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泉：四川地震后的重建应重视村落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

　　此次四川地震，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现在我们正倾举国之力，开始震后重建的工作。我觉得，做好科学的村镇重建规划，是震后重建最重要的一步，在强调重建家园的坚固、安全、防震、美观等功能的同时，不应忽略了灾区那卓有特色的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的问题。
　　这次地震灾区是在四川的多民族聚居之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特别汶川县又是中国四个独有的羌族聚居县之一，北川县是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从都江堰一直到汶川和北川，直到松藩、平武等地，都有非常丰富的人文资源，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是四川近年来发展旅游的重点区域，是广受国内外旅人青睐的地方。
　　其中，聚居在重灾区汶川、北川等地羌族是个有悠久历史的少数民族，历史上，羌人与汉、藏、彝、纳西、哈尼、傈僳、白、景颇、拉祜、普米等中国西南藏缅语族群有密切的族源关系。温家宝总理在灾区指挥救灾时，曾提醒说，北川作为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即使县城迁建，也要注意保护好羌族文化遗产。
　　我们在灾难后重建家园时，过去常常设计的大多是常规城镇那种整齐划一，有些千篇一律的建筑结构，而这次重建家园，在羌族、藏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我们应该充分注意如何在重建中恢复和“修旧如旧”、“建旧如旧”地进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文化个性个特色的保护。
　　羌族的村落和横断山脉藏彝走廊的诸多民族一样，有一整套本民族相沿下来的“时空观”，它的各种宗教性和世俗性的建筑，祭祀之地等，都与传统文化中的方位、坐向等有密切联系，大到一个村落的布局构建，小到一个民宅内部火塘的建盖、一个神龛的安置，都有很多讲究。这些规矩，不仅反映了丰富的传统信仰、宇宙观、禁忌、社会性别、社会控制等方面的丰富内涵，也是村寨旅游吸引人的重要人文内容。每一个村落，都有自己独特的一种建筑和人文的“民族志结构”。因此，我们在进行村落重建工程时，除了注意恢复或重建出具有典型的羌族文化特点的村落和民居建筑这“物质文化”实体外，也不应忽略了村寨的非物质文化的原貌的延续。不要因为急于重建家园，就快速地建出从房屋设计到村落布局，都有些千篇一律的“样板村”和“样板房”。应在开始时就注意如何恢复和保留少数民族村落的文化特色的问题，这除了有利于以后的旅游经济发展这一点外，也与我们保护西南山地传统村落的文化遗产密切相关。
　　关于这一点，我觉得可以借鉴丽江的一些经验，丽江在1996年2月3日经受了7级大地震，包括后来获得世界文化遗产称号的丽江古城，有不少村镇的房舍倒塌，但在重建中，当地特别重视恢复民族特色的民居建筑的原貌恢复和“建新如旧”，保留和恢复历史原貌的原则，所以，丽江地震没有给联合国审查“世界文化遗产”地的申报资格等带来不利的影响联合国的官员们来视察丽江震后的形势时，对丽江的民居建筑等的保护和重建非常满意，丽江古城依然在地震后获得了世界文化遗产称号，推动了丽江旅游这个如今的支柱产业的不断发展，推动了它在世界文化遗产地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中的辉煌篇章。
　　实际上，保住或尽量恢复四川地震灾区的民族文化富集地区的文化资源和村落文化特色，也就保住了今后本地发展旅游经济的“老本”。在汶川、北川等这片人文资源非常丰富的地区进行震后的重建，我们需要有一点物质和非物质文化保护的眼光，不仅仅把眼光停留在如何尽快建成新的村落，不要受到“只要好住和牢固就行了”的观念的影响。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眼光，那就有可能当一大片崭新的震后新村落在我们辛勤的劳作下拔地而起时，那些村落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在我们的手中永远地消失了。
　　所以，针对不同的地区和村镇文化特色，做出各有特点的震后重建规划，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我觉得，像重建羌族村落这样的工作，应该有熟悉本民族文化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的参与。争取把我们震后的乡村社区重建共作充分地把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文化特色的体现也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如能如此，则四川的这片自然和人文资源荟萃之地，就能在今后的发展中，依旧能发挥出自己的文化资源优势，长久造福于民。
　　此外，我也非常赞同很多人已经提到的应该保留一些地震遗址遗物，作为有实景、实物的地震博物馆。当年我的家乡丽江地震后就忽略了这个内容，看不到保留下来的地震历史遗址遗迹，现在看来很遗憾。我在日本神户看到，日本人把1995年1月17神户发生灾难性的里氏7。3级大地震后的一些场景保留得很好，包括歪斜的路灯、塌陷的码头等，而且还在这些遗物基础上建了地震公园、地震博物馆等，这些当年大地震遗留的实物实景，永远警示着后世的人们沉思、学习、记住历史、记住人类所遭受的苦难和中国各民族人民患难与共的伟大精神，记住万众一心救灾救人的动人历史时刻，使人们的抗灾防灾意识也更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