辉形象，楚辞中并无更多的信息，甚至先秦其他文献中也未见有关“彭咸”的信息。
　　于是，学者们就联想到了《史记五帝本纪》中的彭祖（俞樾）、《大戴礼记虞戴德篇》中的商老彭（汪瑗）和《论语述而》中的“老彭”（戴震），其中许多人又都以为上述这些只是文献流传过程中同一人的异称而已，但这个（些）传说人物在相关文献中皆语焉不详，考古者为之茫昧，以此立论，近似画鬼。又譬如彭祖，视为古代贤大夫，主观臆测多于严密考证；若作为一般观念中寿考的典型，则于屈原行迹、《楚辞》文本关联度不大。于是，还有一些学者就想到了文献中有明确记载的巫咸、巫彭（王闿运、曹耀湘），关于这二位，先秦文献中倒是保留着若干零星的信息，兹略举如下：
　　贞：咸不宾于帝。下乙不宾于咸（甲骨文一期乙2455）
　　大甲不宾于咸（同上）
　　胡厚宣（19111995）认为：“咸即他辞之咸戊，即《君奭》之巫咸、《白虎通》之巫戊也。宾有配意。”〔7〕296
　　《尚书君奭》：“在太戊（孔注：“太甲之孙。”）时则有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孔注：“伊陟、臣扈，率伊尹之职，使其君不陨祖业，故至天之功不陨。巫咸治王家，言不及二臣。”）〔8〕223下
　　《世本》：“巫咸作筮。”（《周礼春官龟人》郑注引〔9〕804）
　　《庄子天运》：“巫咸袑曰：来，吾语女。天有六极五常，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凶。”（唐初成玄英疏：“巫咸，神巫也，为殷中宗相。”〔10〕496）
　　《今本竹书纪年》“殷商太戊”之下有云：“十一年，命巫咸祷于山川。”“祖乙”下又云：“三年，命卿士巫贤。”〔11〕25上述《尚书君奭》孔注：“贤，咸子巫氏。”〔8〕223下
　　《周礼春官筮人》：“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参，九曰巫环，以辨吉凶。”〔9〕805
　　《吕氏春秋审分览勿躬》：“巫彭作医，巫咸作筮。”〔12〕206
　　《山海经海内西经》：“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东晋郭璞注：“皆神医也。《世本》曰：‘巫彭作医。’《楚词》曰：‘帝告巫阳。’”〔13〕103）
　　《山海经大荒西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丰沮、玉門，日月所入。有灵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13〕128
　　谨按：《吕氏春秋》与《山海经》二书皆巫彭、巫咸并提，则彭与咸是二人。由巫彭与巫咸系二人这一点再回过去看彭咸水死说，就会发现问题的症结，二者可以都是古代贤大夫，但说二人都投水而死，除非有足够的材料证明，否则最多只能以巧合作解了。也就是说，彭咸水死一说目前尚无文献依据。
　　那么，从王逸到颜师古、洪兴祖，再到晚近诸家关于彭咸“不得其志，投水而死”之说又因何而起呢？原来这里有一个倒置的因果链，因为屈原投水而死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生活时代离屈原并不遥远的贾谊（前200前168）和司马迁（前175前87年前后）都先后到过现场，同时屈原又反复说过“愿依彭咸之遗则”、“将从彭咸之所居”，因而就逆推彭咸亦系投水而死。关于这样一个倒置的因果链，俞樾（18211907）和林庚（19102006）都已经发现，前者在所著《读楚辞》中说：“彭咸事实无可考，特以屈子云‘愿依彭咸之遗则’，而屈子固投水而死者，故谓彭咸亦投水而死，窃恐其诬古人矣。”〔14〕1、2后者详揭彭咸与自沉无关的证据之后说，“事实上在王逸之前并没有人认为彭咸是沉江而死的”，“王之注彭咸或者正由于这申徒狄（俞按：申徒狄，殷人，谏君不听，负石沉渊而死）之误，复惑于‘从彭咸之所居’一语，于是反以屈子之死来注彭咸，屈子既沉于江，彭咸岂可不沉乎”〔15〕77、78。类似这种从结果逆推前因进而立说的现象在屈原研究中并不鲜见。
　　现在的问题是，遥远年代的巫彭与巫咸与屈原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们何以能使屈原念兹在兹地“依彭咸之遗则”、“从彭咸之所居”？可惜的是，不仅楚辞中彭咸的身影只是偶尔露峥嵘而已，就是先秦其他文献中，我们能看到的也就是大巫和医筮的发明者形象，与屈原步趋唯谨的领路人角色有甚大距离。换一个角度，我们却发现楚辞中倒有四位为屈原指点迷津的巫师，一名灵氛，一名巫咸，一名巫阳，一名郑詹尹：
　　索琼茅以筳篿兮，命灵氛为余占之。
