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守旧派并不愚钝，清王朝的合法性问题，导致其无法推动近代化

　　从统治合法性的角度看，古代国家与近代国家，根本性的区别在哪里？
　　很简单，古代国家的君主们通常会宣称，其治理民众的权力，是由神授予的。
　　而近代国家，无论政体如何构建，理念如何冲突。
　　各派力量一般都会强调，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于人民，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
　　一、古今之变
　　所以，从君权神授到主权在民，到底算不算历史的巨大进步？
　　这肯定算！但进步，有时候也会带来新的问题。
　　我在上篇文章中曾讲过，在君权神授的古代，多民族的大国是很容易建立的。
　　试想几个语言、习俗、文化，天差地别的民族。
　　他们都皈依同一个宗教，都认为君主生杀予夺的权力，来自于大家共同信仰的神。
　　于是这些人，很轻易地就能团结在统治者周围，心甘情愿地供人驱策。
　　而当主权在民的思想扩散开来后，情况就变得完全不同了。
　　你说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于人民，首先，君权神授之国王，肯定会被推翻。
　　其次，推翻旧的统治者后，新诞生的国家，必须要解决另一个重要议题。谁是人民？
　　人民这个词如此宽泛，总不能全世界随便来个人，都能成为本国人民吧？
　　于是近两百年来，世界各地通常都将民族，作为人民天然的边界。
　　这就是民族主义，以及民族国家的基本逻辑。
　　也是很多幅员辽阔，历史辉煌的古文明，在近代化转型中，举步维艰，乃至分崩离析的重要原因。
　　总而言之，就是近代化必然激发民族主义。
　　以上内容，我在前两个视频中，已经详细剖析过了。
　　此处之所以再重新复述一遍，是因为华夏文明，同样遵循类似的演进过程。
　　从这个角度入手，晚清史中的很多疑问与谜团，就可以用清晰的逻辑，联系起来了。
　　二、合法性
　　横向对比世界各国，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清王朝的反应其实并不算太迟钝。
　　洋务运动开始于1861年，比明治维新还要略早些。
　　截止甲午战争，30多年里，官僚们以自强、求富为目标，引进了数以百计的近代工厂。
　　那么既如此，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大清，为什么还会输给隔壁的蕞尔小邦？
　　很多人可能会说，因为船小好调头，天朝上国太自大了，顽固派遍布朝野，根深蒂固。
　　于是先进的洋务派，不断被旧势力拖累，日积月累下，终于被虚心学习的日本反超了。
　　这种说法当然是没有错的，翻开近代史，晚清很多所谓清流，确实扮演了令人厌恶的角色。
　　其中部分流传甚广的案例，甚至直到今天，还被人当成段子来嘲笑。
　　比如一些大臣反对建造铁路，理由这东西要动土，会惊扰祖宗，破坏风水。
　　另一些大臣则不同意架设电报，任人说破嘴皮，咬死了就一句话，驿递足矣。
　　类似言行，站在后人视角，是不是非常的愚蠢？
　　当然，也正因如此，现代多数人，在回顾清末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争论时，多少都会抱有一种看戏的心态。
　　大致就是觉得，这种交锋实在太没意思了，谁对谁错一目了然。
　　洋务派眼光长远，深谋远虑，顽固派食古不化，榆木脑袋。
　　双方能对抗这么多年，果然是再多的智者，也改变不了一个认知层次低下的睿智。
　　但事实真的就如此简单吗？
　　要知道，顽固派的日常，就是跟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这些洋务大臣过不去。
　　这是一份很有门槛的差事，非智慧、格局顶尖之人不可胜任。
