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新雨：中国民族主义的“内”与“外”

　　关于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它每次出现的高潮都和中国特定的外部事件相联系。此次也不例外。它再次重复了这样的模式：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外部力量的催生和塑造是分不开的。它是内生的，也是外发的。
　　不同于以往爆发的民族主义激情，此次由海外华人和留学生群体推动，挺身而出站在“民族主义”最前列的正是中国接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年轻一代，这使得很多人惯用的“民粹主义”批判的模式失效了。对于某些学者的做法，符合自己理念就是“民意”，不符合就是“民粹”，我们已经见识太多。国外媒体认为，这是因为这些年轻人在国内受的教育是刻板宣传的缘故，但是，这无法解释为什么此次民族主义运动恰是从海外接受“西化”教育最多的群体开始的。正是因为身居海外的切身体验，促使中国八后一代开始寻求自己的政治身份，并且激活了他们探索中国历史，特别是百年以来中国历史的热情。国内某政治学者说，“这是一群自觉被侮辱与被伤害的人”，“最激进的民族主义往往诞生于这些以为黑白皆掌握，又有技术有力量、温饱不愁的人。”（《中国新闻周刊》4月23日），这个判断隐含的结论是，“海外民族主义”是吃饱了撑的，无事生非。但是，如果衣食有忧的“民粹”和衣食无忧的白领、小资、中资，都归于“民族主义”的行列中，这仍然只是一种被迫害的虚幻想象？还是这些学者对西方的一厢情愿本身是“想象”的产物呢？
　　“海外民族主义”的真正要旨在于，正是置身海外的年轻华人以个人身份进入西方的过程中，开始质疑建立在全球化和市场化基础上的“普世价值”，这些他们在国内接受教育时曾热诚接受的观念。是现实本身逼迫他们去反思和行动，为什么对中国的指责是以赤裸裸种族主义的语言来完成的，而且是出自曾被他们高度信赖的CNN？那些看不到CNN就没有权利反CNN的指责，是刻意混淆不同的问题。起诉CNN的海外华人是否只是“自觉”被侮辱和伤害？他们已经用行动做出了回答。问题在于，为什么正是“海内”的一些学者和媒体无法直面全球化过程中的现实，无法直面今天世界范围内的新、老帝国主义的问题与现象？从而，无法乃至拒绝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反思的关键。
　　中国的民族主义形成于二十世纪内忧外患的革命和建国的过程中。它的核心是对外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内实现区域内各民族的自治与平等。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中国二十世纪以来最重要的革命家和政治家都为中国民族主义的独特内涵做出了贡献。从二十年代开始，中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如顾颉刚、费孝通、白寿彝、谭其骧等一大批知识分子，都用毕生精力去致力于保全中国多元文化发展的民族主义理论和实践，并且不同程度地批判和检讨了西方建立在单一族裔基础上的民族主义理论，后者正是今天全球化背景下种族清洗等暴力的根源。今天，中国知识界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应该从对西方民族主义中的问题批判入手，这不仅是因为这是迫切的现实问题，而且更重要的，这也是我们今天重新讨论国家和社会问题的基础。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国家合法性的来源，也是考验。改革开放三十年，东西部差距的持续加大，正是分裂主义加以利用的温床，但这不是汉藏问题，而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是全球化的市场分工导致的沿海和内地的问题。因此，反思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是去附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而丧失自己的立场，而是如何更有力地促进国家对内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区域发展，克服单纯依靠市场经济带来的不平衡，对外积极寻求全球正义的实现。批判西方霸权，不是对“正义”的弃绝，而是相反，是对正义的坚持；不是为了陷入以经济利益为唯一诉求的“国家主义”，而是如何为建立基于平等、合作基础上的全球新秩序而努力。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民族主义应该是基于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民族主义，对国际上一切弱小民族的同情和扶助，本来就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应有之义。从孙中山先生开始，就是把中华民族的解放与世界上弱小民族的解放联系在一起的，以实现世界上所有民族自由平等的大同目标，这是我们今天不应该忘记的二十世纪的政治遗产。
　　如此内与外的结合，才能实现几代人为之奋斗的中国民族主义的真正内涵。
　　（2008年4月28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