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于华：直面矛盾，重建社会

　　本年4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下称课题组）发表《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报告，报告指现有的维稳思路和工作方式不足以化解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提出必须彻底转变思路，形成维护社会稳定的新思维，把利益表达和社会稳定作为同等重要的双重目标，以法治为核心，推进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与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建设，形成社会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引知识界和媒体的热烈讨论。
　　近日，以清华社会系孙立平、郭于华、沈原、晋军等，再加上政法大学应星和毕向阳、北京大学周飞舟所组成的课题组，发表了《走向社会重建之路》，为直面当下社会矛盾和出路的系列报告之二。报告开编就指出，中国经过了三十年市场化改革，经济社会生活在日益复杂化，对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急需一种更为有效的治理结构以应对这种挑战。报告提出只有通过社会的重建，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相互配合的治理结构，三者相辅相成，互补不足，，而非造就一种更强大的权力来包打天下，才能达致更有成效的治理能力。
　　《南风窗》特约记者卢思骋于共和国六十一岁当日，访问了课题组的郭于华教援。
　　《南风窗》：当前的社会矛盾越来越深刻，执政党近年做出许多努力，致力构建和谐社会。但是我们观察到，这种努力有时却吊詭地陷入一种维稳，越维越不稳的怪圈，个别一些地方本末倒置，维稳反客为主，变成目的，和谐成为动词，化作手段。课题组如何解读这个现象？
　　郭于华：课题组的第一份报告，主要讨论这种传统维稳思路，实际上把社会稳定与民众的正当诉求和利益表达对立起来，维稳变相压制了民众的正当利益表达，越维越不稳的怪圈就这样形成。因此，我们报告的核心观点，就是把维护社会稳定和使人民有正当的利益表达两者一致起来，所以提出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的建议，这里面要维的权，当然指的是合法的权益。
　　这是化解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方式，让社会有一个正当的机制，容许不同群体之间进行利益博弈。现时的问题在于强者太强，弱者太弱，没法博弈，社会根本没有这个机制。其实中国人是特别讲道理的老百姓，没有人愿意用血腥极端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的利益。凡是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都是老百姓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而且，当他无法去报复伤害他的施害者时，只能指向更弱的人。
　　权力与资本的叠加
　　《南风窗》：课题组提出社会重建的新思路，有着怎样的时代背景？为什么现在需要重建社会？
　　郭于华：首先，社会越来越不均衡：一是权力恶性膨胀，二是资本的恶性膨胀，再而是两者的叠加。权力失控，就是上面没有制约，下面没有监督，左右没有制衡。如此，权力必然是膨胀到一个恶性的程度，以至出现权力失控，为权力自身带来问题，甚至是腐败。权力失控也使得腐败变成难以治理的状态。
　　权力的任性专横、肆意妄为，并不罕见。在一些地方，官员大手一挥，随意就把老百姓几百平方米的房子拆掉，没有合理的协商机制，给补多少就是多少，老百姓不能讨价还价，不能提出自己合理的利益诉求。自焚、杀拆迁人员层出不穷，媒体报导的只是冰山一角。
　　另一方面是资本之恶。近年来一系列罢工和富士康事件，说明劳资失衡也是非常明显的。工人到底为什么最后选择了断自己年轻的生命？都是20岁上下的年青人，他们真的是绝望，看不到出路。在工厂里边，机械的、没有任何新鲜感、没有快乐、没有任何创造性的重复劳动，一天十几个小时，还要加班，然后回到冷冰冰的宿舍，同住的人不知到对方的名字，互不关心。人是社会性的人啊，你让他失去社会生活、失去社会性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可能出现的。
