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有人坚称应该、不应该怎样？

　　为什么有些人会坚称XX应该不应该是怎样的，虽然给不出丝毫理由？
　　这是常见于很多人身上的行为。
　　在这些人心目中“某类人就应该符合某种特定的形象”，但这些人却无法拿出具体的理由来支持他们这一特殊的判断，要么使用“也有很多其他类的人需要符合某种特定的形象”来作为理由（不知道是否有效的类比），要么使用这是显然的作为理由（这似乎根本不是个理由）。
　　
　　我是在电视机前长大的，大人们一直忙工作，所以小时候我看电视盒子的时间，可能比看父母的两倍还长。那时，家里只有黑白电视机。也没有闭路电线，只靠房顶的自制天线，收三四个台。有的台只有晚上有、有的台周二全天休息，所以看个动画片、看部完整的电影很不容易。当时也没电视预报，只能进屋打开电视，拧着旋钮转一圈，才知道分别在演啥。偶尔看到在演宽荧幕的电影，心理很是激动父母说过，宽银幕的电视，都是好电视我会冲着大院里喊一嗓子，“有好电视看喽”，在院子里玩打沙包、跳皮筋的哥哥、堂姐、堂弟，会跑进家里抢着看电视。
　　看着已经开了半截的电影，他们会一边睁大眼睛看屏幕，一边催我，“快说呀！？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时常我也刚看一点儿，说不清楚，但摸着头，嘟囔，“估计是这个吧，这个人穿着干净衣服，长得好看，应该是好人”。“哦，嗯，行吧，先看了”，他们不再追问、坐下来、专心看电影了。我却憋着某种担忧：待会儿要是发现他是坏人，咋办？他们，不会笑话我，说我吹牛吧？
　　好在，那时候的电影，大多剧情不太复杂、人物特点也比较鲜明，所以角色的“好坏”我基本上都蒙对了。看来，从《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等电影里，摸索出来的经验，在其他宽荧幕电影里也用得上：好人就应该是五官端正、身材魁梧，镜头给的明亮、光鲜；而贼眉鼠眼、身形猥琐，给出的光线暗淡的，应该就是坏人。
　　我的这个发现，在后来看春晚的节目《主角与配角》中，得到某种印证。朱时茂说：“你看看你，这脑袋瓜子、这模样，这鼻子、这眼睛，这长相，那是几千年才出一个啊？！像你这样的形象是吧，小偷小摸啊、不法商贩啊、地痞流氓啊，不用演，往那儿一戳，他就行了。”陈佩斯瞪着朱，愤恨地说，“几千年就出这么个东西啊”！
　　以成人的视角看，“好人”和“坏人”是极简陋的分类方法，它忽视了人内心的丰富性，也粗暴地给一个人盖上了看似不可更改的标签。但是，这种分类也有用：它让我们这些急于知道如何理解这个角色的行为、怎么理解眼前的故事、怎么看待结局等问题的孩子，有了一个立足点、一个基本视角，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或喜或悲、或受到鼓舞、或跟着担忧。而这要比无法做出判断、陷于扑朔迷离的故事中理不出头绪，要好的多小孩儿承受未知的能力毕竟有限。
　　可以说，面对复杂的事情，进行简单的分类，是一种适应性的做法，你可以说他挂一漏万、很不客观，但是它至少缓解了无从下手、杂乱无章时的焦虑。认知心理学也把从“分析到综合”视为理解一个事情的必由之路。而分析，由于分析者的阅历、知识的水平，会展现出或深或浅、或简或繁的差异。
　　“应该或不应该”，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法”，是我们在内心对信息进行简单分类的工具，这一点上和“可以或不可以”、“值得或不值得”的作用相似。只是应该与否表达中，往往还表露了粗暴的态度、隐含了控制的味道。
