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共识破裂暂停改革是理性选择

　　十一五期间是改革攻坚阶段，我认为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要讨论清楚几个问题：哪些改革是应该的？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哪里？用什么来保障良好改革目标的实现，而不至于南辕北辙？
　　这几年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改革最后的结果和初期的设想不一致，主要原因是政治体制改革还没到位。1985年我们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目标，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也提出“积极稳妥地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可见十一五期间它仍是改革攻坚的重点和难点。
　　改革新阶段的逻辑
　　为什么要提出在十一五期间“积极稳妥地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呢？
　　首先，在推进改革的方式和策略上，现在有必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适应改革新阶段。根据苏东的经验看，改革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下而上的起始阶段，主要是对旧体制的改革；第二阶段是自上而下的转型阶段，即新体制的建立阶段，表现为对社会重大改革进行全民大规模的辩论和立法。
　　如果把改革区分为这两个阶段，那么两个阶段改革的策略及改革策略所需要的条件是不一样的。如果说第一阶段改革的策略更多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现在我们河上有桥，河里有船，我们何必桥也不走，船也不坐，一意孤行要摸着石头过河。目前的国企改革甚至包括其他的改革，完全可以通过大规模立法的方式来推进。
　　第二，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就很难找到行之有效的办法来规范改革中的利益博弈。现在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大多是因为在改革的过程中，已形成的利益主体在左右改革。从1997年前后一直到现在，为什么一些改革措施引起非议？特别是一些和老百姓利益相关的改革，出发点是好的，为什么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我觉得跟这个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们必须要看到，1990年代和1980年代的情况不一样。1980年代是体制改革推动结构变迁，也就是说，体制改革造成了新的资源，诞生了新的社会力量。1990年代后，新诞生的社会力量已经开始定型化，并且左右改革的进程。所以，这两个时代的逻辑是非常不一样的，如果没有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无法规范改革中的利益博弈。
　　为利益表达作出制度安排
　　从改革的动力和共识上来看，不得不承认，现在改革的共识已经模糊，1980年代关于改革的共识现在已经不复存在。如果我们不正视这种情况，盲目地、一味地深化改革，将造成很多的负面后果。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深化改革创造条件。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有关利益表达的制度安排。现阶段，利益在高度地分化，不同的利益主体在形成，而且利益主体之间的力量相差悬殊，强有力的利益主体在左右改革，包括政策制定和政策的实施。必须为不同的社会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做出制度安排，并把新的安排建立在民众自己的利益表达基础上，这样才能为改革创造起码的条件。
　　如果暂时做不到这一点，那就是另一选择暂停改革，尤其是暂停涉及重大利益调整的改革。在这种情况下做什么呢？可以对以前的改革进行治理整顿，或者说完善改革，巩固已有的改革成果，并且重建改革的动力和机制。这是在政治体制改革尚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一种理性的选择。（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