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琴是文人琴，成为中国文人生命的寄托

　　在中国文化中，古琴以其独特的音色而令一国之读书人着迷。两千多年来，古琴主要在中国文人中传承，被称为“文人琴”，以区别于一般演奏类乐器。文人也一直与“古乐”密切相关。可以说，中国古琴最本质的一个特点，就是文人琴。
　　雅琴者，乐之统也，与八音并行，然君子所常御者，琴最亲密，不离于身，非必陈设于宗庙乡党，非若钟鼓罗列于虚悬也，虽在穷阎陋巷、深山幽谷犹不失琴。东汉应劭《风俗通义》
　　古琴在文人之间得以传承的原因
　　什么是文人？文人是既有知识又有文化，同时要关心社会、关心他人、有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的人。在中国历史上，文人是有这样的精神传承的。古代文人所注重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他们是历朝历代中国很优秀的人，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文化精英，其中有为官的士大夫、饱读诗书的高人隐士，也有热爱文化艺术的帝王，更有书斋必设琴的普通读书人。
　　清苏六朋《文林雅聚图》琴音微妙前文曾言及，古琴为中华礼乐文化之一部分，三代以上琴“有家户诵”之盛，可谓一种“大众文化”。那么，为什么在汉唐以后，却主要在文人士大夫及隐逸之士中传承，成为一种“精致文化”呢？
　　我以为原因有二。
　　其一，礼乐丧而人人趋于“新声”。
　　早在战国时代，以“好古”著称的魏文侯即谓“寡人听古乐则欲寐，乃闻郑卫，余不知倦焉”。
　　《列子》和《吕氏春秋》也分别记载了伯牙子期“高山流水”的故事，《吕氏春秋》更言，“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
　　范仲淹在其著名琴文《与唐处士书》中则说：“秦祚之后，礼乐失驭。予嗟乎琴散久矣，后之传者，妙指美声，巧以相尚，丧其大，矜其细，人以艺观焉。”故请唐处士“君将怜其意，授之一二，使得操尧舜之音，游羲皇之域。”
　　但时势降而礼乐丧，人心趋于浮躁而好声色之娱，大雅之琴于社会文化中终将让位于郑卫新声，而由少数文化精英们传承，便成为自然之事，是以汉唐以后两千多年，古琴主要在占社会少数的文人士大夫和方外隐逸之士中传承，与秦以前弦诵琴歌之琴有所不同。
　　其二，琴音微妙，需具备相当的文化素养才能领略。
　　古琴之音安静而遥远，允为“太古遗音”。抚琴至妙处，会有无念忘我、心骨俱冷、体气欲仙之感。美妙的琴曲，常令抚琴者神游霞外、悠悠不已。然正因为琴音微妙，需具备相当的文化素养才能领略，故有“大雅”之名。
　　古琴曲《阳春》、《白雪》便成为“曲高和寡”之代名词，而《高山》、《流水》之曲也成为文人逸士品格高洁、志存高远的象征。
　　汉唐以后琴道更趋精微，其中又注入释、道两家之思想，操缦之士，也渐由普通大众趋向文人士夫及隐逸之士，实时势之必然。也正因古琴中蕴含的丰厚的琴道内涵，古琴一直有别于娱乐类演艺乐器，而作为养心、寄情、托志的道器而为中国文人所钟爱，在中国文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了独特的地位，成为一种文化象征。
　　可以说，是古琴选择了能领略其“太古声”的中国文人，中国文人也选择了能助其“游羲皇之域”的古琴。两两相得，古琴自汉唐以来以“文人琴”传承，实属必然。
　　古琴在文人高士之间的传承
　　纵观琴史，汉唐大儒、魏晋名士、方外道者，历朝历代抚琴的文人高士不可胜数。今时流传最广的古琴式样“伏羲式”与“仲尼式”之名，及“神农式”、“师旷式”、“列子式”等等，便是古琴乃文人高士传承之表征。
　　历史上，孔子学琴困于陈蔡之间，不以为忧“抚琴不辍”，弹琴讲学也是事实。先秦、两汉出现过师旷、师清、伯牙、司马相如、蔡邕、蔡文姬等许多著名琴人，同时留下许多与琴有关的动人故事。魏晋之时，嵇康、阮籍、陶渊明、谢灵运等皆能琴。
　　隋朝甚至以能否操琴为天下取士的一个标准。
　　《琴议》说：“隋炀帝以嵇氏四弄、蔡氏五弄，通谓之九弄。”九曲古琴列为文人科举之必考。隋唐至宋的文人高士，文人王维、白居易、柳宗元、苏轼、陆游、李清照等皆能操琴。
　　王维《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白居易《船夜援琴》“身外都无事，舟中只有琴”，并写下众多琴诗。尤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政务繁忙，尤孜孜以求琴道，更为后世所传颂。
　　明清以来，琴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修养“琴棋书画”之首，在文人画中常能看到道人弹琴或童子抱琴的情景。当时不仅文人弹琴，一般大户人家也大都有琴，许多人请琴师来家传授，闺房小姐善能操琴者不在少数。小说《红楼梦》中黛玉、妙玉，皆善弄琴，类似东汉司马相如操琴、卓文君为之心动的故事颇多。
　　就连作为皇帝的宋徽宗，也曾设“万琴堂”，收藏天下名琴，更手绘《听琴图》，生动记录下君臣弹琴、听琴的场景。帝王藏琴，固有其便利，然弹琴、听琴，乃是个人作为一普通文人的生命之趣。
　　古琴有哪些妙用？
　　对众多古代文人而言，“琴”与“书”，乃并重之事，如陶渊明般“少学琴书”，乃文人传统之一，读书人家庭，也以“琴书传家”为要务。为什么中国古代文人如此自觉地传承古琴呢？有几个更具体的原因：
　　其一，养心
　　“八音广博，琴德最优。古者圣贤玩琴以养心”对于后世读书人来说，“琴棋书画”四事，其养心的功能，都远超娱乐的作用，四事中尤以琴为最。当然，善琴亦可代表个人修养之高。
　　其二，独处不闷
　　嵇康《琴赋序》言，“余少好音声，长而玩之。以为物有盛衰，而此无变；滋味有厌，而此不倦。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
　　在修身养性之外，提出了弹琴于读书人的另一功用，即“处独穷而不闷”。此“处穷独”，既有一人独处之孤独，亦有精神之孤独，有琴相伴，即可宣和情志，如对知音。
　　其三，抚琴消忧。
　　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言“悅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可以说真切地道出了琴对于古代读书人的“消忧”功用，此忧，有“身为形役”之忧，有“世与我而相违”之忧，亦有如范仲淹之为“天下忧”，种种忧闷，皆可靠弹琴宣泄、消解。
　　其四，达则观政，穷则守命。
　　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此穷达之说，对中国文人的精神世界影响深远，琴“达则于以观政”，“穷则于以守命”的观点，正与孟子之说相应。无法兼善、无法观政时，至少还可以抱琴入山，抚之于松间林下，守命修身养性，获得心灵的安顿。
　　琴对于古代文人，可以说既寄托了理想，又托付了性情，更意味着精神境界的超逸，得此受用，“君子之座，必左琴右书”，“君子以琴书自娱”，诗礼之家以“琴书传家”，就是自然之事了。古代文人把弹琴看做是“自我修养”的一部分，早已成为中国文人生命的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