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平：当代中国从“信仰危机”到“精神走私”

　　1980年，以潘晓笔名问世于《中国青年》的那篇文章《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可说是当代中国信仰危机的一个象征。从那个时候起，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就伴随着一个如何走出信仰危机的问题，以重构中国人的信仰及其精神关怀。
　　30年的改革开放走过来了。肇始于30年前的那种信仰危机，迄今已大大改观。如今中国人的信仰自由，已经具有了相当大的选择空间与实践的可能。在社会变迁的催化之下，中国人的信仰观念与信仰模式发生了许多变更，信仰关系的分化组合，使当前中国人的信仰构成具有了多元化、多样性的诸多特征。从此角度来说，中国人已经走出了信仰危机的阴影。无论是道德信仰、文化信仰，还是社会信仰、民间信仰或宗教信仰，中国人已经能够多样选择、多元表达。这说明中国社会对于中国人的信仰选择和信仰实践，已经具有了巨大的承载空间与表达能力，那种认为大多数中国人缺乏信仰的简单说法早已过时了。
　　然而，经过细密的观察与深入的思考，笔者却发现在此信仰自由的背后，构成了另外一个与此紧密联系的问题，那就是这种信仰的个人化、甚至是私人化的取向，导致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宗教危机。
　　信仰与宗教的差异
　　信仰并不等同于宗教，但宗教无疑会包涵信仰；信仰危机涵盖了宗教危机的某些内容，但信仰危机的解决，并不等于宗教危机的解决。
　　此处所言信仰，指的是个人作为信仰主体而选择的终极关怀形式；而宗教则是以信仰为纽带的群体信仰结构，具有社会组织形式，甚至是制度化的信仰实践。用一种专业术语来加以表达，前者是“伦理性的信仰模式”，后者是“规范性的信仰模式”。规范取向的信仰模式，要求遵守一种以该信仰为核心的价值准则，其目的是为了整个社会所有人而选择、建构；伦理取向的信仰模式，则是一种个人的、私人的价值要求，仅仅是少数人选择的信仰方法，对于其他人不具有约束功能。
　　因此，规范性的信仰模式，希望建立一种制度化的信仰规则与价值系统；伦理性的信仰模式则强调信仰与自我的关系，致力于把自己修炼成为该信仰的主体。
　　由此看来，30年前开始担忧、迄今尚有顾虑的信仰危机，指的就是这种规范性信仰的危机。特别是在“文革”刚刚结束、中国社会开始走出以个人崇拜、全民一个信仰的时代之后，中国社会似乎表现为“信仰真空”，精神乏力、信仰缺乏主导、固有价值体系所具有的吸引力弱化等等，强调的是信仰规范功能的丧失。可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变迁，促使中国人在信仰选择层面，呈现了一种多元化现象，中国人的信仰问题大多得到了解决。
　　主流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念的建设，是国家信仰、政治信仰的建构；重建儒教，是文化信仰的建设要求；各种信仰传统的活跃，是中国人在民间信仰中的精神安顿；国祭炎黄、大禹与公祭孔子，是民族文化信仰的呈现；佛教、道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信仰的选择，则是对各种宗教的信仰方式。
　　这些丰富的信仰方式，除了国家信仰、政治信仰、宗教信仰各个层面之外，其他形式的信仰形式，大多是非制度化、非组织化的自由信仰状态。然而，人们在面对这些制度化的、特别是制度宗教的信仰表达方式的同时，中国人的信仰方法却特别喜欢采用一种个人化的信仰形式，喜好在制度之外寻求自己的自由信仰，所谓方外之交、独善其身的信仰传统，从而呈现了当代中国信仰的另一种特征，那就是信仰私人化取向。
　　宗教与信仰的分离
　　中国人对世界的根本态度，是信仰一个超越的本原或神圣的关系。
　　中国人对宇宙、社会及人生命运，与其说有一种确认的信仰，毋宁说持一种未知或不可知的敬畏之心。所以其信仰的特点是，并不确信或深究神圣意志的结构，以制度的形式来表达人与神圣意志的交通，以此反复加强对神圣意志的确认和信仰；同时亦不以可确证神人交通的方式深究其信仰结构，而仅仅满足于敬拜、冥思、敬而远之或用之、思而修身。
