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惠柱：宣泄是“净化”还是“激化”？

　　上海地铁站里出现了一些“宣泄柱”，叫人拳打脚踢宣泄愤懑。电视记者说很多路人都表示支持，一位被采访者说：“国外这样的很多，让我们也来宣泄一下挺好。”
　　其实，只要是好玩意儿，管它国外有没有？但据我所知，欧美的公共场所并不鼓励任意宣泄。上街游行是法律允许的，那是用和平方式发表言论，而且是在警察批准之后，按规定的路线走。但我们这里常听说的教人揍橡皮人的“出气室”之类，却属罕见。我在北美七所大学，送孩子上过多个中小学，还问过不少欧美学者，都说没见学校里有“出气室”，那大概是日本人发明的他们信武士道。“出气室”毕竟还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在讲公共秩序的地铁站里叫大家来对根柱子拳打脚踢，估计哪国人都会皱眉头。
　　不过“宣泄”这一理念倒确是来自西方中国有些媒体喜欢把它当成“普遍人性”的需要。是这样吗？请来看看欧亚两洲的经典。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提出宣泄净化说（Catharsis），解释希腊悲剧为何偏爱反人性的恶性情节后来弗洛依德说得更直白：你下意识里害怕哪天会弑父娶母吗？会杀孩子以惩罚不忠的丈夫吗？要使这些悲剧不至发生，就把这些恐惧演出来，演《俄狄浦斯》，演《美狄亚》，宣泄出你内心深藏的情结，你就能让心灵得到净化，现实生活中就安全了。
　　这个说法在传统亚洲人看来匪夷所思，别说这种情节不能演，连有这种念头都太可怕。很多人每天祷告冥思，就为了控制心理，使之不生邪念，他们是通过自省自制来达到净化；舞台上只能推崇美德，如克制和忍让等等。中国的戏曲喜欢大团圆，再苦的戏最后也要“化蝶”，以抚慰哀伤的心灵。印度的古典更“和谐”，在最著名的梵剧《莎恭达罗》中，女主角和下乡打猎的国王一夜情生下了孩子，分离多年后终于团圆，方知孩子他爹是国王，高高兴兴入了后宫，成了国王的众多妻子之一。东方戏剧往往编织出一个比现实美得多的童话，希望生活也能那样“好”；西方悲剧老是展示出一个比现实惨得多的噩梦，希望生活不至那么坏。那“希望”能不能实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的心理满足。可是，东西方人的心理需求一样吗？
　　一定有人会说，那都是老皇历了，只能反映文化隔绝时代东西方人心理的差异，现在已经世界大同、人同此心了。是这样吗？我有个近期的例子。一次课堂上学生即兴表演一个师生冲突的情境，演学生那位的激烈表现让同学很吃惊，后来她说是因为想起了和以前老师的一次冲突，越演越来气。这练习本来意在通过宣泄达到净化，结果却成了让死灰复燃还火上浇油，再现那本已不想的不快往事，激发并放大了当时的情绪。这么说，虚拟的表演并不一定“净化”，也有可能“激化”？我当即问在场学生，一半以上说用动作再现负面情绪导致“激化”的可能大于“净化”。其实，激化不正是毛泽东革命文艺的理想？《白毛女》在延安演出，观众不但没有因为得到宣泄就被“净化”了，还纷纷报名参军去打地主，甚至有人当场举枪要打台上的黄世仁！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和巴西导演兼社会活动家奥古斯特伯奥也持同样观点，要用戏剧来激起观众采取行动、改变社会。伯奥还专门著书《被压迫者的戏剧》，批评了亚里士多德的“净化”理论。
　　可见，2500年的经典“宣泄净化说”即便在西方也不是天经地义，更和太多中国人的心理相悖。反过来说，宣泄是否一定会导致激化？曾经提倡用文艺激化阶级矛盾的革命党在执政以后是否还要激化？应不应该鼓励宣泄？如不应鼓励也不能压制又该如何引导？有什么办法能达到净化？不同的人群对冲突有哪些不同的心理特点？这些都绝不仅是文艺理论的问题，更和社会管理方法密切相关，关系到亿万人的心理健康和社会的稳定，亟需深入研究。既不能迷信西方理论，盲目以讹传讹，也不能拍脑袋想当然，必须做大量实验，积累数据进行分析，才有可能得出可信的结论。我们刚开始做了一点点，还远远不够，希望有更多有心人来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