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孩子一生的不是学习成绩，而是健全的人格修养

　　一、如何让孩子树立乐观向上的心态？
　　1、接受现实是走向乐观的第一步。
　　2、培养乐观的性格，让孩子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不幸。
　　3、让孩子保持一颗平常心。
　　4、孩子把大量的精力耗费在焦虑上，就不能发挥其固有的能力。
　　5、幽默感看似＂小伎俩＂，实则＂大本事＂。
　　二、如何让孩子学会感恩，懂得宽容？
　　1、心胸狭窄只会让孩子一生痛苦。
　　2、拥有爱心，就有了求知求美的动力。
　　3、恶作剧会＂惹祸＂，及时引导孩子改正。
　　4、及时消除孩子的残忍行为。
　　5、懂得感恩，才会成长。
　　三、如何培养孩子直面挫败的勇气？
　　1、孩子是脆弱的，教他勇于正视失败。
　　2、培养孩子的意志力不容忽视。
　　3、对挫折感到陌生的孩子，很难融入社会
　　4、用自信取代自卑。
　　5、总是责备孩子的失败，孩子将会变得＂无能＂。
　　6、对孩子进行夸奖，但不要过度。
　　四、如何教会孩子自我保护？
　　1、教会孩子一些安全常识，冷静应对伤害。
　　2、依靠父母的孩子，总免不了挨摔。
　　3、孩子缺乏处世能力，随时都会有被生活吞噬的危险。
　　4、过分地保护，就等于＂伤害＂。
　　5、提高孩子的＂免疫力＂，从容面对诱惑。
　　五、如何让孩子敢于梦想？
　　1、有梦想才有创造。
　　2、不要训斥孩子的＂梦话＂。
　　3、孩子有梦想时，催促他向梦想迈进一步。
　　4、拒绝孩子问的＂为什么＂，就等于剪断了他思维的翅膀。
　　5、善待孩子的兴趣。
　　6、善于创造的孩子，往往具有一个奔驰的头脑。
　　六、如何培养孩子良好的沟通技巧？
　　1、懂得社交礼仪的孩子，能够拥有好人缘。
　　2、孩子善于谈吐，最能弓l起别人的兴趣和注意。
　　3、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
　　4、孩子勇于承认错误，则错误已经改了一半。
　　5、合作能力比知识更重要。
　　6、懂得倾听的孩子具有人格魅力。
　　七、如何教会孩子合理使用钱财？
　　1、孩子越早接触和学会使用零花钱，长大后就越容易赚到钱。
　　2、正确处理孩子的压岁钱。
　　3、养成储蓄的习惯，让孩子终生受益。
　　4、授之于鱼，不如授之于渔。
　　5、纠正孩子盲目攀比的心理。
　　八、如何帮助孩子正确认识自我？
　　1、鼓励孩子主动与人交往，消除孩子的孤僻。
　　2、长期处在害羞之中，孩子容易产生自卑感。
　　3、学会欣赏别人，才会欣赏自己。
　　4、让孩子每天发现一个自己的优点。
　　5、懂得＂舍＂才会有所＂得＂。
　　教育＂在于造成完全人格＂
　　南开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张伯苓解释说：＂‘公’的意思，就是为公众，摒除自私自利。‘能’的意思，就是对于身体的锻炼与知识的培植。＂该校训大致涵盖了张伯苓所倡导的＂三育＂（德育、智育、体育）的内容，如用他的另一句话加以概括，即教育＂在于造成完全人格＂。造就＂允公允能＂的人才
　　由于丧权辱国的现实，晚清一代的教育家，个个怀抱教育救国的理想，然而，也许当年威海卫升降旗一幕的刺激太深刻了，张伯苓心中的救国梦比其他教育家都更加强烈与执着。张伯苓曾经认为，中国的积弱积贫，根源在于＂个人没有能力，所以一切不能与外人并驾齐驱＂（《今后南开的使命》），后来他发现，＂中国至深之病＂，不是个人能力不足，而在中国人的自私心太重，＂向公家添煤添油的人太少，揩油的人太多＂，人各为己，缺乏合作精神，所以＂人民虽众，只是一盘散沙＂，毫无力量。因此，张伯苓在1918年提出，必须及早对少年的＂团结力＂给予切实的训练和培育。他对南开的家长们说：孩子到学校不仅为了念书，而是＂当学生活之方，当学共同生活＂。