　　因此，中国人的信仰方式，如果要表现为一个社会的信仰模式，那就不得不依赖于现实权力关系或宗教制度；与此相反，人们如果要表达个人的信仰，常常喜好出离制度安排和组织形式的宗教信仰。其中的问题，是中国人的私人信仰与制度化群体信仰的表达方式之间，本来就蕴藏着一种分合两可的双向关系。信仰是否危机？关键在于权力秩序、社会精神主体能否稳定。
　　“文革”之后出现的那场信仰危机，主要就是固有的权力秩序基本解构后的精神现象。权力秩序一旦改变，镶嵌在其间的信仰关系，亦随之被消解殆尽。而一旦建立了新的权力秩序，就基本等于再度建构了人们的精神归属，人的信仰又有了挂搭之处，信仰危机似能自然走出。
　　就此来说，当下中国人的信仰私人化取向，乃是改革开放30年社会变迁的结果之一。因为中国人的信仰私人化特征，其实也出自于中国当代法律对于信仰自由的制约，把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定义为私人的事情。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个人选择的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力量不得干预。所以，中国人的信仰自由，是合法性的信仰自由。在现有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五大宗教领域以内，无论中国人信仰什么宗教，他都将是一种自由选择和自由信仰。即使是民间信仰的选择，中国人也同样具有相当的表达空间，尤其是在底层社会，民间信仰更是活跃自由。从此而言，中国人的信仰关系很丰富、很自由，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有自己的信仰，那种以人活着究竟有什么意义为内容的信仰危机，似乎已经消逝了。
　　这种私人化的信仰方式，与依赖公共权力的体制宗教比较，它们能够自在随意，不拘时空，不受外在条件的限制。所以，在体制宗教与私人信仰之间，人们更愿意选择私人化的信仰方式，以追随精神随意和个人意志的自在。于是，能够自由选择信仰的个人，“就有可能从终极意义的聚集中挑选他认为合适的东西只听从由他的社会经历所决定的偏好的引导”（托马斯卢克曼）。个人的信仰自由，在宗教之外构成了信仰的私人化特征，从而在体制化宗教与私人化的信仰之间，呈现了某种分离。
　　“精神走私”般的信仰表达
　　中国人在此层面表现出来的神圣需求，最是丰富，也最值得注意。它基本不需要什么制度资源，不需要外在的人为组织。他们的信仰方式，自然而然，完全出自于个人需要。在特殊的时空里，具有特殊的利益诉求，面对特别的信仰对象。他们主张信仰的私人特征，干脆强调，信神不信教、拜佛不进庙，甚至类似于“人人皆祭司”的信仰状态。
　　这种信仰的社会特质，实际上是一种私人化的神人关系、圣凡关系的表达。庶民百姓、学者、白领、富人、甚至是官员，无不对此津津乐道，投身其中。显然，这种信仰方法，采用的是私人、甚至是隐私般的表达方式。神灵对自己的保佑，或许与别人没有关系，就好像人们到寺庙里烧香拜佛那样，各自买香，各自求佛，私下许愿，天机不可泄露；愿望一旦满足，各自还愿，个人的心机，个人自了。
　　除此之外，中国人的信仰私人化取向，还有其他许多表达方法。比如，家中过会的民间信仰，寺观之外的佛道教信仰仪式，基督宗教在活动场所之外的团契，以及各种民营企业、私人公司中的信仰活动；甚至还有不同身份的人，在自己私宅中建有神龛，把宗教神职人员请到自己的私宅之中，表达自己的宗教信仰等等。
　　信仰就不局限于神人关系的表达和交流，反而成了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个构成，人际交往关系中的特殊资源了。对此现象，笔者经常用一句“精神走私”来进行讨论。许多政治精英、商业精英、民间社会精英或宗教精英，在表达各自的私人信仰的时候，大多碍于自己的身份、地位，无法公开表达，只好借助于各种非宗教的形式，私下里了却自己的心愿。公共场域之中，他们只能把信仰收藏在个人的私密之处。
　　宗教危机
　　与30年来的信仰危机现象不一样，宗教危机的主要内涵，是人们有了信仰，却不一定要寻求与信仰有关的精神归属；人们有了宗教信仰，也不一定就信仰宗教，特别是对宗教制度所整合的信仰方式表示了自己的怀疑和出离。这也就是欧洲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曾经有过的“信仰但不归属”的问题。
　　就私人信仰的一般社会特征而言，私人信仰就是现代社会公民的独立而自由的精神选择。它表现了中国人对个人信仰及个人信任的倚重，对制度宗教及其制度信任的一定质疑。信仰是个人的事情，所以，唯有私人的信仰才可靠。
