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清川：熊十力与儒家共和国

　　最近中国大陆爆红一部萝莉、御姐和师奶通杀的电视连续剧，以雍正后宫为背景的《甄嬛传》。当然，我本来对于此类戏说剧是嗤之以鼻的，跟着小朋友看了几集之后，居然着了魔，背着她买了DVD，一口气看了个通。
　　你自然可以想象这类宫斗戏（后宫斗争）是怎样一种情形。可是我完全被其中的阴谋诡计所吸引，只想看着那些后宫的皇后、妃嫔、贵人、常在和答应们如何见招拆招，使绊子，下圈套。可愈到其后，我愈是怅然若失。我记得少时看韩国片子《大长今》，也是宫斗，可是为什么大长今就那么阳光满地，而我们的甄嬛终于陷落了阴毒谋人的悲剧呢？在中国人看来，多么伟大的人，若他她缺少谋略而一味地光明正大，必然是死无葬身之地的。终于还是计谋胜过了制度。这好像就是我们的政治价值观。瞧，我这么说，我不也看着甄嬛使各种阴招乐不可支吗？
　　与此同时，我在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小枫先生的《共和与经纬》，不知怎么地，我竟把如此鄙俗的电视剧和如此高雅的哲学联系起来了，并且我颇觉得这二者有共通之处呢。
　　《共和与经纬》的副标题是“熊十力《论六经》、《正韩》辨正”，刘教授解读熊十力先生的两篇大作。熊十力如今除了知识界狭小范围之内声名显赫之外，早已被遗忘在主流知识圈之外。然而在民国间与开国初，熊先生被标榜为“新儒学开宗大师”，著作等身不提，其门生牟宗三、徐复观和唐君毅俱是一时之选。
　　《共和与经纬》所解析的熊先生两文，《论六经》实际上是熊十力在1951年致林伯渠、董必武和郭沫若，“并恳代陈毛（泽东）公赐览”的策论；《正韩》是熊十力早在民国间就已经写就，但在19491951年才改定刊印，命名为《韩非子评论》的册子。
　　近年来越来越怕读刘小枫。大学期间读他的大作小册如《这一代人的怕与爱》、《走向十字架的真》和《沉重的肉身》时，每每有悟，沾沾自喜；这几年来但觉得绞尽脑汁却仍然所获甚微。到底是刘教授功力精进还是我终于流俗低下了呢？刘教授在书中一再自谦他的学力不足，恐怕曲解了熊先生。那么我的悟性恐怕更是力有不逮了。《共和与经纬》所解析的政治逻辑颇为繁复，我只当是快刀斩乱麻，勉强来解刘教授的经吧。
　　以我个人的阅读结论，熊十力先生上书与正韩的目的，乃是劝说共和国创始人去建立“儒家共和国”。粗略来讲，刘教授对熊先生的九章解经，要为我们厘清熊先生的三个基本问题：1，为什么要建立儒家共和国？2，如何建设儒家共和国？3，儒家共和国的目标是什么？
　　这里涉及到一个基本的前提：熊先生第一线参与了辛亥革命，恰恰在革命之后，他意识到这个革命所要建立的政权与制度，终不能成就正果，于是他希望“‘挽耽空溺寂之颓’，为共和革命提供精神基础。”也就是说，他从来都承认民主自由共和的价值，而他的学术要做的，恰恰是为共和革命“开万世太平”。
　　熊先生认为，西方的知识论是外求，“偏任理智与思辨”，自封自闭；而中国的知识论既重经验知识，又讲求修身。因此他认为“科学与民主思想无需求诸海外，中国固有文化传统中就有。”
　　熊先生石破天惊指出，中国的民主自由思想就存在于“六经”，也就是《大易》（易经）、《春秋》（春秋公羊传）、《礼》、《乐》、《诗》、《书》之中。正是周公、孔子等这些先圣，在这些传统经典中提出了自由民主的思想。但是，为什么会在其后丧失了呢？在秦始皇“废井田，立郡县”之后，汉代的儒家弃徒们为了讨好专制者伪造了经书，从而把经书变成了维护等级次序与皇帝专制的文本。也就是说，是汉儒们破了初民的民主自由共和思想的功，从此中国才沦入了黑暗的专制。
　　熊十力要在中国建立的，恰恰是在中国传统思想基础上更加冲和永续的共和国。
　　然而如何建立呢？西方的药方不可用，而东方当时的现状显然在熊十力看来是徒劳的。于是他认为，要建立真正的共和国，就必须回到儒家的“心性儒学”，按照先圣们的指导，改造共和国公民的“心性”，使他们“人人皆可为尧舜”，既拥有共和国公民所应当享有的自由民主思想，又能够自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就万世太平了。
　　可是，熊先生当然不那么天真地认为建立共和国，人人就自然成为尧舜了。于是怎么办？他的《韩非子评论》指出的道路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心怀天地的“共和君主”。他有着君主的权威和权谋，又心底无私天地宽，导引民群修身养性，彻悟共和国的真谛。
