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以劝：评“张绪山：论孔子的复活”

　　最近读了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绪山的《论孔子的复活》一文，有些感想，发表于此，与大家讨论。
　　张文首先提出了“关于孔子复活的三个问题”。问题一：如果孔子复活，是否赞成人们为自己塑像？问题二：尊重传统文化是否就一定要让儿童乃至全国民众尊孔读经？问题三：孔子学说乃至整个儒家学说是否可视之为当下公民社会建设关键时期的治世良方？
　　关于问题一，张文认为，根据孔子主张的“君臣之礼”和“中庸之道”，孔子本人断无赞成人们为他塑像的道理。在这一点上，我很赞同张教授的观点。然而，纵观全文，论题是儒学该不该复兴。在天安门前树立孔子像，只是“儒学复兴”运动中的一个具体事件而已。以一个具体事件的不妥当，不能推出整个运动不妥当。这很有“以偏概全”的嫌疑。把“问题一”改为“如果孔子复活，是否赞成儒学复兴”更为切题。
　　关于问题二“尊重传统文化是否就一定要让儿童乃至全国民众尊孔读经？”问题本身有“偷换概念”之嫌。“儒学”只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儒、释、道以及诸子百家中的其他学说，均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显然，张文的本意并非讨论整个“传统文化”的是与非，而特指“儒学”一家。所以，如果“问题二”改为“复兴儒学是否一定要儿童乃至全国民众尊孔读经？”更为妥当。
　　三个问题，有两个是“文不对题”的。如果这是一篇中学生作文，恐怕要不及格的。
　　放下问题本身不谈，张教授认为“主张尊孔读经者，表面上是虔诚笃信，其实是冥顽不灵或别有用心。”如果说“别有用心”者表面上“虔诚笃信”，还讲得过去；而“冥顽不灵”者当是发自内心“虔诚笃信”的，否则怎能称得上“冥顽不灵”呢？
　　这个逻辑小错误倒也不至于影响文章的主旨。文章的主旨是说，主张尊孔的人动机不纯，儒学只是他们的一块“敲门砖”。砖本来是用来盖房子的，被人用来“敲门”是用错了地方。然而，问题出在“人”上，而不是“砖”上。砖没有用在它应该用的地方并不能推理出砖的质量有问题。这样的逻辑错误才是致命的。
　　张文中列出的著名“倒孔者”中有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并认为他们“大多是与时俱进、崇尚民主理想的思想家”。将这样的评价用于鲁迅和胡适身上，我是接受的。对于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位我党的创始人，说他们是“崇尚民主理想的思想家”我有疑问。除非你把我党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也算作是“民主”。况且，这四位“倒孔者”比起秦始皇和毛泽西（的反方向）来可是远远不够“著名”。张教授一定不会同意他们也是“崇尚民主理想的思想家”。
　　张文引用鲁迅的话，说“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这话用于汉武帝至清朝末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用于汉武帝之前或者“五四”之后就不尽然了。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是孔子的门徒们把他“捧起来的”，而在“打倒孔家店”之后，捧孔子的没有几个是有权势的。尤其是当前的“读经运动”纯由民间发起。如果当局出于“对外推广中国软实力”的目的而利用这次运动，那另当别论。然而，在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中，儒家思想仍然被列为“封建思想”予以排斥。在这点上，张教授的观点与官方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
　　问题三“孔子学说乃至整个儒家学说是否可视之为当下公民社会建设关键时期的治世良方？”和其后的第三个大标题“孔子的复活无力解决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立论重复（这又是中学生作文中常犯的错误），在此一并评述。
　　张文把孔子的学说概括为三大部分：一是现世主义的人生信仰；二是以“仁”为核心的“泛爱”道德观；三是以等级制度为核心、以“礼制秩序”为集中体现的国家政治伦理。这样的概括，比董仲舒概括的“三纲”“五常”增加了一个“现世主义的人生信仰”（或者叫做宇宙观），我认为增加得好。正是儒家基于“无神论”的宇宙观使得它更加符合理性，从而避免了与现代科学产生矛盾。由于张文中没有论述到这一点，我也无需详述。
　　所谓“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也就是张文中的第三点。“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也就是张文中的第二点。张文区分了“三纲”和“五常”，我本以为他会逐个批判，然而，他还是笼统地把孔子的学说一棍子打死。前面的区分在文章中显得多此一举。
　　“三纲”和“五常”有着本质的不同（尽管孔子自己并不这么认为）。“三纲”是用来治国的，“五常”是用来修身的。“三纲”可以说“是以人格不平等为其特征的”，应该批判，而“五常”与人格无涉。我没有看到张教授给出理由来说，五常中任何一个字是错误的，是和现代民主思想相违背的。当下儒学复兴的出发点正是基于“五常”，而非“三纲”。
　　张文笼统地把儒家学说和西方民主学说比较，认为“比较西洋诸贤的民主学说与当今的民主理论，儒家学说的缺陷不言自明。”这种比较是很不科学的。民主理论属于政治学，相对于儒家的“三纲”。所谓“儒家学说的缺陷”应该是“三纲的缺陷”。而“五常”是伦理学，与政治无关。拿伦理学跟政治学相比较，风马牛不相及。
　　张文认为：“基督教的‘博爱’理念强调‘己所欲，施于人’，与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为一体两面的同源体。”此言差矣。美国“所欲”的是民主，于是就“施于”伊拉克，张教授难道认为这和孔子的“仁”是同源体吗？某党“所欲”为“某某主义”，于是就“施于”全国人民。这就是张教授认为的“博爱”吗？“博”倒是真的，没有任何人可以逃脱其影响，可实在谈不上“爱”。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对于孔子的评价，差不多是批儒的人必定引用的。黑格尔认为孔子的学说只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些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这话未必对。比如“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在“一神论”为背景的民族中就很难找到。这种把“和”至于个人信仰之上的文化，是儒家文化的独有特征。
　　张文认为：“儒家‘仁学’强调‘爱有等差’，所谓‘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在本质上已经逊色于基督教‘博爱’精神所强调的人类‘平等之爱’。”我们先不管所谓的“平等之爱”到底有没有，我们只分析两种爱法哪个更合理一些。假如有一个父亲象爱自己孩子那样爱邻居的孩子，难道这个父亲和邻居没有任何问题吗？
　　张教授认为，中国面临问题的解决之道是民主制度，而非道德教化。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民主制度需要，道德教化也需要，缺一不可。我实在看不出民主制度和道德教化之间有什么矛盾。西方国家不都是“政教分离”的吗？其中宗教所起的正是“道德教化”的作用（当然，它是以拯救人的灵魂的方式起的）。在中国宗教很弱，基本上是世俗社会，儒家思想所起的作用正类似于西方社会中宗教所起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的复兴，既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
　　钟以劝
　　2011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