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类告别传染病，需要有全球视野

　　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的大流行让人类意识到，传染病是世界范围的课题，采取对策时也必须拥有全球视角。本文采访了从马来西亚的大学毕业后留学日本，对经由蚊虫传播的病毒感染症进行了长达约20年研究的东京大学大学院医学系研究科教授MOIMENGLING，倾听了她的研究历程，请她介绍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以及对研究人员需具备的特质等问题的看法。
　　因疾病而踏上研究之路
　　在人类历史上，传染病的流行曾多次瞬间夺走大量的生命。至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已经有过鼠疫和天花大流行的记录，每年都会流行的流感和最近几年的COVID19等，各种传染病时刻在威胁着人类的生活。
　　所以，如何制定传染病对策对世界各国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题目，不仅要以国家为单位采取措施，还需要各国共享知识和经验以推进研究。MOI教授便是充分利用自己在亚洲各国积累的丰富经验，活跃在传染病对策最前沿的一位专家。
　　MOI教授出生于多民族国家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MOI教授最初在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环境科学科学习微生物学，之所以在日本研究传染病，是因为她自己曾经感染了登革热。
　　马来西亚与泰国、文莱、印度尼西亚毗邻，新加坡更是与其隔海相望的邻国
　　MOI教授回顾道：我在上大学期间得了登革热。登革热是以蚊子为媒介的病毒性传染病，东南亚每年都会有很多人因此而死亡。尽管如此，目前仍然没有研发出有效的药物或疫苗。因此我开始思考自己能做些什么。
　　在日本留学时遇到了一生的恩师
　　在筑波大学的留学时代（MOI教授提供）
　　决心到海外研究感染症的MOI教授申请了日本文部科学省的留学项目并被录取，来到日本筑波大学留学。马来西亚是一个对日本很友好的国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日本的产品和饮食文化都很常见，日本的电视节目也经过翻译后在当地热播，大家对日本抱有亲近感。
　　MOI教授在筑波大学日语日本文化学部学习日语后，进入了硕士课程，开始研究子宫腺肌症。但在之后的博士课程中，她意识到应该做自己想做的研究方向，于是MOI教授找到了蚊虫传播性病毒感染症研究的第一人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仓根一郎老师（曾任所长，现为名誉所员）。之后MOI教授在保留筑波大学学籍的同时，开始频繁出入感染症研究所。她说：在我的研究生涯中，与仓根老师的相遇非常重要。他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每天面对的都是宝贵的经验。
　　登革热发生在有埃及伊蚊等蚊虫的热带及亚热带地区的100多个国家。进入本世纪以来，感染人数急剧增加，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报告的病例数高达520万件。并且，2022年也以亚洲为中心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行。
　　登革热病毒电子显微镜图像（MOI教授提供）
　　MOI教授一边关注登革热感染人群的免疫反应，一边进行研究。有部分人会症状加重，而另一部分人却能以轻微症状收场。我想如果能查明其原因，就能弄清人体防御的要素，或许能对疫苗的开发有所帮助。
　　信赖关系对于海外合作很重要
　　博士课程结束后，MOI教授作为厚生劳动省的技术官，继续留在感染症研究所进行研究，并于2015年1月就任长崎大学热带医学研究所副教授。她还兼任了世界卫生组织（WHO）热带新兴病毒传染病指定研究合作中心的副中心长，比以往更加积极地前往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当地医疗负责人进行采血，MOI教授等人在研究室负责实验和分析。比如她率领团队具体分析了东南亚的寨卡热大流行，并从遗传基因的角度提出了对策方案和建议。另外，在COVID19全球大流行时，她为日本与WHO的信息交换等研究及对策方面也做了许多努力。
　　在越南胡志明市巴斯德研究所，作为WHO讲师进行寨卡病毒诊断讲习会的情景（MOI教授提供）