　　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
　　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历吉日乎吾将行。
　　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以上《离骚》）
　　帝告巫阳曰：“有人在下，我欲辅之。魂魂离散，汝筮予之。”巫阳对曰：“掌梦，上帝其难从。若必筮予之，恐后之谢，不能复用巫阳焉。”（《招魂》）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竭知尽忠而蔽鄣于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往见太卜郑詹尹，曰：“余有所疑，愿因先生決之。（《卜居》）
　　其中，巫咸与巫阳皆已见前揭《尚书》《世本》《庄子》《周礼》《吕氏春秋》等同期或者更早的文献，灵氛则是新面孔，但姜亮夫谓此灵氛即《山海经大荒西经》的巫朌〔16〕83，灵是楚辞中常见的敬称，巫则是其职业或因官而氏；氛、朌古音同属非纽谆母，故得相通，姜氏之说可以采信。巫咸诸人在《尚书》等典籍中已见其大名，到屈原时还能为人迎神占筮，这倒不是说这些为人们指点迷津的巫师们有这般长寿，能从殷商大戊时代一直生活到战国后期，而是当时人的一种称谓习惯所致：以某一种职业的杰出人物特别是祖师来指称该职业的优秀从业人员，如以扁鹊称名医，
　　以造父称名御，以鲁班代名匠，以王良代造车高手，以伯乐代相马高手，以致后人阅读上古文献时每每遇到重名的问题。这里的巫咸、巫阳、灵氛显然都是旧时神巫，屈原是无缘见面的，站在屈原面前的是当时的神巫或神算，诗人之所以称他面对的巫师为巫咸、巫阳、灵氛，无非是出于对这些巫师的敬重。同时，作为诗歌这一种文体，自然无妨采用借代手法，如《离骚》前文的正则、灵均、蹇修、女媭、灵修之类，皆不必视为实名，这一点，黄灵庚先生也已曾言及，他说：“巫咸，神巫通名，不可坐实。”〔17〕445
　　《卜居》中的太卜郑詹尹是《楚辞》屈作中唯一实名的卜师，从詹尹的地位和屈原问疑的时间（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卜居解题》：“此‘三年’未知何时，详其词意，疑在怀王斥居汉北之日也。”〔3〕153）看，我们有理由将他与前面的巫咸、巫阳、巫彭、灵氛等联系起来，但文献不足征，包括诗人称作巫咸、灵氛的一位或几位巫师真正的姓氏、里籍、行迹皆在未知之列，只能存疑。可是，从诗人多次讨教并以之为榜样（《抽思》：“指彭咸以为仪。”）等情状可以推知，这一位或几位巫卜的道德学问肯定十分优秀。同时，从“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离骚》）一语还可以推知，在诗人创作《离骚》之时，有一位曾经给予屈原指点迷津的高人已经离世。
　　问题的解决之二：“从彭咸之所居”之“居”系安顿的意思
　　“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而外，《楚辞》中凡可视为屈原作品的，其中之“居”或用作动词，可作“居住”解，如《九歌大司命》：“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天问》：“靡蓱九衢，枲华安居？”《涉江》：“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哀郢》：“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悲回风》：“愁郁郁之无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或用作名词，可作“居所”解，如《思美人》：“情与质信可保兮，羌居蔽而闻章。”《远游》：“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召丰隆使先导兮，问大微之所居。”《招魂》“魂兮归来！反故居些。”“魂乎归来！居室定只。”又有由名词而来的“处置”（《周礼考工记弓人》“居幹之道”孙诒让正义）、“所以自处之方”（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卜居解题》）之义。这第三种意义实由前两种意义引申而来，让自己居住在某处或给自己找一个处所即“自处”；落实到“彭咸之所居”一语，动词“居”的宾语如果不是彭咸自己而是诗人屈原，就相当于《论语公冶长》“臧文仲居蔡”之“居”的用法，犹安顿、安排，《礼记檀弓上》“居父母之仇如之何”之“居”亦其义也。此句犹谓“听从彭咸的指点”、“依照彭咸的安排”。
