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宝安县要迁县城

　　相信不少人都知道，1953年，宝安县政府从南头迁到了往东二十余公里外的深圳镇，南头就此结束了自1573年以来新安县（宝安县）政府驻地的历史。其实，在民国时期，便有相关人士建议，搬迁县城。其中，尤以1929年那次闹得最大。
　　民国时期宝安县辖区图
　　1929年7月，广东省派遣视察员黄炳蔚及一个姓丘的顾问到宝安县进行查核，看是否有迁县城的必要。
　　20年代的宝安县
　　宝安县，地处珠江口东岸，历史上曾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军事要地。不过，当时的宝安县对于上级而言，并不是一个好管之地。清朝雍正年间开始实行的全国州县冲繁疲难四字评判标准，新安县得到的是疲和难。疲，民贫赋重、丁少差多、军多民少及吏风疲弱者；难，风俗不纯、犯罪事件多者。
　　100多年前的浪口村
　　当时的宝安县总共分为七个区，第一区大致为现在的南头半岛一带，第二区大致为现在的新安、西乡一带，三区大致为以深圳镇为中心的福田、罗湖、布吉、盐田等地，四区大致为现在的沙井、福永一带，五区大致为现在的松岗、公明一带，六区大致为现在的石岩、龙华、平湖一带，七区大致为现在的大鹏新区。
　　从黄炳蔚调查的情况来看，当时宝安县的七个区，发展极不平衡，而且各区之间的交通似乎不太友好。20年代开始，宝安县就计划要修建多条公路，但由于经费问题，许多公路的修建十分缓慢。
　　上世纪20年代宝安县七个区大致辖区图底图为1941年宝安县地图
　　一区是多平原，人口密度则适中。由于县城在这里，所以治安比较好。但一区的经济情况很不理想，县城南头城，居民不过2000余人，而且一半人口是赤贫阶层，城内的大小商铺只有三十多间。公立学校就两所，一所初中，一所小学，就读学生寥寥。
　　当时，南头城内已经有不少空屋和残垣，而城外的学宫、善堂，住满了乞丐。按道理说，县城所在应该有很多政府机关，实际上，南头当时就只有县公署（就是县政府）、县党部、法院、沙田分局、商民协会、一区区事委员会，连邮局和招待所都没有。自民国元年起，宝安（新安）断断续续有迁县城的声音出现。
　　深圳博物馆里的新安县城沙盘
　　二区的情形和一区差不多，但经济稍好，特产是海鲜。四区人民以蚝谷为业，五区则专产米粮。四区和五区是当时全县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纳税最多的地区。虽然这两区有钱，但也是让县政府头疼的地方。四五区由于凤凰山和佛子坳的存在，加之两区民风彪悍，土匪众多，县政府对四五两区的控制感到吃力。
　　佛子坳和大茅山是四区、五区与一区、二区的屏障
　　六区和七区两地属于地理环境比较恶劣的那种。六区多山，人口也稀少，艰苦的环境让不少人出海谋生。七区地处全县之最东，多山岭，背靠大山，南面则是大鹏半岛，是全县环境最为闭塞的地方。当时其他区的人要去大鹏，最便捷的方法是坐广九线到新界大埔，再乘船到咸头岭登岸，步行二十多里到王母墟和大鹏城。七区是个天然险要之地，晚清之后，此处基本成为三不管地带，此处也多海盗土匪。此处是全县人口最少，却是学校最多的地方。
　　山海的包围使得大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
　　相对而言，三区是全县环境最为平均的一个区，处于全县横坐标的中点，连接东西，贯通南北。人口密度和一区差不多，出洋谋生的人也有不少。三区的政治、经济中心是位于广九铁路旁的深圳墟，广九铁路在此设有深圳墟站。深圳墟约有三千多居民，两百三十多间商铺，四所小学，还有几所私塾，繁华程度远超南头城。
　　1927年英国人拍摄的深圳河及深圳墟一带
　　此外，当时深圳墟亦是全县的交通中心，周边建设或规划有大深公路、宝深公路、布龙公路、平龙公路、深罗公路等，可以直达全县各区及香港、九龙等地。当时的深圳河可走大船，故深圳墟亦可通过河运直通大海。
　　1938年日军劫掠深圳墟
