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中国的减少收入差距之战

　　中国刚出台的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让它赶上中国的GDP增长率。原因很简单：在过去10多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增长比GDP的增长缓慢许多，使它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小。
　　这种趋势造成了许多重大的结构性问题。增长缓慢的家庭收入抑制了私人消费，虽然市场有能力制造更多的消费品。它也促使公司的储蓄上升，因为公司收益的增长比家庭收入的增长快（也比总体的GDP增长快）。当公司把储蓄重新投资于其他领域时，可能反过来会导致更大的投资或资产泡沫。此外，很明显的，滞后的家庭收入也是中国出现贸易顺差的一个原因，低水平的国内消费使得中国的出口多于进口。
　　中国与GDP不成比例的低家庭收入，尤其是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还带来许多其他问题。的确，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家庭”都从快速增长的GDP中获得同等程度的好处。一些社会群体，如技工、工程师及金融业的职员等的工资大幅增长。都市人有城市户籍的人因为从政府的教育体系和社保体系获益，收入也增加了。此外，随着公司利润的增长。那些通过某种方式可以分享资本收益的人，收入的增长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然而，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如民工和农民，情况却差得多。前者的年收入（包括附加福利补贴）为2000美元；后者的年收入则可能只有前者的一半。他们以大致相同的比例构成了低收入工作者，总数占全国劳动人口的6570。他们的平均收入是增加了，但速度远比过去20年810的GDP年增长率来得慢。
　　因此，新五年计划的目标因而是对这些社会差距，也是国家当务之急宣战的政策宣言。这些差距当初为什么会出现呢？
　　三十年前，80的中国劳动力由农民组成。这个比例现在虽然下降到约30，但是比起城市和工业化地区，乡村的教育一直面对资金匮乏及人力资源不足的困扰。这逐渐扩大了享有优越待遇的城市居民与农村贫困人口之间的差距。地理上的差异及政府的社会政策一直有利于城市和工业领域，也可能是其中的原因。
　　政府的干预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但最根本的问题是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让人人都能享有教育和工资较高的工作需要很长的时间。期间，一些人会率先致富，这就意味着其他人会相对滞后。
　　三十年的飞快发展只让中国一半的农民（2亿左右）转入工业或服务业领域，让他们的工资倍增。但起码还有1亿5000万农民仍在进入劳动市场，争夺薪金较高的工作。
　　老一代的农民可能会留在家中坚守岗位，但年轻一代的农民将继续离开农田。这造成了似乎无限量的劳动力供应，进而压低了所有工业和服务业中低教育职工的工资。结果，几乎70的劳动力的工资，不能以同劳动生产力增长的同样速度增长，平均家庭收入也不能跟上整个经济增长的速度。中国拥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种趋势不会在短期内扭转。其实，情况可能会在接下来的10年或20年内继续恶化。
　　这就是为什么政府要进行干预。近年来，中央政府增加了农村义务教育和扶贫的支出。地方政府也修改法规，在所有的30个省分中把最低工资提高2030。
　　政府计划于未来5年在这方面加大努力。社保体系将会扩大以覆盖所有的工人和农民。财政和税收改革会加快，把更多的企业收入转移到家庭和公共预算，以便提供更多的社会计划项目，包括为城市低收入者提供廉租房、还有为刚离开农村的民工提供更好的服务。
　　但所有这些措施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政府计划最多只能防止最坏情形的出现。在农民只占劳动力2的发达国家，或者在一个低收入人群只占总人口10的国家，政府的补贴可能可以（暂时）纠正收入差距。但中国的农民占了劳动力的3035，70的人口属于低收入人群，因此政府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社会福利计划是经济增长这句古老格言显得更加适当。二十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间在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及最近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让社会计划项目过度承担重新分配收入的角色，可能会导致巨大的财政赤字、债务危机、恶性通货膨胀、或金融危机，最终导致收入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
　　在未来的2040年间，中国必须牢记这些经验和教训。事实上，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岗位的创造，是让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永久脱贫的唯一可行方法。
　　作者是北京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经济学教授、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
　　英文原题：CsWaronInequ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