　　加上近年来宗教界某些商业化、功利化等方面的影响，宗教权威被私人信仰方式悬置起来，人们仅仅是选择了自己的信仰，以区别于对宗教信任的选择，同时也不愿意接受宗教组织规范的制约。就其实质而言，其关键还是制度信任的危机。
　　人们依旧局限在熟人社会的交往关系之中，仅只是信任那种能见得着、把握住、给自己带来利益交换的私人关系、神人关系。这种仅只信任人际关系的交往方法，不得不影响到神人关系的交往，不得不左右了神人交往的社会学意义。为此，个人致富、个人奋斗，他们依赖自己的人际关系，不去信任熟人之外的任何关系。这就造成了宗教信仰层面的身份认同危机。
　　诚然，这是当代中国社会中共同信仰的隔膜，同时也是制度信任的困难。最终是信仰强化、制度淡出、宗教弱化，独善其身的私人信仰浮上水面，阻碍了社会信仰共同体的建构。
　　这种私人化的信仰现象，就宗教的信仰关系而言，可说是一种宗教个人主义。它主要表现在人与神之间的交往关系之中，是从神的信仰那里获得的一种独立、自在、个我的信仰方法，同时也是宗教权威与个人信仰自由之间的矛盾结果。它的主要特征，是信仰超越了宗教，在于对宗教体制的出离，为自己个人信仰而不选择对宗教体制的信任与依赖。这是宗教信仰，但不信仰宗教；有信仰，却无宗教约束。为了个人的信仰自由，仅只是以自己方便的路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信仰，满足自己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寄托。
　　至于私人化信仰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使其信仰能够实现其社会性表达和社会性实践。因为没有社会性的信仰，私人信仰就非常容易变为纯属于个人的神秘体验。特别是在信仰与社会建设的关系层面，信仰一旦在表达和实践层面缺乏了秩序与法制的支持，就会流失于个人私事。
　　因此，中国人之拥有私人信仰，并不见得就能实现信仰的社会共享与社会团契、信仰的规范性建构，并不见得就是宗教社会性的确认。恰好相反，它们反而可能导致信仰的公共性、社会性的严重缺乏。
　　后改革时代的中国信仰
　　信仰私人化的普遍现象，说明当代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基本上还是一种由“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它的主要内容，是人和人关系的行为规范、礼仪交换、精神关怀，依旧决定于私人之间的关系网络，是制度化权力与个人利益、私人信仰彼此交换、整合的结构。
　　在私人信仰的表达方式之中，同样也内涵一个信仰及其信仰资源社会化的问题。个人的信仰、信仰表达的资源社会化，实质上是一个信仰表达空间如何获得的社会学问题。它与体制宗教借助于公共权力来表达自己的神圣化要求，在宗教与法制关系层面上，其问题如出一辙。如果公共权力的神圣要求不是借助于体制宗教，而在于政治民主化的形式，进而把神圣资源交还给社会，交还给信仰者自己，那么，中国人表达信仰的方式，就不会局限为个人私密的形式，不会把信仰视为一种现代公民的隐私了。为此，中国人的私人信仰方式之中，依然深藏着值得深入挖掘的社会学意义。
　　在这里，信仰的私人化即意味着信仰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亟需一种制度性的推动力。“如果还以为个体化只是影响某个群体，而不去全面思考它对社会结构造成的深刻变化，并通过社会学分析把这种作用揭示出来，那就完全错了。”所以，就现代公民社会的认同方式来说，私人信仰依然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在此基础之上，“私人的便是政治的”。因为它们在个人信仰与神圣资源的关系上面，再度展开了另一种中国式“宗教社会化”的时代主题，这就是后改革时代中国人私人“信仰社会化”的问题。
　　换言之，当下中国人的私人化信仰，如何能够自发自由地变迁为社会化的中国信仰模式，或许就是后3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主题之一了。（作者为上海大学教授）
　　来源：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