　　我高中时留过比较长的头发，高一时我是全校男生头发最长的，但是没有领导来管。刚升到高二，有次班主任把我到办公室，说“很快要高考了，应该把头发剪短一些，有利于考前的学习和备战”。我当时很不服气，和他争论：“头发的长短和考试好坏有什么联系”？他瞪起因睡眠不足带着血丝的小眼睛，恶狠狠地说，“做学生就应该有学生的样子，你留个长发、穿个牛仔服，跟个混混儿似得，能学进去吗？能考好吗？啊？都这时候了，你想想你应该做什么”？
　　我俩腿一哆嗦，不是被他突然升高八度的训斥声吓到，而是为这个同时担任我们政治课老师的逻辑，感到震惊：头发长短和混混儿有必然联系吗？看似混混儿和这个人是混混儿有必然联系吗？是个混混儿和学习不好，有必然联系吗？学习状态好和考的好，有必然联系吗？
　　那一瞬间，我想到了小时看电视时，问谁是好人的小孩儿们。只是这一次，办公室里没有电视，坏人只得由我来现场演出，剧本来自这位老师的臆测。
　　多年以后，我对于这老师粗暴的分类、混乱的逻辑有了理解。
　　原来，人的内心无时无刻，都需要一些心理功能来处理外部刺激带给内心的焦虑及其他的情绪，这种功能叫防御机制（也可约等于“自我保护”）。每个人都会发展出适应于自己生活的、处理焦虑体验的防御方式。有如独具身份识别的指纹，一个人一贯地保护自己、调节自己的感受和情绪的能力和方式，塑造了他特有的性格特质、表现出了他的人格力量。同时因为有意无意地、使用防御机制的方式不同，展现出了不同的人格发展水平。
　　防御机制的种类繁多，使用时也不上一成不变的，在应激、高压力的情况下，人往往会退行，即用早期的、更幼稚的防御机制，来处理眼前的困难问题。如，工作受挫的成人，有的会像小孩儿一样，不断地抱怨、指责外界的不公平、不合理，来缓解（甚至避免体验）自己无能的感觉、受挫后的羞耻感；刚得知患了癌症的人，会跟小孩撒谎一般，否认自己生病、不相信眼前的真相。这种退行，在心理素质本就不强、抗压力能力较差的人身上表现的更明显。
　　显然我的班主任，在高度压力下，焦虑的情绪严重影响到他的睡眠、也影响到他说话时的条理性（有过登台讲话、即兴发言的人，可能对于这一点更有体验）等各个方面。我相信，在和我的对话中，他对我的态度恶劣、语言粗暴，这不是来自于他的险恶用心、人品不好，而是来自于他无法在内心消化的过度焦虑，迫使他启用了早年的防御机制，歪曲了他当下的认知能力。他反复强调的“应该”，更像是一种幼儿化的控制，希望大家听话，避免更复杂的情况，以此他能减少过多的刺激、缓解过度的焦虑。或许在他眼中，一个班的学生都跟监狱里的大秃瓢儿似得、再穿上号衣，毫无个性、服从管理，然后都低头学习，是最能缓解他辅导高考班压力的事情。
　　这还没完，这种非此即彼、要求别人“应该”如何如何的心理，作为防御机制，不仅防御了眼前的焦虑，让他可以暂时不去觉察内心的糟糕感觉，反而把注意力放在诸如学生上课走神、迟到等细枝末节的事儿上，而且，在这种不停地挑剔、指责、和学生纠缠于每天可见到的具体细节过程中，他就把“高考的达线率”这个更严重、却暂时看不到的焦虑事件压抑到更深的地方去了。我相信，这才是他的噩梦、才是他宁愿“选择”陷于细节纠缠的原因。
　　所以，我觉得要求我们“应该如何如何，不应该如何如何”的人，的确很难让他们说清楚是基于什么道理。因为他们出于处理情绪情感层面的需要（比如缓解焦虑、抑制过度渴望、压抑嫉妒愤怒等等）所使用的防御机制，导致他们的认知功能出现偏差。他们僵硬地说着“应该”，不是为了满足理性的交谈，而是为了实现情绪上的舒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