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在中国，依法治国究竟是个什么问题？

　　2012年11月29日，“《财经》年会2013：预测与战略”
　　今年7月初的时候，有个地方请我去做一个讲座。开始跟我联系的时候说什么时候请我做一个讲座，我一看时间我说行，我说讲什么？他说讲依法治国，我说讲依法治国不应该找我，我是搞社会学的，你应当找法学院的教授和专家讲这个问题。但是，他说不行，他说市里领导说就让你来讲。这样，我就只能硬着头皮去了，但我想他让我讲也有一定的道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现在依法治国的问题，法治的问题，已经不简单是一个法律的问题。
　　所以，到了那儿我首先就讲一个问题，我说现在依法治国对于中国来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我说现在依法治国对于中国来说已经不是说哪条法律健全不健全的问题，甚至都不是哪条法律制定出来了能不能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有法不依的问题。我觉得已经不是这样的问题了。
　　那么，依法治国在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政府，还能不能在整体上真正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转的问题。从更现实的角度上来说，就是我们破坏法治破坏了这么多年，造成了无数的问题，现在我们还有没有办法能回到法治轨道上来的问题。我觉得中国依法治国实际上已经是这样的问题。
　　所以，现在我首先就来谈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这个政府还能不能在整体上真正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转的问题。前一段时间江平教授就讲过一句话，说在维稳当中中国的法治是一个大倒退。最近这些年，我们对法治的破坏已经不是一般的破坏了。我觉得这个破坏表现的最为突出的，最为严重的是在什么地方呢？是这些年我们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和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完全格格不入，而且是越走越远的这样一种政府的运作模式。
　　为什么这么说呢？各位可以想，一个依法治国最基本的原则是什么？你一届政府也好，政府的领导人也好，办事人员也好，最高的原则是执行规则，执行法律。但是，假如说就是严格的按照规则，按照法律来办事儿，这事儿没办好怎么办？首先不能追究你的责任，不能拿你乌纱帽是问，首先得反思这个规则是不是有问题，然后通过改进这个规则，改进政府的工作。但是，各位可以想，在最近这些年维稳的过程当中，我们形成了一种什么的政府的运作模式呢？最简单的说，就是我就要一个结果，怎么做，我不管。这个模式可以说是一个极为恶劣的模式。你看我们现在维稳是这套，反正你这个地方不能出事儿，怎么不能出事儿，你自己想办法。计划生育是这一套，反正孩子不能生下来，至于怎么不能生下来，还问我吗？自己想办法去。包括现在日常工作的运作，我们都是这样了，前几天我碰到一位税务局长，他说我跟谁讲理去，我今年税收任务的增长就是20，我们这破地方今年经济增长7都到不了，但是税收增长就是20，市政府定的硬指标，怎么去征，你自己的事儿，你想办法，你征得来征不来，征不来趁早说话，有征得来的，把这局长让给别人当就行了。
　　现在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这么运作的，结果是什么呢？我前些天提出了一个概念，但是这个概念太难听了，一般我不愿意说这个概念，我把它叫做“作恶授权”。在这样一个政府的运作模式当中，你可以看到它实际上有一个授权的过程，就是我默认甚至鼓励你用违反规则，违反法治的方式做这个事情。为了达到我的目标，你可以不择手段。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法治的破坏，不是那种支离破碎的破坏，而是形成了一个整个的和法治社会格格不入的政府的运作模式。这是我当时讲这个问题的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刚才我说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我们现在还能不能真正回到法治的轨道上来。我们现在政府老讲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各位可以想，哪儿这么简单的事儿？有人把它想的比较简单，说我今天破坏法治了，明天不破坏了，回到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这不就依法治国了吗？但是，哪儿这么轻松的事儿？你今天说回到法治的轨道，我按照法律办事，昨天的事儿怎么办？你刚做的，用违反法律的方式来做的，你解决不解决？那把昨天的解决了，前天的一堆这事儿呢，都跟这差不多，你怎么办？所以，现在我觉得，从现实来说，我们现在能不能真正的回到法治轨道已经是一个问题。所以，今年年初我写过一篇文章，说了一句话，叫“走远了，回头都难。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从世界上很多地方来看，在社会转型时期，很多地方都面临过这个问题，包括台湾蒋经国转型的时候当时也面临过这个问题，当时叫历史共业，有点历史遗留问题的意思，最大的历史共业当然就是“二二八”了，这大家都知道。
　　从世界上各个地方的情况来看，如果还能够用体制内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都没有。什么办法？拦腰一刀切断，做一个切割，从今天开始，重打鼓另开张。老问题办法解决，新问题新办法解决，把过去的问题作为历史遗留问题，想个办法一揽子解决，然后从今天开始重打鼓，另开张，轻装上阵，不留后患。我觉得现在中国的问题已经是这个问题，越早回这个头，越及早切割越主动，越晚越被动。而且如果拖下去，将来能不能切割都是一个问题。因为切割时需要条件的，要有一个宽松的氛围，政府有决心，有诚意，老百姓有宽容，有谅解，这样才能进行切割。
　　那么现在中国还有没有切割的条件呢？我个人的看法，还不能完全说没有，但是已经相当的不乐观。我还得说一句比较难听的话，我觉得就现在的情况来看，老百姓还残存着一点对我们政府的信任和感情。由于这一点，有的问题真的解决不了了，有时候你道个歉，意思一下，有的人说不定还会感动的泪水涟涟。但是我觉得，问题泪水涟涟可能涟涟不了几年了，510年到头了，十年可能到不了，五年可能差不多了。如果到时候他都泪水涟涟都不泪水涟涟了，那怎么办？那就说明切割的条件已经失去，切割的机会已经错过，切割都已经不可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那时候只有唯一的一条路，什么路？武力维稳，谁不服，我就镇压，能维一天是一天，小车不倒只管推，哪天倒了哪天算。如果要走到这条路上来，我们这个社会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所以，现在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十八大”之后中国开启新的十年的时候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得意识到，我们现在是站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可能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就是这一次的机会。现在，需要我们有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历史的担当，真正有勇气，通过一场改革做这个切割，然后把这个国家真正的引向法治国家的轨道，那将来才是真正的长治久安。
　　问答环节的发言：
　　对于吴晓灵女士的意见，我非常同意，就是落实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责。在这当中我觉得至少有三点，一个是对于财政预算的监督作用，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实质性的内容。第二个，对于官员的问责制度。第三个，重大立法和决策的辩论质询制度，如果有这三个，我觉得首先就开了一个很好的头。所以，我想这个切入点，人大应当说是现在可以用的一个不错的框架，这是第一个问题，切入点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刚才姚洋教授提到是动力的问题，动力究竟从什么地方来？我前几天在广东开会，我听到比较多的一句话就是叫形势比人强。我觉得中国社会真正将来的动力可能在这儿。前些天美国的裴敏新教授写过一篇文章，我概括成八个字，叫体制未改，生态已变。过去这十年，体制有多大的变化吗？没有，但是整个社会的生态已经发生了变化，裴敏新把它叫做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已经发生。最简单的事实是，政府感叹队伍不好带了，老百姓不好管了，政府说的那些话，老百姓也不信了。所以，可以看到这个社会在静悄悄的发生着变化，这就是逼迫中国进行变化的真正的动力。裴敏新讲，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希望他们走到这个东西的前面，但是他无论如何要对这样的危机和矛盾作出反应，这个反应的过程就是改革的过程。所以，对这个动力，刚才姚洋教授说我是比较悲观的，我想，不要太乐观，也不要太悲观。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