　　资本之恶和权力之恶的叠加，形成进一步的社会失衡。国家的税收年年以两位数百份比增长，可见这个权力的实财力是非常雄厚的；另一方面，它又反过来配置、甚至垄断市场资源，导致分配失衡，让很多弱势群体没有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这个维度不可或缺：既是制约权力，又要控制资本。这三者的关系应该是比较均衡，能够彼此制衡，相互补充，相辅相成。但目前在中国，社会太弱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南风窗》：几年前，清华大学学者秦晖曾经提出第四部门的概念。他用了两个轴，划分了四个部门，横轴是强制和自愿，纵轴是公共和私人利益。第一部门（政府）就是用强制性的手段达成公共利益，第二部门（市场）就是用自愿的手段去实现私人利益，当这两个部门双重失灵时，第三部门就用自愿的手段去实现共同利益。秦晖进而提出第四部门的存在，就是用公权力去达成私人利益。换句话说，就是官商勾结，贪污腐败，或吴敬琏早年提出的权贵资本主义，或执政党提出政府要有所提防的特殊利益部门。应如何面对秦晖所说的第四部门？
　　郭于华：其实我们的报告正是要面对这个问题。只有通过社会建设，才能形成比较有效的社会治理结构。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都需要这样一个正常的、较均衡的、比较有效的治理结构，而不是由权力来包揽一切的，也不是仅仅靠市场看不见的手来把这一切都配置好的。必须是多元的，也就是权力的归权力，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三者各司其职，各守本分，互补互助，相互制衡。
　　当然，其前提是让社会有一个正常的发育空间。中国的现实是社会非常弱小，真正高瞻远瞩的话，应该让社会逐渐地成长起来。
　　权力、市场、社会的三角关系
　　《南风窗》：共和国今天进入到第61年了。权力、市场、社会的三角关系在共和国历史下，如何回顾，如何展望？
　　郭于华：前三十年，共和国是以政治整合替代社会整合的“总体性社会”，是一种结构分化程度很低的社会，也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的社会。在这样的体制模式中，国家对经济及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全面的掌控；政治权力渗透于各个领域，整个社会生活的运作呈现高度的政治化和行政化的特征。
　　“总体性社会”固然迅速而有效地结束了战乱和动荡，一盘散沙的社会被高度组织起来，强大的动员能力使国家快步走上经济建设之路。但在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的弊端：国家动员能力极强而民间社会极弱；缺乏中间阶层的作用，国家直接面对原子化的民众，其间缺少缓冲地带；不仅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很弱，甚至社会本身的存在空间都被挤压得十分狭小；缺少自下而上的沟通机制，民众的意见凝聚和表达缺少必要的制度渠道。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弊端由此而生，到文化大革命而至其极，于是，这种体制模式也走到了尽头，改革开放成为历史的必然。
　　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的改革本来就是总体性社会难以为继时的必然选择。以市场化取向为首要目标的改革，将经济体制从行政权力的控制下释放出来，从而形成自主运行、自我调节的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动力，创造了“中国奇迹”。
　　吴敬琏先生曾指出，一部分人曾经天真地认为，只要建立市场经济，经济繁荣和人民幸福就得以保证。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市场经济也有好坏之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同样会出现岔道和弯路。其中之一，就是偏离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方向，演变为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60年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已经用30年的实践证明了由权力包打天下是行不通的；我们又用了30年的实践明白了市场也不能包揽一切。在权力和市场之外，我们还需要一个健全的社会。
　　公民社会和能动社会
　　《南风窗》：上面我们谈到建设社会的现实和历史维度，在理论脉络下又当如何理解？
　　郭于华：现时一般对社会的理解，通常是并行于政治、经济、文化，是一个领域的概念，不言而喻，也就应该在政治经济之下。我们提出需要建设的社会，不仅仅是一个作为领域的社会，要强调的更多是作为实体、作为主体的社会，拥有相对于国家和市场的独立性、自主性、自治性。
　　相对于国家的“公民社会”和相对于市场的“能动社会”构成了社会的两个基本面向。因为只有制约权力，才能避免形成葛兰西（AntonioGramsci）意义上的所谓政治专制主义；也只有平衡资本，使市场不至沦为放任的、无所制约的，才能形成波兰尼（KarlPolanyi）意义上的受规制的市场，避免形成市场专制主义。
