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时期，作为首当其冲的广州，是怎么应对的

　　英法联军攻占广州早期，敌方未能急速建立殖民统治，广东老百姓的反入侵争斗屡屡失利。从这个含义之上说，在那个关键时刻，城镇的团结和当时的英法联军有很大的关系，广州殖民地统治的顺利建立，终止了侵略的后顾之忧，侵略者派军继续北上侵略北京天津，被迫清廷投降。后来，劳崇光担任广东总督之后，于1859年7月决定和广东当地的英法联军展开合作，保持地方傀儡政权。因此，这些官员将永远钉在发展史的屈辱柱之上，永远臭名昭著。
　　当广州失守、叶名琛被俘的消息传到北京时，咸丰帝＂大吃一惊＂，不得不接见大臣和新任两广总督，找出解决方法。
　　或＂战争＂或＂招抚＂已沦为他们的首要考量事物。经过半个多月的筹划，他们觉得布置＂战＂的决策，即感慨指责英法然后开战，既不合理，也不可取。因为结合当时情况，清朝内部战争剧烈，官兵的薪资是朝廷巨大负担，再和外国人开战更加吃力，更别说面临一个具有强劲军舰和火炮的劲敌了。其次，广州事变是叶名琛＂驱赶侨民＂引发的地区性事件。如果清廷极力指责，就会过于地刺激敌方，给敌方一个激烈反响，造成最后开战的结果；同时，这样做也会妨碍自己的退路，增加内外交困的风险性。
　　但是，以柔克刚、招抚敌方的＂绥靖公署＂方针是行不通的。因为这样会进一步伤害＂国家威望＂和＂大清体制＂，敌方会更加贪得无厌，清朝的权益会受严重伤害，国内的统治会更加不平稳。但生路在哪里呢？他们觉得，处置广州事变的最佳选取，是研习一八四九年广州反入侵争斗的经验，防止与敌方直接动手，把挽救态势的期望抒发在广东团练的培训之上，以团练为＂平夷＂主题，以老百姓争斗为点数，与侵略讨价还价，达敌方＂在自己的区域之内，略思处罚＂的目标。用咸丰帝的诏令的表示来说，以民镇压列强＂和＂非官方调停＂。
　　黄宗汉后来写信给人说:＂此事弟等出都时佥谓最好是百姓发生义忿，与他为仇，于钦差未到以前先打一大仗，使彼知所惩创，然后官到与之讲情讲理，或稍施惠，以作圆场＂，就是指的这一决策。
　　咸丰帝就这样在二月中旬上奏委任前户部侍郎罗惇衍、前太常寺卿龙元僖和前工科给事中苏廷魁等三人广东团练的主要负责人，企图通过他们和黄宗汉把团练的主导权牢牢掌控在清廷手中。于是，广州当地无论是不是官方性质的反入侵争斗从这个时候就被引入歧途。团练培训为＂平夷＂服务，是清廷防止与敌方正面所谓对抗的主体，除此之外还反映在保留广东巡抚职务的难题之上。根据历史的记载，咸丰帝起初并不知道广州当地的地方官员瞒着他和英法联军媾和的。
　　1858年1月7日，广东地区的大大小小地方官员把广州情势恶化归因于叶名琛。咸丰皇帝在不知情之中。他相信广州当地的官员没有陷入和外国人的纠缠。反而有不少人再次得到信任。除了让官员和外国人谈判的通常处置之外，他还保存了原广东巡抚、广州将军的职位，当时湖南巡抚骆秉章声称当时的广州地区官员有一部分和英法联军交往信件在敌营被发现，与英法殖民者商讨维护地方稳定、开设通商港口时，咸丰帝起疑惑，质疑广州地方官员是＂被外国人掌控＂了。及至骆秉章密折具奏柏贵现与夷酋同住一署，处于夷兵监守之下，＂其公文均由夷人阅过始能发行＂，咸丰帝这才确信柏贵已＂听夷人指使，一切不能自主＂在对柏贵等卖国投敌行径已经了然于胸之后，清政府作何处置呢？
　　当然咸丰帝做出如此的决定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对于英法联军估计不足，以及为了个人的荣誉对于上级的隐瞒以及谎报。当时的英法联军因为后院起火，就是印度地区爆发对于英国人的起义，而导致英国人暂时撤军去印度，叶名琛脑洞大开觉得英国人是撤退，把广州地区的情况添油加醋的上报给了咸丰帝，这更是导致了清朝中央政府对于广州地区事态的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