　　那么，关于“彭咸”的指点和安排，具体有哪些内容呢？答案恰恰就在《离骚》的前文中。
　　（灵氛）曰：“两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岂唯是其有女？”“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
　　（百神）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汤、禹俨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恐鹈鴃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11）
　　灵氛的态度清楚明白，即远逝求女。百神的告诫则历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解，董楚平先生总结道：“一说是上天下地，远逝求女；一说是‘犹云姑且俯仰浮沉，忍而暂留于此，不必皇皇焉远逝以求合也；尤非劝其过都越国，上下求索之谓也。其意与灵氛绝不同。’”（游国恩《离骚纂义》）〔18〕83董先生的判断是：“从下文来看，后说较长。‘升降上下’，犹俯仰浮沉，只‘求榘矱之所同’，不计地位之高低。”〔18〕83游、董二先持论平实可信，唯董先生于“下文”的内容引而未发，今试为之补证：下文云：“何琼佩之偃蹇兮，众薆然而蔽之？惟此党人之不谅兮，恐嫉妒而折之。”诗人志洁行芳，党人嫉妒打压无所不用其极，这是接着“求矩矱之所同”的话头而说的，诗人求而不得，无和同可言。“椒专佞以慢慆（王逸《章句》：“一作‘谄’。”据义当从）兮，榝又欲充夫佩帏。既干进而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这是针对百神所举挚、皋陶、傅说、吕望、宁戚等先贤遇明主而偶合的话头而说的，诗人说现在可没有汤、禹、武丁、周文、齐桓一流的明主，举目皆是专横谄佞之辈，他们又怎能敬重志洁行芳之士？“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二句分别针对百神的告诫和灵氛的指点，既然离心离德者无法求得“矩矱之所同”，就只能放下百神的告语，听从灵氛的安排了，即“远逝以自疏”。作品所以这样安排，一则是诗人复杂心理的真实写照，二则也符合诗歌旋律跌宕起伏的形式要求。
　　屈原又是如何“从彭咸之所居”的呢？《离骚》文本中，在叙述灵氛占筮和百神祭祷以后就有相应的交代：
　　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历吉日乎吾将行。折琼枝以为羞兮，精琼爢以为粻。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
　　“远逝”的路线呢？《离骚》中依次是昆仑天津西极流沙赤水不周西海，所有这些，都与“故宇”、“故都”相反相对。对照灵氛的指导（“所居”），可以发现，在灵氛那边，还只是泛泛的“远逝”而已，尚无具体的方向与地点。但在诗人的“远逝”中，却有了诗中所示的具体的方向和路线，于是就冒出了一个新问题：为什么是西方？姜亮夫先生曾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譬如在所著《楚辞今绎讲录》中，他说：“从楚国的历史看，向南方开拓是楚国的国策，所以到南方是要找一个安家的地方。而西方则是追念祖先、寄托感情的地方，因为楚国的发祥地在西方”，“诗中说要到昆仑，实则是到祖坟上去哭诉，因为昆仑是楚之发祥地。”〔19〕29、46这里本人提供另一种猜测，由于中国大陆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北面是大漠，东面、南面是大海，所以先秦时期的中外交通其实就是中西交通，几乎没有另外的选项，因而也未见与其他方向交流的文献记载，燕齐方士海上求仙和徐福东渡之类等则已在屈原之后了，这是其一；其二，周穆王的游历是先秦时期人们“远游”所能够达到的一个标杆，也是一种榜样，所以，诗人“远逝”所至之处如“昆仑”、“流沙”、“赤水”，以及《离骚》前文提到的“县圃”都能在《穆天子传》中找到对应的地名，而且，诗人“远逝”的方式，如“麾蛟龙使梁津兮，诏西皇使涉予屯余车其千乘兮，齐玉轪而并驰。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几乎是穆天子西游的诗歌版。
　　余论