　　那么，这样的一个共和国，它的目标是什么呢？熊先生的设想是“周礼首言建国，其国家之组织，只欲成为一文化团体”。或者说，是在经典培育下的“文人共和国”。当然，熊先生不至于头脑简单到忽略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等重大事宜，然而，在他看来，最终的社会解决方案，乃是全世界联结成为一体，“颠覆天下的性分秩序”，解决了人的心性差异，也就真正消灭了人类不平等的根源，从而达到人人平等，天下均一的大同世界。这是适用于全世界，而不仅仅是中国的政治哲学。
　　在民国期间，试图以儒家思想来拯救中国的知识人并不在少数。但是熊十力异于凡人的地方恰恰在于他所支持的乃是自由民主的体系，共和的政体。他的道路所不同的，乃是以儒家的心性学，作为改造共和国内在机理的哲学。
　　我不知道我是否准确地概述了《共和与经纬》的大意。但就我自己的肤浅理解而言，这套学说接受起来有相当大的难度。
　　中国思想和政制的发展，具有很强的逻辑理路。与全世界初建政体几乎一致的是，中国在初民时期，乃是一种原始的民主方式。罗马共和与希腊诸城邦的共和体制，如出一辙。然而，他们又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专制体制。中国由于地理原因、安全局势和生产方式，由是更加内向发展，专制日益发展。即便在初民时期的确具有民主共和思维，也在日益需求的权力集中化过程中消灭殆尽。等级制度与专制制度相互依存，遂一路奔袭至今。虽然有许多偶然性因素，例如秦始皇的专制变革、蒙古的入侵等等，然而中国的制度发展史已经一目了然，并非汉儒一家所能成就2000年专制。
　　而我们难道不曾经历过“六亿神州皆尧舜”的改造么？将希望寄托在共和国君主一人身上，所带来的恐惧与破坏，所带来的人的心性的败坏，要更甚于在精英政治制约之下的专制王朝。无限制的权威必然所带来的就是无限制的腐败与杀戮；而无制度的权谋恰好就是消灭人的心性的最残忍武器。刘教授在书中评说“按十力的设想，我们将会走向天下大治。他没有设想也很可能会出现天下大乱，对此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即便出现天下大乱，也不过是达到天下大治的必经之途”。这未免令人毛骨悚然，岂非“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人人皆尧舜否定了人性的差异化，从而也就推导出必须有圣人，也就否定了在现阶段下，我等愚民可以“咸与维新”的机会。可是我总觉得时人所臧否的咸与维新，恐怕恰好是建设民主自由共和的“必经之途”。因为咸与维新，愚民们才有机会去了解和懂得维新，于是渐渐地了解何为民主自由共和，也才能让假维新变成真维新。美国建国之初的愚民们，不就是通以咸与维新的方式，逐渐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吗？
　　至于文人共和国和大同世界，最起码我们是不敢想的了。我们中国人总在“俟圣人出，海晏河清”的等待中，却从来不能在现实的世界中寸进以求变更。太有理想的社会期待的是毕其功于一役，而稳重健康的社会才会踏实地寻找稳妥健康的改革方案。
　　现代制度没有什么特别神奇的地方，无非是从人性的根本出发，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承认不平等的存在，承认人乃是善与恶并存的矛盾体。因此用制度、法律、制衡等等方式来规范人的行为，不期望乌托邦，也不认可末世论。只有老老实实地去契合现代社会的原则和规范，才能建设一个不完美，但是合乎人性的世界。
　　我从来不愿、不能否定中国传统社会的合理性，尤其在调整社会关系、建设内在责任与平衡的内外修养方面，我们有着许多令西方艳羡的成就。我们所需要的，不过是把这些有益的原则提纯，运用于现代社会而已。就像西方的保守主义一样。但并不是一谈保守，就非得把整套的东西全部挪用回来。
　　我当然没有能力否定熊先生，或者是刘教授的逻辑思维、宽阔视界以及上上学力。我只能以一个现代人的常识性考虑，来提醒或弱弱地质疑这般复杂的学理。
　　为什么我觉得《甄嬛传》和《共和与经纬》有共通之处？因为我觉得他们都认为，只要有一个正当的理由，便可以通过权谋来实现。制度与规范于是便是次要的了。我喜欢他们，可是这种喜欢令我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