　　所以，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清末守旧派，其实一点都不蠢。
　　他们同样也开眼看了世界，而且，正是因为对近代化的规律、结果，理解的太深刻了，才会冥顽不灵，抵制变法的？
　　想要把这个问题说明白，此处又要立足于文章开头的观点，谈一谈清朝统治的合法性了。
　　作为中国古代最后一个帝制王朝。
　　现代主流书籍，在评价这段历史时，无论切入点是什么，基本都离不开四个字：
　　多元一体。
　　多元很容易理解，清朝的疆域是如此广阔，其治下民众的习俗文化，政治传统，当然也是多种多样的。
　　首先在东北，爱新觉罗氏，是八旗子弟天然的领袖。
　　其次，他们又通过大规模贵族联姻，将蒙古的科尔沁等部，拉入了己方的军事联盟。
　　1644年入关后，清廷又在内地十八省，基本延续了明制，继承了与周边国家的宗藩关系。
　　随后，在统一藏蒙的过程中，所谓一座喇嘛庙，胜抵十万兵。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有意扶持藏传佛教中的黄教，用以安抚边境民众的人心。
　　最后，在故土新归的西域，清朝也尊重当地宗教，将伯克制，纳入了帝国的官僚体系中。
　　看起来是不是很复杂？很难用单一的话术体系，将其中的法统归纳起来？
　　于是近年来，西方部分学者直接将清王朝，定义为一个多法统国家。
　　即认为，爱新觉罗氏，同时兼具中原天子、藏传佛教文殊菩萨、草原博格达汗、东亚保护者等多个平行身份。
　　这便是新清史学派，简而言之，就是上帝归上帝，凯撒归凯撒。
　　统治者通过同时担任不同区域，多种信仰至高神的方式，以一人维系了庞大帝国之统一。
　　此类学说当然是很片面的，这里就要提到所谓的一体了。
　　对于自己的法统，康、雍、乾三代帝王，都曾用了很大的篇幅，在众多文献中反复强调过。
　　比较典型的，如乾隆在《命馆臣录存杨维桢正统辩谕》里所言：
　　我朝为明复仇讨贼，定鼎中原，合一海宇，为自古得天下最正。
　　言下之意，就是明朝不是被清军消灭的，而是被李自成推翻的，大顺才是乱臣贼子。
　　清朝是因为震惊于叛贼的恶行，才会入关为君父崇祯报仇的。
　　此时天下已然无主，于是当各地叛军被陆续消灭后，大清也就理所当然延续了前朝大统。
　　这套说辞，虽然这两年在互联网上，被抨击得体无完肤。
　　但起码由此可知，清朝历代帝王，都是将统治合法性，维系于中原数千年之天下秩序的。
　　那么中原自古以来的法统是什么？根据儒家经典《春秋繁露》的论述，所谓：
　　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
　　讲得再详细点，就是：
　　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虽谓受命于天亦可。
　　上述理论翻译一下，从宏观上讲，即中原天子，是全世界唯一且至高的天命统治者。
　　任何政治实体，甚至包括塞外的蛮族部落，也必须在得到其任命后，才具备治国的合法性。
　　从微观上讲，三纲五常、等级有序，是不变的天道真理。
　　天子位于等级的塔尖，用这套真理治国，下属臣民也由此各按其位，尊尊亲亲。
　　所以，清朝为什么能维持内地十八省的稳定？
　　因为大多数人都觉得，爱新觉罗氏作为天子是神圣不可置疑的，是上天派来统治大家的。
　　再看西域，清帝国虽然尊重当地传统，但也实行严格的政教分离制度。
　　甚至从嘉庆年间开始，伯克连世袭都受到限制，改土归流的趋势日渐明显。
　　这是很典型的儒家因俗而治体系。
　　即地方的政治传统可以被尊重，但类似传统归根结底，也只是天下秩序的一部分。
　　今天便于统治，能留下，明天情况变了，皇帝也能合法地将权利收回。
　　至于蒙藏地区，情况也基本与之类似，只不过黄教势力更大，相对更被尊重罢了。
　　典型案例，根据《清世祖实录》记载，清军刚刚入关时，便已经意识到黄教在蒙藏各部中的重大影响力。
　　于是顺治多次邀请喇嘛入京，但等喇嘛真来了，皇帝又开始发愁了。
　　自己去迎接吧，就怕把黄教地位抬得太高，危害社稷，不去吧，又怕被对方误会没有诚意。
　　对此，满洲大臣认为：
