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异化人格使我们脱离文明

　　现代传媒如此发达，“人肉搜索”如此无孔不入，人们还能重返专制时代才有的无知、奴性和独裁吗？一群时尚达人还能粗鄙化、简单化、阴谋化吗？人们还能上当受骗吗？这是西方的一些哲人、艺术家、电影导演们思考的命题，却也是我们今天正经历的事实。
　　近几年来，我们在一些重大的人物事件中都经历了这种难堪。无论是“方韩大战”的喧哗，还是人造天才的破灭都让我们照见了自己的鄙陋。养生神话的流行、电视购物、网络水军都让我们展示了自己的无知。现代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传媒生活，我们借传媒了解外面的世界，了解社会的进程，了解堪为典型的人物。但我们缺乏足够的理性，我们忙于为眼前的人物事件评判归类，我们的情绪也为之左右；我们甚至以为自己不是无知而是站在理性的高端，在跟他人的争辩中捍卫一种价值一种真理；等事后他人“揭密”“打假”，我们才发现自己一度跟假货同行，给网络水军帮忙，我们发现自己曾经变得那么幼稚、专横、粗俗。
　　问题还在于，我们也没有免疫力，媒体生活的剧情在变换，我们作为上当受骗的角色没有变换。当另一种模式登场，另一个名人现眼，我们再度献出我们的好恶，给出我们的情绪。这种深刻的人生悲喜剧，小而言之，是被骗了若干钱财；大而言之，则是参与转移了一个社会的风气一种历史的走向。这种人生的异化，使得我们离文明相去甚远。
　　现代人的异化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从帕斯卡、马克思以来，众多的哲人、政治家、诗人、艺术家都在研讨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却治丝益棼。商品使人异化、技术使人异化、电视使人异化、都市使人异化、媒体使人异化、工作使人异化无论如何，在前现代的管制之上，现代人多了一重异化，人生因而更加危难，要突破出来，获得自性、返回自家的园地是困难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我们若不是做了异化生活的帮凶帮闲，就只不过做了异化的对象，做了“看客和示众的材料”。
　　但我们很多人无知于此，反而以为自己立足坚实，在参与社会的进步发展，在日拱一卒地努力。一些人甚至以为置身其中的生活足够精彩，使其获得了评判他者的眼光和标准。他们完全不理解自己处于各种异化力量的裹挟中，自己的所见所闻多为道听途说的二手材料，自己的判断乃至生活都是失真，有待反思的。他们更不理解，在异化中生活久了，会无能自拔于此，有如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人要做回自己，要治愈自己获得健康的身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在对人生社会异化的反抗里，许许多多的努力都值得称道，比如国家管理的民主化，技术进步的人性化，都市生活的园林化，先知先觉者的启蒙，等等，但这所有的努力都不足以跟个人的自觉相提并论，只有个人的独立才是有效抗击异化的力量。换句话说，独立的个人首先保证他自己能够不被异化，一个个独立的个体才是反抗社会异化的有效力量。
　　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有太多的人不愿意独立起来，他们宁愿把自己交给国家、交给技术、交给媒体，他们要享受“从摇篮到坟墓”被管理的福利，他们的生活由媒体、专家和官员交相管理。也有的人，心里明白要自由，要独立，但时代在拜金，在讲成功，他们因此不得不追逐潮流。当然，更有一类人，以真理的化身自居，唯彼威福作享，唯彼有权教训。
　　这种种异化人格交织在一起，严重污染了我们社会，使得我们的社会充满了戾气。这种异化人格在现实生活中帮忙帮闲，在网络上也做了网虫、水军帮忙帮闲，他们实在地污染破坏了我们的生态、世态和心态。
　　胡适有一句话，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话说得沉痛，却相当有理。以此观看我们的网络、我们的传媒、我们的当代生活，可以说，去除无知、反抗异化、独立自主，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和义务。也许是有感于此类现象，有人说，民生改革之后，改革的下一步就是民权，就是尊重每一个公民的个人权利。而从民众个人角度看，则是要彰显、捍卫自己的个人权利，是更积极地介入现代社会生活。
　　因此，观察现代社会的种种人物现象，我们要考虑的是，他们是否坚持了现代公民最为宝贵的个人本位，他们是否尊重并张扬了个人权利。只有这样的个人，才经得起人生社会的多种考验，才能不断地创造并推动人生的自我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