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人的中国印象良知泯灭文明停滞和亡国结局

　　#头条创作挑战赛#
　　众所周知，江户时代（1603—1868）的日本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们，大多对中华文化怀有崇敬之情。比如德川幕府尊儒学为＂官学＂，武士阶层将之尊为＂基本修养＂，很多日本学者一直将中国视为＂文化发达、物质丰富＂的强大国家。
　　不过，中国（清朝）在鸦片战争的惨烈失利，使得一些日本知识分子开始对儒学产生了动摇。伴随着明治维新帷幕的拉开，日本各界迅速从＂仰慕中国＂的心态中抽离了出来，并很快滋生出了一种＂蔑视中国＂的观念（拓展阅读：什么是中国：近代日本的＂中国观＂）。
　　伴随着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和军国主义思潮的大行其道，进入20世纪以后，日本各界的＂辱华＂情绪变得愈演愈烈。那么问题来了，截至二战结束前的近半个世纪，日本各界是如何看待中国的？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进入紫禁城的八国联军1）对中国文化的＂肆意差评＂
　　在日本知识界，＂辱华＂的旗帜人物，非福泽谕吉莫属（拓展阅读：东瀛志：福泽谕吉是如何＂看贬＂中国的？）。
　　早在1883年，他就在《中国人民的前途甚多事》一文中指出，＂一味坚持传统文化，不求改革和进取的中国（清朝），已经变成了一潭死水＂。 在两年后发表的《脱亚论》中，他不仅将中朝两国比喻为＂停滞于儒家思想，被专制主义和残酷法律束缚的国家＂， 还建议日本＂应追随西方列强，共同占领中朝两国＂（拓展阅读：一文概述：为什么福泽谕吉要坚持＂脱亚入欧＂？）。
　　日元中的福泽谕吉
　　进入20世纪，伴随着东洋史学学科的日臻完善，日本学界对于中国文化的批判，已经到了近乎癫狂的程度。
　　1）＂文明停滞论＂
　　早在20世纪初，东洋史学者白鸟库吉（1865—1942），就曾发表过＂中国文明停滞论＂——＂中国文明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停留在这一阶段的时间很长。四千年都停留在这一阶段，这一阶段应该得到的发展，全部都完成了＂。
　　对于近代中国的＂落后和颓废＂，他将之归咎于＂中国人不思进取、不开化、不主动学习西方文明＂ 的后果（拓展阅读：白鸟库吉的中国观：＂南北对立＂招致的＂戎狄病＂和＂文明停滞＂）。
　　白鸟库吉（1865—1942）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文明停滞论＂俘获了大量忠实的拥趸。1938年，由京都帝大教授、东洋史学家矢野仁一（1872—1970）主编的《东洋史大纲》一书，在日本正式出版发行（拓展阅读：一文概述：＂满洲国＂的教科书，是如何歪曲中国历史的？）。
　　他在书中指出，＂在中国，文化早在周汉的古代就已大成、定型，此后经过唐宋元明清，几乎没有显著进展＂。 在他看来，中国文化的发展＂不过是模仿自己，即模仿自己古代的文化，因袭前代的文化＂，＂随着时代推移，则模仿之模仿，因袭之因袭，日益退化。如今，中国的文化——不过是古代文化的遗留物，前代文化僵尸而已。＂
　　矢野仁一（1872—1970）
　　日本学者秋泽修二在1939年出版的《中国社会构成》一书中，也提出了相似观点：
　　＂中国社会和巴比伦、埃及并称（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至少在汉代，（一直）处于亚细亚的‘罗马’的地位。但由于其特有的停滞性，即‘亚细亚的停滞性’的缘故，结果变成了欧美的隶属国，欧美资本的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的最大不幸，就是将中国社会导向隶属于欧美的这种特有的停滞性。＂
　　一言概之，在这些日本学者们看来，深陷＂文化停滞＂沼泽的中国，已经＂病入膏肓＂，根本＂无药可救＂。
　　担任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英机
　　2）＂中国亡国论＂
　　早在1884年，福泽谕吉在得知南洋水师惨败于法国的消息后，马上撰写了《东亚的波兰》一文，直指＂中国（清朝）的亡国命运，＂已经不可避免＂。进入20世纪，伴随着中国政局的持续动荡，越来越多的日本学者们＂痛心疾首＂地表示，＂亡国＂将是中国＂唯一的结局＂。
　　1917年，日本学者酒卷贞一郎在《中国分割论》一书中，给出了＂中国必亡＂的三个理由：
　　首先，中国的军人和各级官员＂缺乏国家的观念＂。在他看来，缺乏国家观念的军人，与土匪强盗无异，＂是国家的蠹虫＂；缺乏国家观念的官员，毫无廉耻心可言，一心只想着搜刮民财——军队和官吏如此败坏，＂亡国只是时间问题＂。