　　深圳墟的行政机关甚至多于南头，设有区党部、军警、邮电、关税、防务、烟酒、禁烟等机关，区事委员会、商会等团体。可以说，深圳墟是全县交通商业最繁华的地方。不过，三区一带，就深圳墟繁华，出了深圳墟还是可以看到不少荒凉的景象。
　　三次会议
　　1929年3月9日，谭达仑就任宝安县长。不久之后，谭县长便向省政府打申请，建议将县城从南头迁到深圳墟。收到谭县长的请示后，省里面秉承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精神，派遣黄炳蔚及丘顾问到宝安县进行调查。
　　七月份，省代表团取道香港，前往南头和深圳墟进行地情调查，并与宝安各届代表与驻港宝安商会就迁城事宜举办三场讨论会。
　　1930年南头一带地图
　　七月四日，第一场讨论会在南头的县事委员会召开，与会者有县事委员会委员梁鼎铭（一区）、文镐（四区）、麦饶荪（五区）、赵振华（六区）、萧砚农（七区），第一区区事委员会郑芷囗（原文该字模糊）、郑鸿谋、戚森庭，第一区十约乡事委员会委员叶维立、叶维常，第一区南园乡乡事委员会委员吴钦桂，县城九街乡乡事委员会委员叶兰若，陈孔修，南头商民协会分会萧元甫，南头三坊商会郑泽甫，县立中学校长黄镛，以及当地乡绅等二十余人。
　　会议上，除一区外的县事委员，都支持迁城深圳的建议，不过对于迁城的细节，则各有不同。
　　民国深圳墟一带地图
　　文镐认为，深圳墟以西的地方，官司多，贼也多，而深圳与一二四五区的交通并不是很方便，迁县城是很有必要，但得先完成宝深（宝安深圳）、宝太（宝安太平墟）两条公路的修路工作。麦饶荪认为，迁县城前必须要筹集好建设经费。赵振华认为，宝安县修建公路与迁县城同时进行。萧砚农则认为先制定好迁城的方案，那么筹款迁城就容易很多。
　　梁鼎培则打太极，他认为一区的人民意见不一，他不敢代表一区进行决议，不过他个人是认同迁移的。不过，其他在场的一区代表，都反对搬迁。
　　民国时期宝安县全图
　　七月五日，第二场讨论会在深圳墟召开，与会代表有宝安县第三区党部执委欧康、监委张勉卿，县事委员会第三区委员张位三，第三区区事委员长张鸿仁，委员张弼垣、蔡苑文、张声势，深圳商会主席吴绍棠、秘书谢月桥，深圳商民协会常委张寿南等十人。
　　与会人员一致主张迁城深圳。欧康认为迁城的费用应该由县政府掏钱，吴绍棠则建议迁城的费用由各区均摊，在没开始征收费用前，深圳商民协会可以先垫款三千元（此建议估计其他区的代表听了想骂人）。张勉卿则认为迁县城兹事体大，应该先问问老百姓的意见。
　　1938年日寇所绘制地图上的宝安县一带
　　七月六日，第三场讨论会在驻港宝安商会召开，会议由商会主席周寿臣主持。与会代表有郑晓岚（一区），黄荣杰、冯橚章（二区），曾传治、曾宝琦（四区），林云龙（六区），王少南、李业（七区）等。
　　周寿臣，港英时期第一位华人华人议政局成员，商界大佬
　　本次会议也没有达成统一意见。四区的二曾及二区的冯橚章认为，本来南头管四区五区就有困难，如果县城再往东四十里，县政府就更难控制这两区，因此他们不赞成迁城。六区林云龙、二区黄荣杰、一区郑晓岚责认为这件事应该召集各区开会再来决定。七区的王少南、李业认为，迁县城应该由政府在做详细分析再做决定，不能单靠所谓的距离远近来决定，如果迁县城有利于全县的发展，即使百姓反对，也应该进行。
　　两派意见
　　开会的结果，自然是一派主张迁，一派主张不迁。黄炳蔚在写给省里的报告也将两派的意见列了出来。
　　主张迁城的一派认为，南头地处南海岸，与除二区外的其他五区交通不便，而且整体经济日渐衰落，不适合作为建设时期的县城。选择以深圳为县城的优势则三点：
　　一、深圳位于全县中心，交通便利，便于控制全县；
　　二、深圳靠近新界，便于对外交流；
　　三、此处商业发达，来此定居的人也越来越多，整体而言是利于发展的；
　　四、政府部门设置在深圳，各区与县也方便联系。
　　民国时宝安县的大动脉广九铁路
　　反对迁城的一派的的理由主要有八点：
　　一、南头作为县城有着三百多年的历史，历来就是广州的第一重门户；
　　二、深圳虽然位居全县中点，但宝安全县是西富东穷，西密东疏，相比较，南头更符合全县中心的位置；
