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国家行使教育权力的界限在哪里

　　从媒体获知，上海全日制私塾性质的“孟母堂”，再次被当地教育当局叫停，我个人曾为“孟母堂”写过两次评论，这次是第三次。我视为责任。
　　在我们这个日益走向多元的时代里，“孟母堂”的出现并不奇怪，即使没有它，也会出现类似孟母堂的其他形式。对于早已习惯“大一统”的中国社会尤其是这个社会中的权力部门，似乎应该调整自己的思维认知，以适应终将到来的多元时代，而不是成为它的阻力。最低限度，对“孟母堂”之类的私塾教育应抱以一定的宽容，不妨让它自我试验，哪怕你不支持。一国不容一堂，道理和舆情都说不过去。
　　教育，在最初的意义上，是私人的事，不是国家的事。我愿意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因而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是每个人的自由选择，别人，包括政府，都不能越俎代庖。儿童缺乏自我选择的能力，他们的父母作为监护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想法和预设，安排孩子的教育，这是他们身为父母的权利，权力并无理由干涉。在此意义上，“孟母堂”的孩子家长们，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更多地接受传统儒家的教育，如果他们没有强迫他人，社会理当尊重他们的权利，而不应用权力强制叫停。
　　那么，权力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介入并强制呢？即孩子的父母拒绝孩子接受任何教育。教育是人成长为人的唯一途径，刚生下的幼儿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它需要完成一个向文明意义上的人的转化，教育就是这种转化的唯一的方式。如果有人拒绝让自己的孩子转化，亦即拒绝孩子成人，这时才需要权力行使强制，这是权力的职责。
　　以下不妨略述国家（政府、权力）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我很愿意介绍一下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学者约翰密尔的观点。他认为“政府只要决心要求每个儿童都受到良好教育，并不必自己操心去备办这个教育。做父母的喜欢让子女在哪里得到怎样的教育，这可以随他们的便，国家只需帮助家境比较困难的儿童付学费，对完全无人负担的儿童代付全部入学费用，这样就足够了。”这个声音好像是在为“孟母堂”辩护。在一个“民治”而非“治民”的社会中，孩子“在哪里”接受教育和接受“怎样的”教育，真正应该是民自身的选择的权利，而不必把它转变为由政府控制和支配的权力。
　　那么，国家和教育的关系到底如何，密尔提供的观点是“由国家强制教育是一回事，由国家亲自指导哪个教育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这两回事实际上就厘清了国家在行使教育权力上的界限。强制教育是针对以上的拒绝教育而言，它现在为国家义务教育法所体现和保证，这是国家动用教育权力的用力所在。但，如果政府的权力往教育的第二个方面延伸，难免就有越界之嫌。
　　因为，教育什么和如何教育，本来就不是权力的事，而是权利自身的事。民治政府由纳税人的赋税供养，纳税人可以需要它提供公共安全和公共服务，但不会要它来为自己指定自己所需要的教育。国家由政府代理，政府由官员构成，教育，如果由官员来指导，那么，教育将服从谁的意志。中国历史上的法家曾经推行过“以吏为师”，而吏贯彻的是君的意志。这样的教育导致了国家政教合一的大一统，它的路径取向不是“民治”而是“治民”，教育则成为治民的工具。
　　因此，从民治出发，密尔不赞成“把人民的教育全部或大部交在国家手里”。就此一问题，密尔的眼光很锐利“要由国家主持一种一般的教育，这无非是要用一个模子把人们都铸成一样；而这个模子又必定是政府中有势者所乐取的一种。”密尔的声音可以参酌，他反对的是“一种模子”的教育。如果教育出自权力，而权力又是一元，那么教育必然是模子般的一元化和一统化。如果教育属于权利，权利又是复数，它本身就是多元的，那么教育则必然呈现多元与丰富。
　　一国不容一堂？中国固有其国情，就国情而言，政府办教育是主旋律。但主旋律不应排斥多样化，“孟母堂”正是教育多样化的形态之一，权力理当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