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义：追问手段的正当性

　　和往年一样，前不久的全国“两会”同样有一些言论和提案引起了很大争议。比如，对于成为“三公”消费靶子的茅台酒，贵州有位副省长如此“叫屈”：“管资金分配的官员下来，你让他自己去餐馆吃饭，到了贵州却让他喝米酒，那不是得罪人嘛！”责任在于“跑部钱进”的体制，而不是茅台酒。还比如建议让穷人将生育指标转让给富人，建立公民的道德档案等。
　　全国“两会”如此庄严的场合，出现一些“出位言论”，应当说不是人的智识水平出了问题。相反，越是一些“出位言论”，可能背后都对应着严峻的社会问题和不合理的现状。从凝聚社会的角度看，这反映了一种对于共识形成颇具破坏性的认知习惯目的正确决定手段正确。
　　如果稍加引申，这种对于手段正当性的轻视就会得出很荒谬的结果。“三公”消费是有体制上的原因让人不得不做，但并不代表这样做就是正确的，否则任何收买上级部门的手段都是可以允许的了。就像贪官把贪污的钱都捐资助学了，固然有让人同情的一面，但不能说贪污就是正确的。同样，穷人固然可以通过转让生育指标让下半辈子吃喝不愁，但这样下去，身体权利的出卖也可以推而广之了，这不符合现代社会有些权利绝对不能割让的基石原则。
　　浅显的道理并不能阻止“出位言论”的频繁出现，这反映出对于手段正当性的轻视并不会因为财富多寡、权力大小和社会地位高低而有程度的区别。对于手段正当性的轻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思维定势。
　　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目的正确决定手段正确”常常是自我暗示为一些不正当行为辩护的一种方式。传统文学中，普通人将解救梦想托付于侠客们，是这种做法的典型代表。比如《水浒》中，只要是反抗强权、劫富济贫的，捎带手戕害了无辜，并不影响其高大形象。反过来说，那些简单明了的道德教条，如欠债还钱、杀人偿命等，主要是约束、规范大多数普通人的。
　　对于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物，尤其是政治人物来说，对于手段正当性的轻视尽管常遭非议，却根深蒂固。因为，在传统社会里，对于那些力图有所作为的政治人物来说，常常面临着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实践告诉他们，如果要“做事”，那么在手段上就不能被捆住手脚。为了实现高尚的目的，“权”是必需的。所以，在传统社会改革家身上，人们经常看到不拘小节、任用酷吏、“同流不合污”等遭人非议的烙印。像王安石推行新政的班底，大都被传统史学家列入了《奸臣录》，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而在近代社会以来，人们吃政治人物“目的正确决定手段正确”的亏，以及由此受的苦，也不算少了。这是因为，近代社会以来，政治人物的行动直接诉诸广大民众的手段越来越多了，民粹的潮流常常成为政治人物凝聚力量和提升权力的法宝。受困于日益变动不居、各种社会问题层出的现实的普通人，很容易受到政治人物的感召，而召唤出的可能是集体无意识个体的命运变得无足轻重，人变成了政治的工具而非目的。并且，卑劣的手段最终也会毁了美好的政治目标。
　　经过诸多教训后，人们也可以看到，在民主和法治社会，政治人物所受到的约束也越来越多。越是在看似一些小事上和政治人物不依不饶，反而说明了社会的成熟。一个成熟的政治社会，确定政治人物的行为边界便成了首要的任务。这简直就是划清权力边界的同义语。
　　这个时候，流行的一种说法认为，政治人物“做事”是最重要的，做事方式就不必过于较真。尤其是在官僚主义、人浮于事、跑官要官盛行的社会里，“做事”成了一种稀缺的品质，人们就会格外容易被做事的政治人物感动，但人们同样也就忽略了轻视手段正当性给社会带来的伤害。至于如何让真正能做事的政治人物越来越多和脱颖而出，则是另外一个重要问题，但这一点不应当通过赋予其特权来实现。
　　深究通过全国“两会”等场合表现出来的社会分歧，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在对问题的判断上很多时候并无多大分歧，但社会共识度为什么会持续低迷？除了利益之外，对于手段正当性的轻视是一个重要原因。潜规则的盛行和正式规则的孱弱，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轻视。社会的进步应当是目的正确和手段正确日益兼容的过程。再崇高的目的也不能掩盖手段正当性的重要性。
　　当政治生活日益充满华丽辞藻的时候，人们就有必要保持一份警惕之心。因为，越是这样，很多手段越是秘而不宣。追问手段的正当性也就成了一剂清醒剂。来源：《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