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身患绝症的农村孩子靠谁来保障

　　比较起“国民经济”来，国民的健康和幸福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光谈“发展”不行，还要谈“保护”和“保障”，否则好不容易到手的东西，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丧失殆尽。而解决问题的出路是寻求制度性的解决方案。
　　6月20日下午，我们一行人来到北京人民医院的附近的一家银行，以“温铁军”的名义建立了一个账号，目的是为北京密云县一个12岁的白血病患者，募捐移植骨髓的手术费。之所以去了一小群人，是因为这些钱来自众人，我们六个人受委托对这笔钱进行管理，必须把钱用好，决不能让它们流入别处。中国政法大学二年级学生刘名雁同学提出的办法是：由我们六个人每人输入一个数字，这样只有等到我们六个人全部在场时，才能提出这笔款。
　　当我们六个人依次排好队，一人按一次键把密码输了一次又一次时，柜台里面的银行职员小姐也发出微笑，表示赞许。虽然大家表面上都没有说什么，但是在我们之间，能感受到有一种力量悄悄传递，是那种叫做“团结一致”的力量，是人与人合作办事情的力量。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到了自己沉甸甸的责任感。
　　事情起因于北京师范大学学生社团“农民之子”在郊区支教，从一位小学校长那里听说，一个叫穆玩宇的小男孩五岁多便得了这种病，但是仍然坚持上学，成绩很好，喜欢读书。校长发出的感叹被大学生们记在心里，他们进一步了解到：这孩子已经找到了相匹配的骨髓，却是没有钱动手术。“农民之子”的哥哥姐姐们立即开展了救援活动。找到我们这些人也是一种缘分吧。
　　每个人都不难想象，这种情况多么屡见不鲜。因为无钱医治而离开这个世界的人们，肯定不在少数。并且一个人生病，会令全家陷入窘迫，陷入赤贫。去年我回母亲的老家江苏阜宁时，听表姐们讲，现在农民感到负担比较重的一个是孩子上学，另一个是生病。我放在心里衡量了一下：这两条，对城里人同样也是负担。
　　说到底，现在个人之间的援助总归是十分有限的。光靠周围认识的人伸出援手，相对一笔昂贵的医疗费用，仅仅是杯水车薪。实际上，我对于这次募捐，并不抱有太大的期待。当天回家之后，我给邮箱里近百个朋友发去email，但是收到的回信不过数十位，我把这视为正常。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日常生活，有自己必须付清的一连串账单和种种烦恼。
　　然而，人的生命毕竟只有一次。这惟一一次机会，对于任何人都是同样宝贵的。当我看见穆玩宇小朋友在医院的长凳上熟睡的时候就这么想。这孩子长得虎头虎脑的，因为吃激素的缘故，有些发胖。大热天，他还穿了一双白色的袜子，说要遮住不久前在公共汽车上磕碰留下的小腿部淤血。他睡得很沉。对于这个世界，他还没有来得及了解更多。
　　解决问题的出路是寻求制度性的解决方案。有了制度，就有了常规性而不是光靠临时性；有了制度，人们就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寻求什么帮助，而不是抓瞎。
　　有关“制度建设”，国家就要化大力气。必须有人意识到，比较起“国民经济”来，国民的健康和幸福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光谈“发展”不行，还要谈“保护”和“保障”，否则好不容易到手的东西，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丧失殆尽。尤其是农村的医疗保障系统，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民的发财致富、改善生活质量便得不到保证。我有一位加拿大左派朋友早些年来中国，当她听说中国农民没有“公费医疗”，惊讶得瞪圆了眼睛。
　　所谓“制度性的解决”，实际上是可以几条思路并存、互补、分担：除了公共医疗保障系统，社会也可以建立自主的慈善机构、慈善医院，运用多种途径吸纳资金，向那些贫困的和最需要的人们提供援助；还有私人的基金会等等。
　　政法大学的刘名雁同学那天在现场向我们介绍了她的关于白血病保险的设想：每个孩子出生时，都投保一个有关白血病的险种，每月支付十元钱，一年120元钱，直至孩子长到25岁。这笔钱对于农村孩子来说，可能还是贵了点，可以采取更加灵活的办法。而当你自己的孩子长到25岁之后，你所投保的这笔钱还可以转到别的孩子名下，比如孙辈或者旁系亲戚，让他们继续受益。
　　走笔至此，到网上输入“农村医疗保障”这几个字，得到一则消息是“目前我国农村存在的多种医疗保障形式，只是由于总体覆盖率较低，大多不为人所知罢了”。看来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发展“多种形式”，而是要让人们知道这些形式，并从中直接受益。（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