　　若请而不迎，恐于礼未当，我以礼敬喇嘛，而不入喇嘛之教，有何妨乎？
　　而汉族官僚则站在天下受命于天子的角度。
　　劝谏道：
　　皇上为天下国家之主，不当往迎喇嘛。
　　最后顺治听从了后者的建议，没有亲自出门迎接。
　　由此可见，虽然黄教会主动授予清朝皇帝，诸如文殊菩萨转世、转轮王之类的神圣称号。
　　但本质上，其合法性，是被置于儒家法统之下的，两者是从属关系，而非平等关系。
　　最后还有东亚诸国，他们为什么愿意对大清俯首帖耳，朝贡不断？
　　因为类似李氏朝鲜，琉球，国内都认可其国王，是由天子任命的。
　　所以，即便不是直辖，华夏历朝历代，在这些邦国的内政上，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好了，本文花了这么大的篇幅，阐述了多元一体中的一体。
　　大家也应该明白，儒家法统对于清帝国的统治，有多么重要，多么不可或缺了吧？
　　回到本文开头，近代化、工业化，必然激发民族主义。
　　而民族主义一旦被广泛接受，首先，天下秩序中最外围的朝贡国家，很可能纷纷出走。
　　毕竟他们本来就拥有相对完整、独立的统治机构，乃至于文化凝结核。
　　这还不算致命，更糟糕的是，如果帝国本土也开始抛弃儒家叙事。
　　那么腐朽，残暴的清帝国，将会酝酿出无数场革命，人们再也不可能忍受原本的生活。
　　民族主义思潮下，甚至原本效力朝廷的各族精英，也会变得不能依靠。
　　革命党会从一切进步的新组织中，如留洋学生、机器局、新军中，源源不断地生长出来。
　　到最后，也许只有提笼架鸟的八旗子弟，才是皇帝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
　　三、守旧派
　　明白了这些，洋务运动中，很多顽固派的逻辑，也就能够理解了，此处摘取部分资料。
　　刘锡鸿，一个在书本中，以跳梁小丑形象出现的守旧人士。
　　他在出使西方的过程中，死心踏地的和洋务派人士郭嵩焘过不去，还捕风捉影列举了对方很多罪状。
　　比如，你学外语，意欲何为？是不是想出卖国家？
　　你天天讲大清不变法，就要灭亡，难道是对皇上不满，对朝政有意见？
　　还有，外国国君入场时，你居然不顾天朝上国威严，起立迎接，意欲何为？
　　甚至回国后，刘锡鸿还竭力反对修建铁路，以一己之力，延缓了中国近代化的步伐。
　　以上零零总总，按现代标准评判，是不是即愚蠢，又自大，简直不可理喻？
　　但后来，随着《刘光禄遗稿》等资料的陆续流出，我们才知道，此人在接触西方文明后，便迅速被其繁荣、先进的景象所折服。
　　刘锡鸿不但认为，以铁路为代表的技术，是：
　　古今之奇观，绝世之巧术。
　　而且还透过现象看本质，对资本主义起源、发展、运行的逻辑，进行了研究，并总结道：
　　洋人之商贾与闻政，官商相保卫，资商力以养兵。
　　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分析西方制度，提出欧洲的统治阶层，本质上是豪强商人，曰：
　　洋人所谓国主，无异乡里中之首事，国主由公众举，承办一国之事，而不能专断其事，遇事则集富室大家，及一国之众而公议既成，按贫富各出财力同为办理。
　　以上这些文字，即便放在今天，也算是不错的见解吧？
　　那么既然刘锡鸿，对世界之现状是如此之了解，他为什么要反对变革？
　　对此，《刘光禄遗稿》中也是有解释的，因为：
　　中国天下为家，已更数千载，政令统于一人，财赋归诸一人，尊卑贵贱礼制殊严，士农工商品流各别，逐末之人何得妄参国是？
　　言下之意，刘锡鸿认为，西方与大清，官商关系是有根本区别的。
　　西方官商一体，同属统治阶层，内政外交，自然是以商人和资本利益为主导。
　　而大清则官尊商卑，社会秩序，乃至朝廷权威，均是建立在压制商业的基础上的。所谓：
　　盖重农抑商所以教勤朴，而广生财之源，重士抑商多以劝德行，立制治之本，其实抑商贾之利权，即以伸朝廷爵位之权。
　　所以，这还怎么向西方学习？生产力的变革必然带来生产关系的改变。
　　西方和大清，一个是商业主导的资本国家，另一个则是地主文人官僚主导的农业国家。