　　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乱，理也。所以发理词指，总撮其要也。屈原舒肆愤懑，极意陈词，或去或留，文采纷华，然后结括一言，以明所趣之意也。”〔1〕47王逸先说“乱”是理，是发理词指，总撮其要，即总结、整理前文思路；又说“结括一言，以明所趣”，似乎《离骚》的这四句乱辞同时承担了两种功能，这般言说貌似全面，实则含糊其辞，因为若仅仅是总结整理前文思路，则乱辞中未必有新的内容，如“彭咸之所居”本可以在前文中获得照应，如上文所论；如果“以明所趣”，则乱辞中当有新的内容，而在前文中不必交代。关于这一点，蒋骥谓“《离骚》（俞按：这里指楚辞屈作部分）二十五篇，乱词六见未可一概论也”，游国恩则认为：“乱为乐节之名，亦有整治之意，故王逸注《楚辞》，韦昭注《国语》，并以总撮一篇之要为解。刘勰所谓归余于总乱，乱以理篇者也。蒋氏用摭《楚辞》诸篇乱辞之不同者，以为不可一概而论，此蔽于实之患也。”（12）韦昭（204273）、游国恩等的理解是对的，蒋骥的“未可一概论”则是源于王逸的两可之论，而正是这个于训诂无据也于文本无据的“以明所趣”说，又成为后来学者们关于屈原从彭咸水死说的依据。事实上，《离骚》的乱辞只是对前文的总结，一是国无人莫我知、莫足与为美政，这主要是诗歌的前半部分；二是不再留恋故都，远逝以自疏，而这正是郑詹尹一类的卜者、巫师为诗人指出的道路。当然，长歌当哭、舒忧娱哀是一回事，诗人最后是否能彻底割舍这一份乡邦情结是又一回事，所谓“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是也。
　　鸣谢本文曾在2009年中国深圳“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屈原学会第十三届年会”上交流，会议期间本人得到了浙江师大黄灵庚先生的指点，之后又与董楚平师、罗家湘、马世年等就相关议题进行过讨论，获益良多，谨此一并致谢。
　　注释：
　　东汉王逸章句，北宋洪兴祖补注，白化文、许德楠、李如鸾、方进点校，《楚辞补注（重印修订本）》，中华书局，1983，第47页。本文引《楚辞》诗句皆源于该本。
　　如南宋魏了翁《经外杂钞》云：“《悲回风》、《惜往日》，音韵何凄凄？追吊属后来，文类（宋）玉与（景）差《悲回风》章，‘吴信谗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后忧’，吴之忧，楚之喜也。置先王之积怨深怒，而忧仇敌之忧，原岂为此哉？又言‘遂自忍而沉流’，遂，已然之词，原安得先沉流而后为文？此足明后人哀原而吊之之作无疑也。”（见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第159册，总第853册，页96）近世刘永济《屈赋通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所附之《笺屈馀义》从该篇联绵词的使用与屈原所处时代不合的角度提出质疑，闻一多《论〈九章〉》（《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1期）、林庚《说〈橘颂〉》（载氏著《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页139144）等论文更有深论，时贤张树国、马立军、何金松等皆续有补证。
　　参见游国恩主编，董洪利、金开诚、高路明参校，《离骚纂义》，中华书局，1980，第505506页。
　　汪瑗生年无考，但焦竑在所著《楚辞集解序》中说到：“君既逝之五十年，子（汪瑗之子）文英欲梓行之，以公同好，而属余为弁。”序末题作时为“万历乙卯（1615）春日”（收入《续修四库全书》集部楚辞类，总第130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页1314），则汪瑗卒时在1565年左右。
　　王逸《章句》：“遗，余也。则，法也。”洪兴祖《楚辞补注》，第13页。
　　《悲回风》中五处涉及彭咸的诗句皆无从之投水之意，俞樾《读楚辞》已详为之辨，可参看。
　　马茂元说：“居，指居住在屋子里的时候，对前‘登石峦’而言。”见氏著《楚辞选》，第176页。
　　王逸《楚辞章句》：“虽在山泽，名宣布也。居，一作‘重’，一云居重蔽而闻章。”《楚辞补注》，第149页。
　　上引钱杲之《离骚集传》云：“灵氛谓两贤必相合，如原之贤，孰有忠信修洁知慕之者乎？”（第9页）马世年《〈离骚〉中的卜筮与祭祷灵氛占断与巫咸夕降之关系新论》一文据上古尤其是南楚卜筮程式和汤炳正、黄灵庚等先生的研究成果，认为这四句是灵氛第一次占卜的兆辞，其说可信，故从之，文载《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第5962页。
