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辛丑到辛亥晚清最后十年

　　从辛丑到辛亥：晚清最后十年
　　历史学家罗新认为，要掩埋重大历史事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缄默，一种是喧哗。他说：比起记忆的历史，更重要的恰恰是遗忘的历史，它们是被精心且系统地排斥出集体记忆之外的。（罗新，《有所不为的反叛者》）
　　中国近代史上，从辛丑到辛亥，即从1901年到1911年这10年历史，就是一段在喧嚣中被轻视，甚至被遗弃的历史。
　　确实，相比于天朝梦碎的鸦片战争、奋发自强的洋务运动、一战而全民皆醒的甲午战争，以及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从辛丑到辛亥这10年，除了一场缺乏诚意的、失败的‘新政’外，基本没有多少印象。
　　然而，当我们把这10年放到更长的历史段来看，比如晚清七十年的历史，当我们把评判历史的尺度，从结果的成败转向开创性的历史贡献，那么，这10年，或许是另一番景象：
　　从辛丑到辛亥，是晚清70年历史中，最有诚意，也最有希望成功的10年。
　　从辛丑到辛亥，是中国现代化转型中，承前启后的10年。
　　从辛丑到辛亥的10年，是中国向现代转型的历史缩影。
　　晚清最后10年：最大危机倒逼最有诚意改革
　　人类历史上的几乎所有改革，都是危机倒逼的，危机的程度越大，改革的力度也就越大。
　　1900年，庚子国变以及随后签订的《辛丑条约》，让晚清几十年的历史积弊零存整取，丧权辱国的结局，将当政者的自私、无能暴露无遗，其威严与信用破产殆尽，慈禧太后非常清楚，大清帝国已到最后关头，已经容不得她有半点迟疑。
　　1901年的1月29日，慈禧在回銮途中，以光绪的名义，颁布《变法诏书》，轰轰烈烈的改革开始了：
　　经济改革：1903年，朝廷专门设立了商部，并颁布了《公司律》等一系列完整的商法体系，这意味着，在法律意义上，中国沿袭千年的官商经济寿终正寝。
　　如此重商政策，自秦始皇以降，千年一见。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中认为：晚清改革之后的中国，利润的诱惑才占了上风，经济收益才变成主要动机。
　　社会改革：1902年，慈禧下诏废除女性缠足等封建礼教，允许女性接受教育。1905年，最惊天动地的变革就是废除科举。大量年轻人，放下四书五经，走出八股梦魇，前往海外留学，其中不乏鲁迅、陈独秀等后来影响中国历史文化的风云人物。
　　清末新政时期创办的北洋新军
　　政治改革：庚子国变后，洋务派和维新派终于达成了共识君主立宪是大势所趋，他们迅速合流为立宪派，在他们的推动下，慈溪太后开始触及改革最核心的问题约束、限制权力的政治变革。
　　此外，还有司法、警察、军队等种种变革举措，可以说中国现代化的诸多框架，都是在几年内建立起来的。
　　历史学家雷颐在其新作《帝国的覆没》一书中认为，甲午战败、庚子国变的惨痛教训，让清廷高层认识到中体西用已经彻底失败，尽管上述种种措施的直接结果是动摇国本，但是为了延长国祚，依旧在坚定不移地推行这些实质性的变革，其诚意可见一斑。（《帝国的覆没》P184）
　　生死时速：两大变量调转巨轮航向
　　历史演进的轨迹，是无数变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关键时刻出现的变量，会出乎意料地成为历史的重要转折。
　　晚清最后十年，第一个改变历史轨迹的变量，就是1905年结束的日俄战争。
　　这场以中国东北为战场的大战，以日本的获胜而告终。经此一役，这个曾经的东亚蕞尔小国，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先后战胜人口、国土面积均数10倍于自己的两个大国，不可一世地崛起为亚洲最强的现代国家。
　　很快，中国从上到下的民族情绪被这一事件激发起来。朝野上下对日俄战争成败得失的分析全部指向了一点：
　　日俄战争，不是两国军事的竞争，而是政治竞争；不是两国国力之战，而是立宪与专制两种政体之战，专制国家必败于立宪国，因此，晚清必须立宪。
　　在《帝国的覆没》一书中，雷颐老师分享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当时，主张推翻清王朝的激进革命党人都认为，一旦立宪成功，革命则再无希望，于是派人暗杀清廷五大臣出洋考察团做最后一搏。暗杀事件，不仅没有阻止清廷的决心，反而让其立宪的决心更坚定。
　　日俄战争
　　以1905年的日俄战争为界，之前的改革，立宪不是最核心的问题；之后的改革，立宪成了最紧迫的牛鼻子问题。
　　日俄战争这一变量，彻底改变了清末新政的节奏：面对汹汹民意，清廷被迫出台了一份文件，即《钦定宪法大纲》，并附着一份清单，从议会如何选举，选民如何产生，法律如何转型，到皇室地位如何确定，国会如何召开会议等等，事无巨细，全部公之于众。
　　同时，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期为9年，所有的一切直接对标立宪模范生日本。最后，9年缩短为5年。