1929年，张伯苓到美国进行社会考察，对中国的＂贫与弱＂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归国后在《中国的富强之路》演讲中，他再次强调：＂中国人既是弱，但是能联合还好，可是还是四分五裂、自私自利，合作的精神丝毫没有。这是中国人的大病，治这种病必须在学校做起，我们要练习团结，练习合作。＂诚然，只有＂公＂的精神，是远远不够的，它充其量停留在口头上，无法付诸实践，因此还需要具备各种实际的＂能＂力。＂公＂是德性方面的修养，＂能＂是知性方面的修养，两者相兼相济，缺一不可。为达成＂公能＂的教育，张伯苓对学生采取五项训练方针：重视体育，提倡科学，团队组织（包括组织学术研究、讲演、出版、新剧、音乐研究会、体育竞赛、学生社团等），道德训练，培养救国力量。其中，在我看来，最值得肯定的是体育竞赛和新剧。对于体育，张伯苓可谓不遗余力地加以支持。在《基督教与爱国》演讲中，张伯苓自述当年在北洋水师学校期间，在刘公岛见过两个士兵，一英国人，一中国人，英兵身体魁梧，穿戴严整，中国兵则衣着破烂，面色憔悴，两肩高耸。这鲜明的对照，让张伯苓深感羞耻又痛心。后来又在1932年的奥运会期间看到，欧美各国体育固然不必说，连日本小国也跃跃欲试，有信心夺得几枚金牌，相比之下，中国最有把握的项目——足球——竟连报名资格都没有。为此，自建校起，张伯苓特别重视体育一项，且做得卓有成效。张伯苓对体育还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学校体育不仅在于技术之专长，更重在＂体德之兼进，体与育并重＂，弘扬体育道德和运动精神。又认为体育运动不应局限于竞赛，也不是少部分人的自娱自乐，而是要当作＂日常生活的一种习惯，常常练习＂，＂普遍于全社会，使它有社会性＂。新剧是南开美育教育和人格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张伯苓提出的＂三育＂（德智体）中没有包括美育，但在办学实践中，却十分关注。1916年，他在《舞台、学校和世界》演讲中就提到：＂世界者，舞台之大者也。其间之君子、小人，与夫庸愚、英杰，即其剧中之角色也。欲为其优者、良者，须有预备。学校者，其预备也。……诸生可为新剧中之角色，且可为学校中、世界中之角色矣。＂可见，张伯苓是用新剧来为学生将来走向社会、扮演不同角色做准备的。在张伯苓和他胞弟张彭春的推动下，南开的新剧活动在民国众多学校中独树一帜，成绩显著。曹禺的成功便是其中一例。此外，在对学生实施道德教育的方法上，张伯苓强调教师的人格感化作用。他在一次教师会餐讲话时说：＂任教者当注重人格感化。人格感化之功效，较课堂讲授之力，相去不可以道里计。＂话虽简短，却说出了教育的真谛。从民国时期南开那一批名师和众多杰出的学生身上，我们触摸到了这种人格感化的力量。
　　养成具有＂自动力＂的人
　　张伯苓很早就注意培养学生的＂自动＂意识和能力。1916年1月，他在一次例行的修身讲演中提出了南开学校教育的宗旨：＂造就将来通力合作、互相扶持，成为活泼勤奋、自治治人之一般人才。＂在一次跟外校参观人员交流时，他打比方说，幼儿园的小朋友唱歌时往往要配合手足动作，而老师不过略一指点而已，聪明的小朋友立能领悟，懂得模仿。因此，学校的教学与管理，＂惟在引导学生之自动力而已＂——老师倡导，高年级学生做榜样，新学生仿效，并不需要老师对学生一个个加以耳提面命。学校还通过其他＂不言之教＂的途径，让学生达到＂自动自觉＂的目的。其一，悬挂镜箴。受社会风气影响，当时学生普遍精神颓废，个人习惯差，为了矫正此不良现象，学校严厉禁止饮酒、赌博、冶游、吸烟等行为，一旦违犯，即令退学。此外，学校在校门一侧，悬挂一面大镜子，镜旁有＂镜箴＂，写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学生每日进出校门，抬头看到这容止格言，就知道有所儆戒，久而久之，内化为自己的言行举止。其二，发明＂立志改过签＂。南开学校里，学生触犯校规，最早是给予＂悬牌记过＂处理。后来觉得这种公布学生姓名的做法欠妥，就改为把犯规学生的姓名仅公布于学校预备室里。再后来，发现这种单纯记过的办法，除了惩罚，并没有给犯规学生自新改悔的机会，于是，在1916年又放弃＂记过法＂，改为＂改过法＂。