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入童年之八粉笔头

　　闪二：幼儿园每天上图画课，老师发了纸，其他孩子三分钟就图个乱七八糟，而我却十分认真仔细，先把白纸打上方格，然后再在每个方格里分别作画，一天画一小格，记得我已画好几个格子了，有军舰、有手枪、有汽车、还有大炮，我好满意我的杰作。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到老师那取画，但老师却说找不到了，那可是好几天的心血呀！我哭了起来，老师对我吼道：＂一张画丢了怕什么？不会再画？＂。这句话我记恨了一辈子。殊不知，如果这张画儿保存至今，它在我心目中的地位绝不亚于齐白石的大虾、郑板桥的竹，它在我心目中的价值绝不低于吴作人的奔牛、徐悲鸿的马。
　　闪三：我在一般同龄人中画画儿算是好的，小时家里没有笔，所以平时粉笔不离手，走到哪画到哪，粉笔头也就扔到哪。有一次记不清是谁给了我一把花生豆，这叫个香！一个一个慢慢吃，认真吃，一下没拿住，一个小豆豆叽了咕噜滚到立柜底下去了，我钻到桌下向柜底张望，一眼就看到那白白胖胖的花生豆，动作一气呵成，伸臂一够、屈指一拣、顺嘴一塞、皓齿一咬，真脆，＂哎呦＂，一股石灰味直冲脑门，眼泪横流，吐了满地，嚼的竟是一个粉笔头。一生只吃过这一次，前后不过一秒钟，味道却记住了一辈子。
　　一九五八年，我进入西城区鸭儿胡同小学。背着妈妈手工缝制的花书包，高兴极了，每天蹿着去，蹦着回，真是一段无忧无虑的日子。
　　一二年级的班主任于老师是一个高高大大的女人，由于又胖又壮，走起路来慢慢的、摇摇晃晃，似乎俩脚都是鸡眼。
　　三年级班主任姓商，三十多岁小巧玲珑，烫着像二姨一样的卷发，说话、走路极快，声音直直的平平的，没有一点阴阳顿错。
　　四年级班主任是个姓杜的老头，瘦高瘦高走路极稳，绝对踩不死蚂蚁，他长着一副猫一样的双眼和一只鹰一样的鼻子，脸上永远挂着阴沉，让我们害怕。
　　五、六年级班主任张老师，不干净的粉脸、自来旧的黄发、满嘴黄斑牙，走路时总是两脚外侧自后向前的行进，脚的里侧永不沾地，印象最深的是她身上总带着一股气味，可能是劣等香皂味，也可能是梳头油味，总之形容不上来，却又记忆犹新。
　　那时上学最享受的是一年级，每天早上带上早点，一个馒头或一个窝头，第一节课前有十分钟的吃饭时间，这时我们就各自拿出自己带来的一个馒头或半拉窝头，一边吃一边听于老师念那本《卓娅与舒拉的故事》。
　　儿时的记忆是不打折扣的，于老师的娓娓述说，至今犹如眼前，五十多名七、八岁的孩子们，随着老师的阴阳顿挫或高兴、或悲伤、或激动、或愤怒，当读到卓娅被法西斯强盗压上大街，穿着单衣，赤脚走在冰天雪地上的时候，于老师哽咽了，全班同学都哭出了声。那本书老师读了很多天，成为我们每天最为惦念的一个日程，幼小的心灵竟在这朦胧的年龄段，接受了受益一生的洗礼。十几年后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河套里拉沙子，零下三十多度的大烟炮刮得天昏地暗，知青们缩在沙堆上等车时，我跟大家讲起了这段故事，讲起了卓娅，那裸露的双脚、那黑色的绞索，那斯大林因听到卓雅被德国人处死后的怒吼：
　　＂苏维埃最高司令部命令，向德军展开全线反击，坚决彻底地消灭他们，决不接受他们的投降。＂
　　知青们默默听着，没有一人吱声，车来了，突然带病坚持出工的一个知青甩掉棉大衣高喊：
　　＂来吧，和暴风雪拼了，我们绝不接受它的投降＂。
　　那是一个活在口号中的极左年代，后来这名知青死在了一次山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