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时期，伊拉克教派间的分歧，体现在哪些方面？

　　#历史开讲#
　　奥斯曼帝国时期，伊拉克教派间的分歧，体现在哪些方面？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数世纪以前，奥斯曼帝国与伊朗为争夺伊拉克归属权就已爆发数次战争，作为什叶派国家的伊朗，与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有很深的联系。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圣地也为两者交流提供条件。在1638年两国确定伊拉克与伊朗边界时，就提出保障伊朗朝觐者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地的安全。伊拉克的什叶派圣地被统称为阿塔巴特，包括纳杰夫、卡尔巴拉、卡兹梅恩和萨马拉在内。 阿塔巴特的地位
　　18世纪时，阿塔巴特成为什叶派法学乌苏里学派的中心，主张乌里玛发挥政治作用。直到19世纪，阿塔巴特仍然保持着它在宗教权威中心的首要地位。 许多顶尖的学者包括，穆智台希德、毛拉和阿訇都在那里居住或者学习过一段时间。
　　在1891年至1892年的第一次烟草抗议中，以及之后从1902年起，尤其是伊朗立宪革命（1905-1911）期间，阿塔巴特的穆智台希德积极参与伊朗政治，也为伊朗的什叶派领导人提供庇护。除此之外，在阿塔巴特也有许多波斯臣民：宗教学生，商人以及朝圣者。每年都有一大批人，从波斯，印度，前往伊拉克圣地，或者是将亲人的遗体带到阿塔巴特下葬。
　　波斯政府每年向圣地卡尔巴拉、纳杰夫和卡兹梅恩提供赠款。 伊拉克部落中什叶派势力的增强，早在素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之前的土耳其宫廷就有所耳闻，但并未引起重视。到米德哈特帕夏(1869-1872)担任巴格达总督时，事态越发严重。
　　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情况发生变化，许多报告纷纷指出伊拉克地区不断增长的什叶主义威胁，土耳其宫廷开始慎重考虑什叶派问题，实施了一些措施以削弱什叶增长率，如派遣委员会到伊拉克调研，撰写报告；在教育领域开办学校，实施教育计划等等，但是都没有什么成效。在教育方面的措施始于卡米勒帕夏的建议。他认为用武力改变人们的信仰是不可能的，强制政策只会让当地人暂时伪装成逊尼派。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教育和说教才能达到目的。他提议将巴格达、巴士拉、纳杰夫和卡尔巴拉等什叶派聚居的城镇的一些学生送到埃及艾资哈尔宗教学校，由奥斯曼政府提供助学金。 通过8~10年的良好教育，让他们放弃什叶信仰，以逊尼派的身份回归家园，再去教导他们的同胞。这种方法比使用武力更有利。
　　素丹采纳了卡米勒帕夏的意见，由巴格达瓦利从巴格达和卡尔巴拉挑选了十名什叶派儿童和两名逊尼派儿童，但并未送至埃及，相反是在在伊斯坦布尔建立一座宗教学校，开展宗教教育。因为素丹认为，埃及也是反对帝国的潜在中心。随后又有巴士拉的3名学生加入。但是与预期结果相反，这个计划没有产生任何积极效果。
　　一年半之内，六名学生相继离开，到1907年，只有少数人完成了学业。 同期，素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开始计划什叶派和逊尼派和解事宜，试图通过推行泛伊斯兰主义，将逊尼派和什叶派团结在统一伊斯兰旗帜之下，从而实现伊拉克的长期和平，并消除什叶派增长带来的危机。素丹也同相关什叶派和逊尼派权威人士进行探讨，并获得了他们的支持。
　　伊朗烟草抗议运动
　　90年代初爆发的伊朗烟草抗议运动为素丹实施促进伊拉克什叶派与逊尼派和解的计划创造了机会。这场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是伊朗国王沙阿授予英国商人杰拉尔德·塔尔博特少校伊朗全国的烟草专营权。
　　1890年塔尔博特少校重金贿赂恺加王朝多位高官，获沙阿授予未来50年伊朗国内烟草生产、销售和出口的所有经营权，在这种情况下，伊朗烟草公司、行会、商人、种植烟草的农民、以及大量烟草消费者首当其冲。
