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宁：危险的善举

　　通过赢利性企业的产品与服务来造福于人类，远远比靠慈善来造福人类重要。创造财富比捐出财富重要。提供有偿的产品比无偿的助人为乐重要
　　在成功劝说40名美国亿万富豪公开承诺捐赠自己至少一半的财富之后，这个月底，巴菲特和盖茨将来到中国。他们拟向50位本土富人发出“英雄帖”，邀请他们参加二人于9月29日举办的慈善晚宴。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堪称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财主二人组（以下简称为巴比组合），其号召力不言而喻，人未到，劝捐的旋风已经刮遍中国。
　　自己捐出巨资并号召富人捐巨资来做慈善，这无疑是个很大的善举。但是世界上的许多善举，其中却可能隐含着严重的危险倾向。在我看来，巴比组合要在中国推动的善举，其中同样隐藏着危险的倾向。
　　在中国，劝捐也罢，逼捐也罢，其目标主要是针对民营企业家，而不是针对国企高管和更有闲钱的贪官，因为国企高管对其所管理的资产不能主张所有权。虽然民营企业家的自我感觉很好，但是与巨无霸国企相比，民企的财富不过是个零头。即便如此，国人心中仍有很强的仇富心理。这种心理中隐含一种看法，即民企的财富来源是不正当的，民营企业家都有原罪，只有把财富捐出去才能在道德上洗刷自己。巴比组合来华劝捐逼捐，或多或少为仇富心理在道德上打气，使财富有毒论、仇富心理、为富不仁的道德偏见获得了美国富豪的道德上的支撑。巴比组合自己行善积德没问题，但是假如站在道德高地上通过造势来劝捐逼捐，在道德上就有问题了。
　　巴比组合的善举还很容易产生这样一种误解：慈善家在道德上优越于企业家。对企业家来说，重要的不是作为企业家，而是成为慈善家；做企业家的成功，不是成功，当上慈善家才算是成功。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企业家首先应该是企业家。成功的企业家对社会的贡献远远大于慈善家的善举。在我看来，巴菲特的贡献，首先在于其集价值投资哲学之大成。这种哲学已使得无数的投资者受益；其次在于他成为讲道德的资本家的楷模；再其次在于他为其公司和社会创造的以千亿元计的财富；最后才是他承诺要捐出来的财富。比尔盖茨的贡献也很类似。他用他的产品把亿万人与电脑和网络的世界联通起来，并从此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他还用他的成功为无数青年创业提供了励志的典范。
　　这个世界可以少几个慈善家，但是不能没有巴菲特的投资哲学和微软的产品。从覆盖面上来看，巴菲特的价值投资哲学使许多人收益无穷，改变了占主导地位的机会主义投资理念，其所产生的财富，远远超出了巴菲特所能捐出的任何数量的金钱。至于盖茨，可以说，除一些苹果电脑外，世界上几乎每一台电脑里面都有微软的产品。有哪些人的慈善，能比巴比组合在商业上的成功给人类的造福更大呢？
　　很多人认为，通过慈善机构来增进人类福祉，在道德上和效益上高于通过赢利性企业的产品与服务来造福人类，还有一些人认为，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截然分明的高下之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通过赢利性企业的产品与服务来造福于人类，远远比靠慈善来造福人类重要。创造财富比捐出财富重要。提供有偿的产品比无偿的助人为乐重要。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后者离不开前者。前者是本，后者是末。没有前者，也不会有巴比组合。没有吝啬地积累财富在前，不会有巨额捐赠财富在后。
　　中国曾经走过一条不要私企只要雷锋的道路，这条路走通了吗？现在有人高呼，捐赠伟大，守财可耻。其实，捐赠并不伟大，守财并不可耻。不守财的人拿什么捐？巴菲特可能忘了他被CNN的老板泰德特纳逼捐的情形。1997年，特纳代美国政府捐给联合国10亿美元会费，同时也对其他富豪进行劝捐，而且特别向盖茨和巴菲特喊话，要求他们把财富捐出来。两人并未响应。在美国，巴菲特和盖茨当年都无数次抵制过劝捐，巴比组合在过去很长的时间内都饱受不肯为慈善捐钱的批评。
　　巴比组合的财富之和，可能多于今天任何其他二人的财富之和。然而，慈善不是一个拼钱的事，而是一个拼意义与价值的事。一味以捐多少论英雄，而不把重心做什么事上，岂不是“技术含量太低”？做善事，与钱的多少相关，但是又不总是成正比。我期待巴比组合不仅做有金钱含量的事情，而且更去做有“技术含量”的事情。譬如，美国的另一位富人索罗斯这次没有相应巴菲特的呼吁。但是他的捐赠更有意义。他最近捐出一亿美元所资助的事情，是政府和企业所力有不逮的，而且意义非凡。（人权观察组织将获投资大师索罗斯1亿美元资助）
　　巴菲特多次强调，他生在美国是幸运的。没有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保障产权的法治、自由而发达的市场，就没有如此成就的巴菲特，也不会造就盖茨和微软。如果把中国当美国，无疑是把天边的残云当作是远处的树林。这就犯了情景误置的错误。
　　巴菲特的投资哲学中有个著名的能力圈理论。然而，巴菲特和盖茨先生对中国不了解，对中国企业家真实的生存状态不了解，对慈善及劝捐意外后果不了解，对中国的慈善制度不了解，对中国政治制度不了解，对官方的意识形态不了解。这次，巴比组合走出了自己的能力圈。按照巴菲特一贯的看法，如果一个人不在自己的能力圈内做事，做法是很危险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作者系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