　　其次，中国财源枯竭。他认为，中国的财政只能依靠外债和内债苦苦支撑，长时间处于入不敷出的危险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势必要破产＂。
　　北洋军阀派系示意图
　　第三，列强的染指。具体而言：已经将外蒙古和新疆纳入控制范围的沙俄，延伸至内蒙古、直隶乃至山西、甘肃地区，＂假如不加遏制，黄河以北悉为俄国所有＂； 已经将西藏纳入势力范围的英国，不仅会将云南、四川的一部分据为己有外，还会＂取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的一部分＂。； 已经占据越南的法国＂必取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的一部＂，＂德国占据山东，窥视中原＂，＂其他如美、意、奥，也多少分一杯羹＂。
　　面对中国＂即将被瓜分＂的局面，酒卷贞一郎指出，日本＂必须参与对它（中国）的遗产的瓜分＂， 而且＂理应分得最多的一份＂：在北方，＂必须将南满洲及内蒙古一带和直隶的一部分归我国所有＂； 在南方，＂必须获得福建、浙江两省，还必须再添上江西的一部分＂。
　　最后，他信誓旦旦地说，＂在我近亲（中国）死亡之际，我国必须堂堂正正继承，分得其遗产＂—— 日本人的狂妄野心，可见一斑。
　　清末时局图
　　3）＂只有日本才能救中国＂
　　进入20世纪，由＂亚洲一体论＂衍生出了所谓＂大亚洲主义＂理论，开始在日本流行开来。这一理论的拥趸们，在提出＂黄白人种之争，是未来世界发展趋势＂观点的同时，最终得出了＂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日本是黄种人中最强的国家＂的观点。
　　素有＂中国学泰斗＂美誉的内藤湖南自然＂不甘人后＂，他精心＂酝酿＂出了＂日本对华使命论＂。在他看来，只有依靠日本的＂帮助＂和＂提携＂，＂（中国）民族将来的生命，（才能）得到幸福＂ （拓展阅读：内藤湖南的＂中国药方＂：放弃边疆、解散国防和＂接受外国管理＂）。
　　在这样的认知大背景下，秋泽修二特在《中国社会构成》一书中，居然冠冕堂皇地为日军侵华＂洗地＂：
　　＂不过所幸的是，这次日支事变（卢沟桥事变）的结果，是给中国社会带去了光明。皇军的武力，把中国社会的‘亚细亚式’停滞性的政治支柱（军阀统治）清扫了出去。这样，由于和前进的、自立的日本的结合，就为中国社会特有的停滞性的最后克服，并获得真正自立，开辟了道路。＂
　　内藤湖南（1866一1934）
　　4）小结
　　客观地说，以内藤湖南、白鸟库吉为代表的学者们，在清朝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与相关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中国文化史等领域，有着很深的造诣。因此，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
　　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研究夹杂了学术与政治两方面的意图，更极大程度体现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高速膨胀的进程（拓展阅读：东瀛志：＂大东亚圣战＂阴影下的日本妇女，要不要为战败负责？）。
　　大日本国防妇人会的成员2）对中国民众的极端蔑视和丑化
　　国力上的巨大差距，使得绝大多数近代日本人普遍瞧不起中国人。因此，日本各界对于中国民众的＂国民性＂，展开了言辞激烈的污蔑和丑化。简言之，人性中的一切丑恶的要素，都被他们强加在中国人的头上。
　　进入20世纪30—40年代，为了给侵华提供足够的理论根据，一些日本学者著书立说，出版了一大批＂辱华＂著作，比如原惣兵卫的《中国民族性的解剖》、山崎百治的《这就是中国——中国民族性的科学的解析》等等，并总结了以下几条＂中国民众的劣根性＂。
　　1）惧怕强者，具有＂残虐性＂
　　原惣兵卫在1932年出版的《中国民族性的解剖》一书中，着重谈到中国人的所谓＂服大主义＂和＂残虐性＂。
　　原惣兵卫认为，＂中国人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就觉得‘没法子’于是顺从屈服。这种心理就产生了服大主义＂。
　　他在书中举例说：＂….站在排日运动最前线的济南、满洲、上海，在成为日本军队的占领区后，他们家家户户都打起日本旗，来欢迎日本军队了。广州市在国共两党抗争时，曾几次被两党先后占领，而广州市民，每次都挂起青天白日旗和红旗。这些事实，都暴露了他们的服大主义。＂
　　他还认为，中国人具有＂残虐性＂：＂在排日运动中，有‘饥食倭奴肉，渴饮倭奴血’的标语，这不能仅仅认为是一种煽动，在他们内心深处。原来的确隐藏着残虐性。＂
　　关东军进攻北大营
　　2）自私自利，良性泯灭
　　山崎百治认为，中国人是＂毫无国家和集体观念的利己主义者＂。对此，他在《这就是中国——中国民族性的科学的解析》一书中如是写道：