　　诸如刘锡鸿这样真正聪明的顽固派，已经意识到了，大清一旦开始工业化。
　　商人阶层的力量必将大幅增长，传统的官僚地主，将再也无法压制住他们。
　　最后，数千年来，维系天下秩序之儒家意识形态，也一定会崩溃的。
　　另一个鲜明的例子，是清末著名大儒，乌齐格里倭仁。
　　他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主导参与了1867年的同文馆之争。
　　当时洋务派的领袖，恭亲王奕訢认为，西方的先进技术，归根结底是从天文算学中来的。
　　因此计划选拔科甲正途出身的文人，学习自然科学，以培养一批合格的技术官僚。
　　这项政策看起来很明智，很必要吧？
　　可是倭仁激烈反对。根据《筹办夷务始末》记载，他上奏称：
　　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而后又强调，如果真的这么做，最后一定会：
　　正气为之不伸，数年之后，将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
　　大清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儒家礼仪之上，而科甲正途人员，又是儒道最核心的后备力量。
　　一旦西学开始对侵蚀传统文人的信仰，那么帝国的统治秩序都将被冲击。
　　也许倭仁对自然科学的了解，确实比较欠缺。
　　因为他在奏折的最后提出，国内贤才也可教授天文算学，不必从外洋请人，于是被洋务派抓住痛脚，输掉了整场辩论。
　　但是对比清末新政开始后，留学生人人都是革命党的现象，也不得不佩服此人的敏感性。
　　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本文篇幅有限，就不多举例了。
　　总之，人们常说，守旧派冥顽不灵，食古不化，是一群不太聪明的老顽固。
　　当然，这种花岗岩脑袋的人，肯定是普遍存在的。
　　不过仔细再想想，能够通过科举重重选拔，又在朝堂上步步高升的大臣，哪个不是人尖？
　　真正水平低下，没有学习能力，事到眼前还自说自话的，又会有几个？
　　讲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什么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什么叫裱糊匠了吧？
　　内部高度均质化的日本，在黑船事件后，很快转型为民族国家。
　　所以明治维新，官府毫无后顾之忧，每日所思所想，均是如何鼓励全社会力量，积极投入到工业化大潮中。
　　黑船叩关
　　比如《岩仓使节的研究》一书中就曾记载，当时的大久保利通认为。国家之强弱，取决于：
　　是否勉励人民之工业。
　　于是在这一逻辑的指导下，殖产兴业政策的要点，被确定为，由朝廷创办工厂作为示范，积极培育民间企业。所谓：
　　保护其已开成者，诱导其未就绪者。
　　这么做的结果是，根据《日本资本主义成立史研究》的统计数据。
　　至1880年，明治维新开始仅仅12年，日本民间企业的数量，就已经远远超过官办工厂。
　　如工矿产业，民营铜矿与官营铜矿的产量比值为94。6：5。4。
　　而相关数字，在煤炭上是80。3：19。7，在生铁上则为74。3：25。7。
　　当然，也许有人会批评，这些所谓的民间企业，很多都是三菱、安田一类的大财阀。
　　但有一点我们不能否认，那就是整个日本社会的力量，都被调动起来了，甚至日本社会的经济结构，也已经彻底改变了。
　　再反观大清，洋务运动是怎么发展近代化企业的？
　　首先也是由朝廷主导，引进一批先进的生产设备，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清王朝无法转型为民族国家，因此绝不能，也不敢鼓励民众迈向工业化。
　　洋务企业一开始只允许官办，后来财政实在吃紧，于是开了个口子，同意官督商办。
　　除此以外，任何地方民间力量试图单独开设工厂，都会遭到无情打击。
　　大家有兴趣可以翻看下晚清史料，现存各类文献，无论从哪个角度入手，一般都会承认，民族资本，在洋务运动时期，是夹缝中求生存的。
