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木：变了味的改革

　　在改革纪事的很多版本里，1987年11月12日，中国第一家肯德基餐厅在北京前门的开业，是一个常常被留意的细节。这家美国消费品牌的第一次到来，被当做是一个极权时代落幕的细小见证。在一次次希望与幻灭的交替之后，大众普遍的欲望和需求正迫不及待地释放出他们内在的力量，流行乐，喇叭裤和可口可乐开始丰富起这个匮乏的物质环境。人们要求着他们在一个正常社会中所应有的一切，从彩电，自行车这样的器物，到自由，民主这样的权利。
　　在北京，年轻人聚集在农研室，体改所，社科院经济所等等或官方或民间的机构中，他们研究体制改革，深入到农村和工厂中调研，他们扎堆在简陋的屋舍里，也聚集在空旷的草坪上，讨论着政治，社会，诗歌，甚至摇滚，大声的表达自己的态度与想法。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无疑是这场青春记忆中一个美好的时刻，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通过论文的遴选而汇聚一堂，按照自己的研究的方向与兴趣，从宏观经济，价格转轨到西部开发，企业改革，谈论着改革的手段，目标和中国现实与未来。
　　在南方的江浙和广东一带，人们在小商品的倒卖，加工贸易和简陋的乡镇工业中寻找机会，办工厂，倒商品，奔波在全国各地，无论自己是多么的一穷二白和一无所有。
　　农村也获得了新的生命，在从前，国家政权一次又一次的下沉，让它失去了宗族和士绅的事实保护，也失去了宗法伦理的文化内核，乡村被迫的服从于新的观念与行为方式阶级划分和人民敌人的二元对立，再加上人民公社的全能组织，统购统销的经济安排和集体化的土地产权，农村成为了国家工业化目标的牺牲品，呈现了直接而粗暴的权力掠夺。而现在，随着承包制，分田单干的兴起，农民的生活，生产获得了向正常秩序的回归，行政权力的解构与收缩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和可能。
　　那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年代，它提供机会，允许试验，还宽容失败，虽然政治的气氛仍然在某些时候显得严酷冷峻，它声称要清除精神污染，还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时代的主导感可以被大多数人所感受。
　　八十年代的改革，像是一个国民运动的状况，是自上而下与自上而下两种力量的结合，民众与执政者形成了一个共识的话语和互动，每个人都是改革过程的主动参与者，人们一无所有，人们却拥有力量。
　　然而，事情还是起了变化，欲望的复苏比想象中更快，规则和伦理的制衡却从未建立。
　　九零年代以来，开放在事实上替代了改革，对于外部世界，我们加入WTO，热烈的回应全球化的浪潮。对于内部社会，则搁置起既有的问题，开放了更多经济上的空间，在增量改革的名义下继续着八十年代以来官场加市场的双轨体系。
　　于是，我们从农村的中国变化作城市的中国，大片的土地，人口纳入到城市的半径当中。这是毛时代的户籍制度所要极力避免的一点，它区隔农民与市民的界限，配合单位和公社进行垂直全面的政治整合。这既是传统社会整合失灵的替代方案，也来自于对苏联模式的刻意模仿。而如今，城市化的过程是投资，政绩和GDP的组合。我们在很多城市看到了同样的景象，它们成立新区，改造老城，围绕着土地，工业，资源投入各个要素的支持，输出着雷同的建筑和雷同的审美，它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提供强大的动力，也给官员带来寻租的收益，当然，它也播种了市民文化的基因市民的自由化和自治化。
　　接着，是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的出现。这与毛时代那个人人自危，连接班人也会一个接一个被打倒的情况大相径庭。一个垄断了各方面社会资源的，由政治，文化，经济精英结盟而成的稳定阶层开始形成并固化，它们依循着同样的逻辑，附属于权力的左右，这更像是同一个群体的延伸和扩散，俗话说的，都是权力下的蛋。
　　同时，改革的失败者开始出现。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成为了九零年代的一段悲伤记忆。工人阶级曾被视作是共和国的主人，它们是苏联经验的受益者，是国家发展最需要倚靠的力量，却因为改革而变成了市场经济的累赘，变成了改革的对手和敌人。他们独自承担了体制的原罪，另一批人也因此获益，在那场被称作是“最后的盛宴”的抓大放小中，官员和商人共同分享了这些丰厚的资产。
　　农民工则是长久的农村问题的衍生物，我们用户籍制度人为的制造等级，制造出一个歧视性的社会系统，作为人口的红利，作为经济发展的保证，他们却为此而默默承受代价，无论是尊严，还是薪水。改革催生出的失败者群体，带来了存在于城市里的二元结构。这是中国叙事的另一个版本，到处都充满了失败和无奈。
　　更糟糕的情况则来自头脑和心灵。
　　媒体设置了繁多而无聊的议题，它们有足够的噱头，是刺激和挑逗的绝佳工具，却很少能诚实的传递现实的困境，给予公众思考，表达和监督的训练。人们无时无刻的谈论发展，却都把它归结为规模和速度的胜利，没有人会觉得低矮的楼宇，悠闲的节奏会是一幅发展的图景，更不会有人会认为书店的品质能跟城市发展产生什么样的联系。年轻人呢，他们熟悉每一个消费的符号，无论是时尚的品牌还是活跃的明星，却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发出自己的声音。体制与消费合作，它们鼓励欲望和财富，却拒绝真实独立的品格。大多数时候，这既让我们受伤，也让我们迷恋。所有人都充满了不满与挫折，只是许多人不知道问题根源是什么。一个不无可悲的事实是，整个国家的人们都在生产和消费中自我沉溺，还以为自己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当年严复在翻译约翰密尔的《论自由》的时，把自由译作了群己权界四个字，就是说私域和公域的界限与共存构成了自由的内容。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个人情感和欲望的自由宣泄，但同时，它也需要公民对公共空间的基本认知和参与能力。这是两个相互依存的东西，它们的界限发生了错置，社会的机体就会出现问题，不会有温暖的小情小爱，更不会有良好的社会品质。
　　变了味的改革，一颗颗空空的脑袋，一颗颗傻逼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