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启舟：戏说“国”字

　　在商周时期，人们聚居的地方被称作邑，《说文解字》中解释说：“邑，国也。”邑就是国。在历经多番变化之后，后汉时期简化的“囯”“囗”中从“王”，有“普天之下莫非王”之意。宋元时期出现了我们今天通用的简化“国”“囗”里从“玉”，表示我国地大物博，宝藏丰富。武则天即位后曾以“囗”中加“武”及“囶”、“圀”取代“国”字。还出现“囻”，以及“囗”中加“众”、加“戈”、加“土”、加“主”字等和三个“秦”代表“国”字等。据有人统计，“国”字的写法有42种之多。在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1956年6月1日，在中央颁行的简化字中，将“國”简化为“国”，说明我国“玉”文化有着悠久历史，玉是珍宝，又是美好事物的象征，其意思是让我们像爱护宝物一样珍爱自己的国家。
　　简单略述“国”字的演变历史，并非本文目的所在，它只是本文的背景而已。细观简化“国”字，一“囗”外加一“玉”，但若继续解构，那么“玉”便可分解为一“王”加一“、”，这样一来就有意思了王在圈中，外加一点，让其不得平衡。在中国历史上，王的辉煌应该是在秦一统天下之前，从纣王、周王到战国诸王，在这之后，中国的历史就更多的是在帝制的轨道里前行了，皇帝也便成为了权力的当然主宰者，在其的周边，限制有而不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成为主旋律。虽然中国皇帝本身会受到制度的、政治文化与环境等等的制约，但帝制所赋予的皇帝的象征性决定了其权力仍然是绝对的。而在西方，这样的主旋律似乎并不那么响亮，希腊城邦便有了公民大会，有了陶片放逐法，罗马便有了共和制到了中世纪，英国就有了《大宪章》，再后来便有了美国《1787年宪法》。限制权力，将权力放置在笼子之中，成为近代以来诸多政治设计者一直冥思苦想的问题，权力是毋庸置疑的“利维坦”，不将其圈住，让其在圈外活动，无疑它是会伤人的。正如美国总统小布什2002年所言，“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致害人。才不会有以强凌弱，才会给无助的老人和流离失所的乞丐以温暖的家。我就是在笼子里为大家演讲。”
　　而我们的“国”字，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恰恰吻合了这样的政治理念。将权力“王”限制在圈“囗”中，对此人们还不放心，还要外加一块石头“、”，让其不得冲出圈子的同时，还不能在圈内过于安逸，不能让它左右逢源，要让其如坐针毡，如履薄冰。也许，这样的权力，才会更好的服务社会，肩负起社会对其的授权，才可能为人民服务。但回想中国历史，似乎“国”字还是不够贴切，不然我们就不会有痛不欲生的“文革”了，也不会有那些冷漠的权力把持者，就不会在危难之时有让学生留下、领导先走这样的不是绝唱的“绝唱”，应该也不会有9。5米之高的九五之尊“孔子”吧？！对中国而言，“王”已经不够分量了，因为我们的“帝”更嚣张，更有战斗力，所以说现代中国的“国”字，里面应是个“帝”，不该是个“王”。袁世凯之所以认为“中华民国”不如“中华帝国”，恐怕一重要原因是他觉得在“中华民国”内，他只是个“王”，而在“中华帝国”内，他则可以成为一国之“帝”，一国之主。
　　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我们的“国”字，不只是个宏大概念，而是真真正正的“国”，抹祛“王”意，磨祛“帝”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