　　1891年，抗议活动率先由烟草商人发起，由于缺乏组织领导与号召力，商人们的抗议运动并未形成大势。 伊斯兰哲学家、社会活动家贾马尔丁·阿富汗尼也是第一批反对特许权的抗议者之一，1891年受商人所托，阿富汗尼给居住在伊拉克境内的大穆智台希德哈桑·社拉齐去信，陈明沙阿无能，请求他阻止沙阿出卖国家资源。
　　设拉齐给国王发了一封电报：＂允许外国人干涉国家内政，波斯帝国银行由英国管辖，烟草和铁路的专卖权也出让给英国，这些行为都违背了《古兰经》神圣原则，严重削弱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威胁社会的正常秩序，并恶化了民众的生活。＂但沙阿并未听取设拉齐的意见。
　　直到当年12月，设拉齐向穆斯林颁布禁止吸食烟草制品的禁令，掀起宗教力量为主导的全面抵抗运动。 面对全民抵抗，大规模游行示威，沙阿被迫废除烟草专营协议，这场由什叶派伊玛目领导的抗议运动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在素丹阿卜杜勒·哈米德看来，这场运动透露出伊朗政府与什叶派穆斯林之间的敌意与嫌隙，而这将是实现什叶派与逊尼派和解的契机。而贾马尔丁·阿富汗尼一直以来向素丹宣传的＂泛伊斯兰主义＂刚好为素丹的和解计划提供支持。阿富汗尼于1892年夏天抵达了伊斯坦布尔，他受到了素丹的盛情款待，并与素丹的亲信们相处融洽。
　　穆斯林联盟的建立
　　1893年素丹写信给阿富汗尼，信中提及穆斯林社会面临来自基督教世界的威胁，认为穆斯林有必要加强团结，共同抵御这一威胁；素丹还提到伊朗也正在向伊拉克传播什叶思想，素丹本人为阻止伊拉克什叶化，实施了教育手段，但并未取得成效。
　　同时素丹委任阿富汗尼考察实现泛伊斯兰联盟的可行性，最终消除教派间的分歧，建立一个穆斯林联盟，在这个联盟里，伊朗内政由伊朗统治者管治，但军事统治权属于哈里发。1894年萨马拉爆发的什叶与逊尼派冲突，此次冲突的导火索是镇上一名逊尼派居民和一名什叶派居民因为金钱交易而产生争吵，而后迅速发展成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教派冲突，导致数人死亡。素丹认为伊朗人操纵了此次事件。
　　因此更将实现逊尼派与什叶派和解提上日程，此举既可解决伊拉克什叶派问题，又可给予伊朗打击。 藉此，阿富汗尼成立了12人工作组，并向什叶派穆斯林世界发出数百封信函，宣称只要什叶派乌来玛同意伊斯兰团结，素丹将按照他们的等级，给予优待和薪金。
　　约6个月后，来自伊朗和其他什叶派乌来玛的200份请愿书和各样礼物，由阿富汗尼转交给素丹，这让素丹非常满意。一切都在秘密进行中，但最终还是被伊朗驻巴格达领事和伊朗驻伊斯坦布尔大使获悉，并报告给了伊朗国王。国王随即要求驱逐阿富汗尼等人，并借＂亚美尼亚问题＂向素丹发难。
　　伊朗国王此举被认为是有效的，1894年至1896年亚美尼亚人举行的反对奥斯曼政府民族压迫的示威游行，引发大规模暴乱，并使伊斯坦布尔陷入危机，而素丹也碍于西方指责其单方面镇压亚美尼亚人无法采取有效镇压手段，首都混乱数日而无可奈何。
　　素丹的和解计划被打乱了。而后，素丹与阿富汗尼之间心生嫌隙，关系恶化，1897年阿富汗尼在伊斯兰布尔离世。素丹继续试图解决伊拉克什叶派问题，并获得阿塔巴特什叶派穆斯林的支持。 素丹的泛伊斯兰政策实际上得到了伊拉克阿拉伯部落和库尔德部落的支持。
　　伊拉克部落的宗教领袖在部落问题上有很大的影响力，部落成员也往往选择信任这些宗教领袖。哈米德积极发展与宗教领袖的关系，并在财政方面支持他们，中部和南部地区部落的宗教领袖也常常作为政府和部落之间的调解人，为帝国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军费消耗。被素丹授予土地的赛义德人也扮演着部落和政府之间的调解人的角色，因为部落的人尊重和信任他们。
　　赛义德人是先知后裔，他们与先知的血缘关系可以追溯到先知的孙子哈桑·伊本·阿卜杜勒·塔利卜，因此，他们对部落的人具有强大的道德影响力。 哈米德利用他对宗教领袖的影响力，扩大了对部落的控制范围。19世纪是奥斯曼军事重组的重要时期，为确保帝国免受外部威胁，并有效控制帝国治下的省份，奥斯曼帝国建立了武装动员系统。
　　总的来说，伊拉克部落尤其是占其大部分的贝都因游牧部落往往不受政府控制，部落间充斥劫掠、血仇、争夺牧场等问题，就像一个个小国家一样各行其是。向部落征兵，不仅仅是缓解帝国用兵压力的策略，也是破坏部落忠诚，分解部落结构组织，摧毁大型部落联盟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