具体是：凡学生犯过，先由管理员批评教育，如有认错并立志痛改的，就发给他一根竹签，叫＂立志改过签＂，让犯过学生随身携带，坐卧不离，用来提醒鞭策自己。等学生确实改过了，就收回竹签。张伯苓以为，学校对于犯过的学生，不能像警察对待盗贼，而要像医生对待病人，应该采用新的疗法，最终达到治病救人的效果。张伯苓这种让犯错学生带签改过自新、直至＂身边虽无竹签，愿各置一竹签于脑中，力改前过＂的做法，就是要使学生真正做到＂自动自觉＂。这是一种＂自我教育＂的方式。学校有了这教育宗旨以及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学生虽众多，但在张伯苓眼里，教学和管理并不难。不仅如此，1929年左右，各地学校风潮不断，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也发生过两次，但两次风潮全是学生自己引起，随即学生觉察出自己行为的错误，立刻给予补救改正。学生这种自我发动又自我反省和修复的行为，张伯苓不无得意地称之为＂自觉自治精神＂。遗憾的是，近百年过去了，今天的大学，尤其中小学，学校的教学和管理依然是保姆型的，除了过度的爱护，便是过严的控制。如此教育，离张伯苓提倡的＂自动力＂，不能不说有些远了。
　　培育放眼世界的新人
　　张伯苓每次外出考察或募捐后回校，总把一些见闻和感想在修身班或其他场合跟师生们交流。作为一校之长，他本身就是一个真正具有世界眼光的人。他希望南开的学子们也同样成为开放的人，＂抬起头来观察世界大势，低下头去脚踏实地地工作＂（《提倡课外学术观摩活动》）。在《今后南开的新使命》文中，张伯苓写道：＂为实现教育救国的目的，一方面要使人民具有组织的能力、合作的精神，一方面要使人民有政治常识，了然于世界大势，对于各种关系本国切身利害问题，尤当实地研究。＂他把后者视为＂南开重大的使命＂。张伯苓认为，学生的最大缺点是除获取书本知识外，不了解社会真正情况，因此一旦进入社会，便感到与社会隔阂，束手无策。而要解决这弊端，最合适的办法就是让学生直接跟社会接近，即开展多样化的课外活动。1926年暑假后学校成立了以调查社会为主的新组织。该调查组织分大学部、高中部、初中部三部分进行，各部分侧重点不同：大学部由各科教授领导学生调查各问题，具体方案由调查委员会决定；高中部注重调查各种社会制度及机关（比如法院、商行、工厂等）；初中部则重在视察自然界现象。这个新组织＂以调查或视察天津各界问题为其总纲目＂，开展广泛的社会调查。当时，南开学生＂到天津市各大银行实习，调查津埠商业贸易，主修农业经济的到河北省定县，参加晏阳初创办的平民教育工作＂（梁吉生：《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此外，学校还成立东北研究会、天津研究会、科学研究会等。这些研究会不是闭门造车，而是＂以大自然为教室，以全社会为教本，利用活的材料，来充实学生之知识，扩大学生的眼界＂（《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研究会的工作在当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在开展第二课堂的活动中，学校还随时引进时事话题，供学生演讲和辩论。比如，在抗战期间，学生们辩论的话题有：＂战争促进抑或毁灭文化＂＂世界持久和平能否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谁胜＂甚至在珍珠港爆发前夕，还讨论了＂美国是否应该参战＂这些极其接地气的话题，打通了学生与社会的阻隔，培养了他们放眼看世界的意识。张伯苓始终坚信，改革国家，必先改革个人；改革个人，唯一办法在于教育。但教育的范围又绝不能局限在书本教育、知识教育，应特别注重人格教育、道德教育，以期＂造成德育、智育、体育完全发达，而能自治治人，通力合作之一般人才＂。今天，我们重温先生这些教育话语，依然感到如此鲜活，又富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