　　首先，葛兰西的公民社会概念，是相对于霸权而提出的。霸权是什么，就是经过同意的统治权，不单纯是依靠暴力的、强制的国家权力。霸权是经由公民社会生产的，是要经过人民同意的，是一种带有协商性的，我自愿接受你，但我对你要有质疑、制衡的能力，这样一种权力。葛兰西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是我们一个重要面向，不过我们更强调公民社会独立于国家权力并且对之加以约束的面向。
　　公民社会是建立在个人从事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的基础上并与国家相对应的一个公共领域。各种非政府组织、志愿性社团、慈善组织、社区组织、利益团体构成了公民社会的基本元素。在这个公共领域中，社会本着自我组织、自我规制的原则，在法治和民主协商的框架下自主运转，并与国家权力相制衡。
　　其次，波兰尼提出能动社会这个概念，实际上针对市场的过度膨胀。与市场扩张相抗衡的则是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面对市场的侵蚀，社会本身展开动员，产生出各种社会规范和制度安排，诸如工会、合作社、争取减少工作时间的组织、争取扩大政治权利的宪章运动等，以此来抵御和规训市场。这种对市场过程做出积极回应的社会就是“能动社会”。
　　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当前在中国要重建社会，有两个突破口：一是解决劳资关系的突破口，二个是解决官民关系的突破口。两者目前在中国社会都非常紧张，张力非常大。富士康事件揭示的，是不惜代价追求GDP增长的发展主义模式走到尽头了，所以我们需要能动社会的建设，确立让劳资双方进行利益博弈的机制，以均衡劳资关系，让工人的能力强一些，不能那么失衡。
　　瓮安事件、石首事件揭示的，则是于建嵘先生说的非利益相关的群体性事件，就是一些民众对官员、对政府往往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测，即使一件小事，哪怕跟个人没有直接利益关系，都可能成为导火索。这种普遍的不信任，我们归纳为社会信任结构崩解。所以我们需要公民社会的建设，促进民众的正当利益表达，形成社会协商机制，有助官民关系正常化。
　　《南风窗》：NGO的发展，是公共利益表达和民众的公共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在重建社会的命题下，NGO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局限在哪里？
　　郭于华：一般认为，NGO是公民社会的生长点。可是，发展不是数量化的概念，不是个数越多发育越好，不能光有数没有质。沈原提出“形同质异”的概念，就是说长得像，但内在的本质不是。我觉得这个里边最大的差异就在“自”和“被”之间的差异。真正的NGO应该是自律的、自己组织的社会群体，但是在中国且不说NGO，连志愿者都是“被志愿”、被组织、被掌控的，最不能被的都被了。
　　就中国社会现实而言，很多NGO都是从体制中出来，在人事关系、组织结构、资源配置上，和官方有很多很密切的联系，并未充份体现NGO应有的独立性、自主性。真正的NGO建设，应该跟社会建设是一个方向的。可是，制度上的制约，比如民间组织的合法性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所以我们的报告中很重要的一个建议，当局应向社会组织开放合法性空间。当然，NGO在发展过程中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官僚化、谁来制约他等等，但是起码你得先让他先长出来，然后才能往好的方向走。
　　《南风窗》：报告里边提出當前存在一种对社会的恐惧症。谁对社会恐惧？为什么形成这样的恐惧症？如何去克服这样的恐惧症？
　　郭于华：人们心目当中有一种魔障，我们给它命名为恐惧症。权力对社会的恐惧，用了一种假想敌的方式把社会视作洪水猛兽，对和谐稳定构成威胁。这是个天大的误解。我们在第一份报告中，提出“不稳定幻想”的概念，就是把什么东西都看成不稳定的因素，比如一个中学里边列了不稳定的因素，其中居然把学生对伙食有意见都列为不稳定因素。这豈非草木皆兵吗？“社会恐惧症”和“不稳定幻想”，有类似的比喻作用，指的是一种高度紧张、过度敏感，是一种病症的表现。
　　权力市场社会三者若然形成正常均衡的关系，良性互动，是有助于和谐稳定的。民众通过自我组织的方式，把诉求凝聚起来，在法制的渠道内，合理合法地表达，维护自身权益。相比像瓮安事件似的，哗地一下大家都上街了，突发性的，街头暴力的，不可预计的。你说哪个更有利于稳定？真正的社会建设，其实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
　　在这个意义上，维权就是维稳，不应当把它看得那么可怕。
　　建立重视社会的社会主义