　　三、如果宝深公路建好，交通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四、四五两区相较之下民风彪悍，盗贼也多，以前就经常抗交钱粮，现在县城接近他们还好办，搬到深圳的话，那就更难以控制这两个区了；
　　五、一二两区全靠县政府在，治安才好很多；
　　六、本来县里就没钱，迁县城所需费用没法筹集，如果靠摊派，那修公路的筹款肯定也会受影响；
　　七、深圳没有可以作为县公署的建筑；
　　八、深圳无险可守，如果有战乱，深圳易攻难守，而南头则是易守难攻。
　　实际上，日寇大亚湾登陆后很快就攻下南头城图为游击队在南头城内与日寇交战
　　就在省代表准备写报告上呈时，周寿臣和旅港的数十位商民表示，宝安县城设在南头是十分合适的，没有必要迁移，希望政府赶紧下令别再折腾。
　　省代表的意见
　　总结完宝安县各方意见后，黄炳蔚也写了自己的意见。从他的分析来看，他似乎也是支持迁县城的。不过，黄炳蔚也肯定了南头作为县城的一些优势。
　　一开始，黄炳蔚先对南头进行了一通分析：
　　南头城依山临海，扼守广州至香港的航路。这里曾经是繁华之地，地理也十分险要。尤其是华南地区数经战乱，但南头城从来没被贡献过。南头城的衰败或与香港的繁华相关，一盛一衰，香港繁华了，自然而然南头就衰落了。
　　1940年《鸟瞰珠江口》图上的南头城
　　要发展南头，最关键的还是先建好公路，这样南头很多难题就迎刃而解。南头要发挥平原面积相对叫大的优势，不要强求各行业都发达，应该大力发展农业，这样可以让很多无业的百姓有事可做。
　　反对迁县城的人认为南头做县城，方便控制四区五区，也可以保证一二区的治安。然而七区大鹏，亦多海盗，也离县城太过遥远，政府难以控制，所以迁城一派，也将便于控制大鹏作为理由。
　　黄炳蔚认为，能否肃清海盗土匪，必须将交通环境视作重要条件，由此来看，南头作为县城似乎不是问题。
　　对深圳发展带来巨大影响的深圳站
　　接着，黄炳蔚分析了迁城深圳的优势。他认为，迁城深圳，于省于国都有巨大好处。深圳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是个兵家必争之地，是省防国防之要地。清末以降，内地战乱频繁，导致许多人迁居港英治下的新界，给新界带去了大发展的机会。如果县城设在深圳，可充分发挥深圳的交通优势，发展经济，那么避乱新界的百姓自然而然便会回来，政府还可以通过税收政策，将一些迁到新界的实业迎回宝安。这样做，既有利于本地经济的恢复，亦对省内的国际贸易产生重大影响。
　　上世纪20年代开始，深圳的赌业进入大发展，深圳墟及附近建造了不少新建筑；图为1939年的深圳大饭店
　　黄炳蔚还写道，深圳墟十分接近英界，加之深圳墟站和深圳站的存在，如果宝安县政府诸多部门设在深圳墟，极大方便了宝安县涉外事件的处理以及与省里的公事外来、全县各行政机关的联系。另外，等到各区公路修建完成以及新界收回，深圳的交通位置更为显著，无论是县内外的贸易往来，还是前往香港，到深圳乘坐广九铁路都是最好的选择。因此，迁城深圳对宝安而言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深圳墟站，人称深圳小站汤洪泰
　　不过，黄炳蔚最终还是打了一回太极拳。他表示，至于要不要迁县城，如何筹集费用，如何处理迁城与修路的关系，都必须要统筹兼顾。
　　尾声
　　估计是反对的声音太多，大佬周寿臣也发话，而且宝安当时修路的钱都缺，更没钱来搬县城，最终，宝安县城留在了南头。1929年7月31日，到任不到5个月的谭达仑卸任，胡钰接任县长之职。
　　在当年11月的《宝安县县政计划书》里，胡县长说，谭前县长的迁城计划，并不是干蠢事，南头城现在的问题是有的，不过，等到公路修成，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现在全县的重心应该在修公路，发展经济。在这之后，迁县城的声音便逐渐减弱。
　　上世纪70年代的深圳墟卫星图
　　1949年10月16日，宝安县城南头解放；19日，深圳墟解放。1953年，宝安县将县城从南头迁至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