　　MOI教授指出，在与海外研究机构合作时，有需要注意的地方：例如，有明确年限的合作项目，在日本即使出现了政权交替，也可以安心地在所定期间内进行研究。但在东南亚，会因为政权交替，突然中断研究费的情况。因此，在与东南亚各国的共同研究中，找到可靠的对口单位，掌握当地实际情况就很必要。
　　另外，感染症多发的热带、亚热带国家中，大多数与欧美及日本有着经济差距，双方的利害关系也有不同。大型制药公司会担心即使开发疫苗和治疗药物，也得不到与投资相称的利益。而发展中国家则担心即使提供样本也不能享受研究的成果，反而成为制药公司获取利益的工具。在此背景下，曾经也有国家拒绝向发达国家的研究机构提供新型传染病的样本，WHO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态发生，MOI教授主张：我们不应该等到传染病出现后再合作，而是要在平时就与国外研究机构认真签订协议，构筑起以研究人员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网络，与当地人友好协商后进行研究。并且，在取得成果后，都应该回馈给为研究提供样本的国家。这样获得的信赖关系，将有助于在发生新的传染病时迅速采取对策。
　　信息传播快速，要求研究人员之间通力协作
　　MOI教授于2021年10月转任到东京大学大学院医学系研究科。她说，虽然一心一意做研究这一点并没有改变，但研究人员所处环境在这10～20年里发生了巨大变化。
　　MOI教授的研究室中，除了有大量病毒样本作为数据冷冻保存之外，还有许多用于实验合测量的设备
　　MOI教授切实感受到：最近信息的扩散速度加快，这要求我们需要与其他研究人员充分合作，尽快取得成果。事实上，在对应COVID19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成果不断发布，而这些成果瞬间就传递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
　　正因为如此，进行共同研究的合作伙伴不应仅限于日本国内，还需要考虑活用海外的补助资金。此时，理解各国的特性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MOI教授是这样分析日本的：因为日本有很强的要做出好东西的意愿，所以能够开发出安全、高可靠性的成果。在技术方面，日本虽然在COVID19的应对上有所滞后，但日本的技术并没有落后。例如，有些企业在肽的生成方面拥有很强的技术实力，应该也可以在疫苗的开发上发挥作用。肽由多个氨基酸结合而成，与蛋白质相比是一种小分子。也就是说，如果能将病毒的部分蛋白质再现为肽，并有效激活免疫的话，就可以成为有效的疫苗。
　　另一方面，如果要进行临床试验，日本则难度较高。对此，MOI教授指出：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对临床试验则非常积极。如果将日本的研究成果带到各国的临床试验中，我相信会获得相辅相成的效果。如果仅在日本国内做研究，是无法得到临床数据的。将世界作为舞台，才能使可能性变得更大。
　　国家不同，研究和实验方法也不同
　　MOI教授表示：我希望日本的年轻研究人员能多去海外看看。研究、实验方法、研究者所处的环境和团体也因国家而异。通过与多国交流，可以拥有更广阔的思维，因此为自己创造机会不断发展是很重要的。
　　另外，关于从海外返回日本时，是否能得到相应职位的问题，MOI教授表示：现在日本在担心人才不足。拥有优秀成果的研究人员自不必说，在海外积累了经验，提高了自身实力的研究人员也是非常抢手的。
　　此前，我对登革热和寨卡热病毒的性质、特性等进行了研究，今后希望开发出更进一步的可实际使用的疫苗。她表示，年轻时在登革热的折磨中激发出来的志向，现在才实现了一半。今后，MOI教授还会与不同国家携手研究，走向未来。
　　正在检查以蚊虫为媒介的日本脑炎病毒样品的MOI教授
　　MOIMENGLING
　　东京大学大学院医学系研究科国际保健学专业国际生物医科学讲座、发达医科学、主任教授。
　　毕业于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2003年来日，在筑波大学大学院人间综合科学研究科社会环境医学专业完成博士学业（研究机构：国立感染症研究所）。2010年获得博士（医学）学位。
　　曾任厚生劳动省国立感染症研究所病毒第一部厚生劳动技术官、长崎大学热带医学研究所病原体解析部门病毒学领域副教授、教授。2021年起担任现职。兼任国立感染症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内阁府管辖的日本医疗研究开发机构（AMED）顾问委员会委员。
　　2018年获得了日本病毒学会杉浦奖励奖、2020年获得第4届AMED理事长奖，均为首位外国人获奖者。除了母语马来西亚语外，还精通英语、日语、汉语普通话、广东话、印度尼西亚语6种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