　　然而，日本的历史、体量、专制与集权程度以及对文化与国民性的侵蚀，与中国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按照日本的改革速度，去设计中国的转型节奏，必然会产生严重的排异反应。
　　中国政法大学著名宪法学者王人博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一书中，从语境差异的角度，对《钦定宪法大纲》进行了深刻剖析。
　　大清皇帝相较于日本天皇的处境要糟糕得多，日本大和民族，具有很大的单一性，其君主政体一姓相传，千年未变。而大清帝国则不同，少数民族的满清，入主中原统治占人口绝大人数的汉族，必须坚持以满治汉的方针，但立宪却要求消除民族界限，这意味着从根本上取消了满族统治者的合法性，这种与国情矛盾的改革，无法摆脱立宪与君主专制、汉族与满族的矛盾缠绕。（《1840年以来的中国》P194P195）
　　于是，清末立宪必然陷入越改革越激化矛盾，矛盾越激化改革越激进的恶性循环。
　　如果说第一个变量日俄战争，让晚清立宪走向激进，那么，第二个变量，光绪、慈禧两人相隔不到一天相继去世，则让早已走向激进的改革猝死。
　　1908年11月14日，被幽禁10年，年仅38岁的光绪暴崩。第二天，晚清改革的掌舵者，有47年政治经验的慈禧太后病逝。
　　暂且抛开对光绪、慈禧的道德与功过评判，只讨论历史的基本逻辑：一套运行了两千多年的制度要转型，一个超大规模帝国要改变航向，离不开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少不了一位有远见，且政治经验丰富的掌舵者。慈禧的去世，让本就激进的改革直接失控，直到辛亥年猝死。
　　慈禧选中的接班人，是宣统皇帝的父亲载沣。摄政王载沣给人的最大印象，是一手炮制了臭名昭著的皇族内阁，是一个开历史倒车的顽固派。然而，就历史进程而言，顽固与保守不应是评价载沣的标准，缺乏政治经验，缺乏政治决断力才是。
　　摄政王载沣
　　载沣下的第一招臭棋，就是撤换袁世凯。
　　在高层权力结构的调整中，载沣只看到了袁世凯对皇权的威胁，没有看到袁世凯是调和满汉矛盾的唯一人选，也没有看到袁世凯是唯一能掌控当时复杂局面，保持政治稳定的唯一人选。这一招臭棋，无形中将整个满清皇室推到了改革的对立面，反倒加剧了满汉矛盾。
　　载沣政治经验的不足，还反应在设立、应对谘议局一事上。
　　谘议局，于1909年由载沣下诏设立，它是帝制时代从未有过的政治机构，谘议局议员，非官非民，唯一的权力，就是隔空向朝廷做各种政治表达。不久，十九个省谘议局先后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缩短立宪周期的请愿，最终朝廷被迫妥协。
　　然而，载沣的妥协，换来的并非政局的稳定，各地的立宪急先锋们，猛踩油门，大清帝国即将迎来车毁人亡的生死时速。
　　皇族内阁
　　1910年，谘议局再次逼迫朝廷，要求辛亥年立宪。1911年5月，在各方的催促、围攻，甚至是逼迫下，载沣慌慌张张搞出了一个责任内阁，这就是清末立宪史上臭名昭著的皇族内阁，它被认为是引爆辛亥革命的重要导火索。
　　不过，雷颐老师却在《帝国的覆没》中认为，时隔百年，当我们平心静气地看这张皇族内阁的名单，不难发现，其中虽然有大部分是皇族，是满人，但都是清一色的，做实事的改革派，没有一个保守派和顽固派。衡量任何一场改革的首要标准，应该是愿不愿意改革，而不应是其出身和血统。
　　到底谁葬送了清末改革？雷颐老师用充满遗憾的笔调写道，彻底葬送改革的，恰恰是激进改革派本身，缺乏政治经验的载沣与立宪派的‘革命化’是清末立宪失败的最大诱因。（雷颐，《帝国的覆没》P226页）
　　从辛丑到辛亥，晚清最后10年的历史遗产
　　对同样一段历史的认知与定位，视角不同，答案也不同。
　　如果仅从王朝覆没的角度看，从辛丑到辛亥，最多是掌舵者有心改革，无力回天的一曲挽歌；但如果不先预设立场，跳出阶级革命和意识形态的桎梏，单从一艘东方巨轮，告别帝制，缓慢掉头，驶向现代化的角度看，晚清最后十年，则是中国现代化路上一个承前启后的存在。
　　终结了长达六十年的体（制度）用（器物）之争，晚清中国的掌舵者与精英阶层，罕见地达成了制度改革的共识，开始了最真诚的，却也是最后的改革。
　　王人博老师说，立宪是现代化的格林威治时间。中国近代史的首次立宪，以及与之配套的整体改革，正是晚清最后十年历史的主轴。即便清朝退出历史舞台后，日后的中华民国立宪（从君主立宪走向共和立宪），以及被王人博老师总结为中国现代性椭圆结构的八二宪法，无论历史如何演变，立宪现代化始终是基本方向。（参阅王人博《1840年以来的中国》）
　　废除科举，打开国门，一批又一批觉醒的年轻人，走出国门，将欧美日等国家的新思想、新观念介绍到中国。至此，中国开始真正拥抱世界，中国也成了各种新旧思想、制度的角逐场和试验田。
　　搭建了现代化的基本雏形，除了工业、制度、司法、警察，还有军队领域的改革之外，从中央层面的君主立宪，到地方自治，政治改革力度，前所未有。（参阅雷颐《帝国的覆没》）
　　历史，在中国语境中，长期以来是宗教一样的存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很多历史，比如，从辛丑到辛亥这十年，之所以被轻视和误读，不是因为立场先行，遮蔽了史实本身，就是因为找错了解读历史的工具或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