　　而甲午战争之后，他们便迎来了快速发展。
　　所以，为什么相对稳定的同光中兴时期，各地士绅商人们万马齐喑，裹足不前？
　　为什么兵荒马乱的二十世纪初，民间力量反倒是空前活跃了起来？
　　原因就在于此啊。
　　总结一下，大清要抵御列强，就必须制造洋枪洋炮，将自己武装起来。
　　而制造洋枪洋炮，便不能不引入机器设备，开启工业化进程。
　　工业化的进程一旦被开启，原先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生产力基础，肯定会被改变。
　　当生产力基础变了，原先尊卑有序的儒家道统，也就很难维系下去了。
　　偏偏清王朝，又不能像日本一样，快速转型为民族国家，建立新的意识形态与统治合法性。
　　所以怎么办？答案是洋务运动。
　　官府既要建设工业，又要尽量将工业和普通民众隔离开来，以防止其社会结构受到冲击。
　　所谓这是一场失败的，由地主阶级领导的自救运动之评价，真是恰如其分。
　　四、清末新政
　　弄明白了以上逻辑，甲午之后清末新政的历史，大家也就很容易能够理解了。
　　洋务运动，官府仅派遣少量留美幼童，还命人时刻监督他们的言行举止。
　　最后发现苗头不对，宁可功亏一篑，终止学业，也要将这些人全部召回国内。
　　清末新政，朝廷鼓励，甚至是花钱补贴文人外出学习。
　　结果留学生们大多变成了革命党，连带着同盟会等进步组织，也由此迅速成长了起来。
　　洋务运动，官府对于近代报纸十分警惕，动辄查抄封禁。
　　清末新政，朝廷迫于各方压力，先后颁布《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报馆暂行条规》、《大清报律》。
　　然后随着管制的放松，革命思想也如燎原星火般蔓延开来，此处摘录部分案例。
　　资料摘自论文《挑战与回应，清末合法性危机研究》
　　还有最重要，也是最致命的变革。
　　洋务运动，官府虽然引进、制造洋枪洋炮，却仍依赖传统武装，如团练、绿营保卫自己。
　　这些旧式军队，虽然对近代战术、战法一窍不通，但胜在忠诚可控啊。
　　哪怕其中独立性最强的团练，也是地主用儒家宗亲理论组织起来的，起码不会主动造反。
　　而清末新政，朝廷花大力气编练新军，新军却最终成了大清的掘墓人。
　　毕竟真要仿照西法练兵，就必须保证士兵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
　　就像《辛亥革命回忆录》里提到的，废除科举制后，秀才当兵很快成了普遍现象。
　　1905年黄陂入伍的九十六人中，有：
　　十二个廪生，二十四个秀才。
　　南京新军第九镇的一个连，则是：
　　共有一百二十六个士兵，其中有一个举人，六个秀才，二十七个学生。
　　所以，谁最容易接受新思想，从而变成民族主义者？读书人。
　　读书人一旦接受了民族叙事体系，还会忠于大清吗？不会。
　　那么由他们组成的，当时最能打的新军，最后又会保卫谁呢？
　　先进事物带来的力量，只能摧毁、改造旧事物，并不能保卫、延续旧事物。
　　很多人会问，辛亥革命很少发动普通民众，为什么能够轻易摧毁强大的清王朝呢？
　　的确，清末新政时间短，也有局限性。
　　工业时代的新秩序，率先影响了士绅阶层，还来不及触动普罗大众。
　　但仅仅是士大夫阶层的背离，就已经让大清的秩序摇摇欲坠了。
　　毕竟如果没有外来思潮的影响，那些前赴后继的革命家，大概率是要接受儒家正统教育。
　　最终成为曾国藩式的，维系帝国统治之支柱人物的。
　　当然，大清的灭亡，并不是华夏近代化的结束，开始近代化开始的结束。
　　摧毁旧秩序也许不容易，但建立新秩序，相比之下更困难。
　　宣统退位后，一个新的混乱时代，孕育着希望，来临了。
　　参考资料：
　　《春秋繁露》
　　《清世祖实录》
　　《刘光禄遗稿》
　　《筹办夷务始末》
　　《辛亥革命回忆录》
　　《岩仓使节的研究》
　　《日本资本主义成立史研究》
　　《命馆臣录存杨维桢正统辩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