　　马世年上文认为这四句系灵氛习卜（第二次占卜）的兆辞。
　　（11）黄灵庚《楚辞章句疏证》注意到敦煌本隋代騫公《楚辞音》残卷的记载，云：“于月反。曰，灵氛之辞。”指出“勉升降以上下”一句为灵氛占辞，发人之所未发。但“勉升降以上下”一句与下文为一个整体，騫公之意并不是仅此一句为灵氛占辞，而是还包含下文“使夫百草为之不芳”的一段文字。同时，黄先生据此认为“勉升降”一句“当是错简”，并云“騫公所据隋本犹未乱”，恐亦未允。因为騫公的裁断只能说明对“勉升降为之不芳”一段的言主归属在隋代已有歧见，或归之百神，或归之灵氛，后来钱杲之、蒋骥则以为指巫咸。但是，“皇剡剡其扬灵兮，告余以吉故”之“皇剡剡”一词只能修饰“百神”，而于巫咸、灵氛无涉（在祭祷仪式中，即使是巫咸代百神而言，
　　那真正的言主还是百神），王逸《章句》云：“言皇天扬其光灵，使百神告我，当去就吉善也。”（《楚辞补注》，页37），看来更早的观点是将该章言主归诸百神的，马世年上文据上古习卜、祭祷的程式，也推断该章诗句系百神祭祷之辞，今从之。
　　（12）游国恩主编《离骚纂义》，页497。三国吴韦昭《国语解鲁语下》“其辑（商之名颂十二篇）之乱”下注曰：“凡作篇章，篇义既成，撮其大要为乱辞。”《国语》，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217页。
　　【参考文献】
　　〔1〕洪兴祖。楚辞补注〔M〕。重印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
　　〔2〕朱熹。楚辞集注〔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
　　〔3〕蒋骥。山带阁注楚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
　　〔4〕马茂元。楚辞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5〕钱杲之。离骚集传〔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
　　〔6〕汪瑗。楚辞蒙引〔M〕续修四库全书集部楚辞类：总第130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7〕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上〔C〕殷都季刊：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文集，1985。
　　〔8〕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M〕。清阮元校刻本。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9〕郑玄，贾公彦。周礼注疏〔M〕。清阮元校刻本。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
　　〔10〕郭庆藩，王孝鱼。庄子集释〔M〕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81。
　　〔11〕沈约，洪颐煊。竹书纪年〔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12〕高诱。吕氏春秋〔M〕诸子集成：第六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
　　〔13〕郭璞。山海经〔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14〕俞樾。春在堂全书〔M〕俞楼杂纂：第二十四卷。德清俞氏出版，清光绪28年（1902）。
　　〔15〕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6〕姜亮夫。重订屈原赋校注〔M〕姜亮夫全集：第六册。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17〕黄灵庚。楚辞章句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8〕董楚平。楚辞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9〕姜亮夫。楚辞今绎讲录〔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