　　《南风窗》：社会主义，顾名思义，理应是重视社会的一种政治主张。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重阶级而轻社会。应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更应重视社会建设？
　　郭于华：在学术脉络上，从经典马克思开始，后人一直对马克思的思想加以发展，其中形成所谓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确实并没有强调社会，他的核心概念是阶级，强调工人形成为有意识的阶级，才能向资产阶级斗争。但是马克思之后的一些杰出思想家，包括刚才提及的葛兰西、波兰尼，两人从不同面向推进，在马克思经典意义上把社会的概念突显出来了，贡献非凡。当代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学者布洛维（MichaelBurawoy），是前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他在葛兰西、波兰尼两人的基础上，提出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并指那种教条式地利用马克思理论的政治实践，最终只会埋葬马克思主义。
　　《南风窗》：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最终要灭亡，至今仍未实现。波兰尼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是在资本与权力进退的防御过程中，保障甚至扩大了社会空间，把社会的空间给定义出来了。可以说，资本主义在工人运动的压力下，也在被动地建设社会。
　　郭于华：我们在报告中也非常简要地回顾了这段历史。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垮台？美国在大萧条时，资本主义陷入空前危机，当时的总统罗斯福提出新政，其实就是给工人增加福利，实施社会保障，提升国民对经济的信心，然后消费力逐渐上来，最终走出大萧条。实际上，工人运动形成了对社会的保护，防止市场力量全方位地占领社会、侵蚀社会。
　　资本主义能够走到今天，恰恰是靠社会建设，靠社会力量自我完善，对权力和资本加以制约，把所谓的血淋淋赤裸裸人吃人的资本主义，变成了一个强调社会、提供福利、让大多数人还可以生活的新式资本主义。
　　这个历史的经验教训，说明人家资本主义都可以建设社会，那么以社会主义标榜的中国为什么不能建设社会呢？这个制度之所以称之为社会主义，就应该通过福利保障让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共享进步的成果，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最应该在这里体现。
　　《南风窗》：中国思想界在九十年代，有一个新左派和自由派的大辩论。新左派当时判断，中国的主要矛盾在于全球化扩张带来跨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矛头应当指向对资本的制约。自由派则认为对政府不应过度膨胀，对权力约束应该是争取社会公平正义的第一战场。后来秦晖提出，两派亦不宜硬搬西方的、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政治学观念，套在发展经验不一样的中国去阅读当前面对的挑战，双方有许多重叠的信念，应克服分歧，求同存异，守卫共同的底线。重建社会之说法，是如何从这个辩论演变过来的？在新左派和自由派之间，课题组如何为自己定义坐标？
　　郭于华：左右两派，都忽视了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社会。一方说要让市场经济自由发展，不应受权力控制；另一方说放任发展会有问题，需要用权力去制约它。这两种担忧其实都有道理，现实当中都有：既有权力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又有市场本身发育不完善，可是，仅仅诉诸于权力市场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中国最现实的挑战，还是资本之恶和权力之恶的叠加。在改革初期有一种想法，认为市场发展必定形成对权力的制约，市场进，权力则退。但我们发现，过去30年的实践，两者之间并非此消彼长、你进我退的关系。权力和市场联手获得巨大利益，超强权力。
　　所以我们提出，必须通过社会建设，制约权力，驾驭资本，遏止社会失序，这是摆脱今天中国困境的唯一出路。课题组是在秉持秦晖的立场，守卫共同的底线，知识分子应当团结，超越左右，克服派系，共同面对权贵资本主义，同时对权力保持一种距离警醒，用一种理性的、合法的方式站在社会的立场上，建设公民社会形成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建设能动社会对市场形成必要制衡；促成有限的政府、有边界的市场与自组织的社会三者之间相互制衡和良性互动。
　　来源：南风窗
　　特约记者卢思骋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