　　＂中国民族，专心努力于在现世，现在为自己获得实际利益，而不考虑社会、国家的未来。这是百恶之源，导致一切犯罪和背德层出不穷；不问阶级、职业、性别、年龄，都渗透弥漫着商人根性。对一切事物、现象只从损益、利害上加以考察和判断。＂
　　他还在该书中指出，＂中国人的良心已经泯灭＂：＂盗窃癖，在整个中国民族中弥漫，原因在于良心麻痹。追究原因，则归结为‘如果良心不麻痹，就无法生存’，这是惯犯所表现出来的心理....为了金钱可以造谣，所以一切事物和现象中，可以说欺诈横行....商品中，没有不是假冒品和仿制品的，宣传、谣言中也多是伪造，可以称之为虚假宣传....如此之类，在良心泯灭、欺诈横行的中国民族中，是家常便饭。＂
　　30年代的耍猴人
　　3）唯利是图，民风败坏
　　山崎百治在书中还指出，＂中国民族为了‘生’，为了‘享乐’，如何的艰难困苦都不在乎，而专心于发财致富。如有利可图，则不惜采取一切手段获得，决不死心断念，变‘没法子’为‘有法子’，不达目的死不罢休。＂
　　他以中国境内鸦片泛滥，赌博成风，不思进取等事为例，＂心情沉痛＂地写道，＂吸烟、赌博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是如此持久、广泛、深入＂，＂食欲中有性欲，赌博中有利欲，吸烟又和性欲、赌博有关。充分满足食欲、赌博、吸烟、性欲等游兴，是中国民族特有的豪华版（生活），是全民族向往的极致。＂
　　4）小结
　　客观地说，近代中国民众中，不乏存在上述内容中所罗列的一些现象。但是，这些日本学者，将以上＂劣行＂统统归结为中国人的民族性和国民性，无疑蕴含着很深的政治意味——通过＂辱华＂宣传，煽动日本人反华和侵华的狂热，为侵华提供理论根据和群众思想基础。
　　日本的军国主义少年3）全面侵华时期的＂中国对策＂
　　伴随着武汉会战的结束（1938年6月—1938年10月），中国军队以伤亡40万人的代价，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为了尽快结束战争，日本逐步调整侵华政策，对国民政府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战略方针。
　　1938年12月22日，时任首相近卫文麿（1891—1945）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提出了倡导＂日满（伪满）华（民国）三国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 的所谓＂近卫三原则＂。 至此，日本的国策，正式从脱亚入欧＂转变为＂重返亚洲＂，彰显了独霸亚洲的野心。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日本国内迅速出现了鼓吹＂中日合作＂的理论。其中的代表，非＂东亚联盟论＂和＂大东亚共荣圈理论＂莫属。
　　近卫内阁合影
　　1）什么是＂东亚联盟论＂？
　　1939年，石原莞尔（1889—1949）在《东亚联盟建设纲领》中，系统阐述了＂东亚联盟＂的指导思想、结盟的基本条件以及联盟的范围和最终目标（拓展阅读：读书笔记：＂少壮派异端＂石原莞尔的＂亚洲野望＂）。
　　具体而言，＂东亚联盟＂以王道主义为指导理念，以＂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 为基本条件，以＂日、满（‘满洲国’）、华为核心＂ ，待东亚力量发展后，联盟＂将发展成大亚洲的协同，在此基础上最终实现八纮一宇的理想＂。
　　有学者认为，第三次近卫声明的发表，代表着日本政府已经接受了＂东亚联盟＂的主张，并＂把建设东亚新秩序与东亚联盟联系起来，进行宣传＂。
　　石原莞尔（1889—1949）
　　1939年10月，东亚联盟协会在东京正式成立。据统计，二战期间，日本国内的东亚联盟协会会员一度高达10万人，先后建立了8个地方事务所和57个支部，机关刊物《东亚联盟（月刊）》的发行量一度超过了26000册。
　　1940年12月，众议院议员（东亚联盟协会会员）木村武雄组织筹建了＂促进东亚联盟议员联盟＂，吸引了130名众议院议员和25名贵族院议员加入了进来。
　　次年1月，他组织代表团，分别访问了南京、广东等地，与当地的军政要人进行会谈。这次出访除了＂为汪精卫集团打气＂之外，还希望他们也能同步开启＂东亚联盟运动＂，消除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尽早结束中日战争。
　　《东亚联盟》杂志封面（via孔夫子旧书网）
　　1941年7月，＂大日本兴亚同盟＂成立，东亚联盟协会因不满兴亚同盟未明确采用自己的纲领，因此拒绝参加兴亚同盟组织，一度惨遭解散。1943年，协会以＂东亚联盟同志会＂的身份＂复活＂，但影响力早已＂不复往日＂。
　　2）什么是＂大东亚共荣圈＂？
　　＂大东亚共荣圈＂的最早提出者，学界普遍认为是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岩畔豪雄（1897—1970）中佐和参谋本部第二课堀场一雄（1900—1953）少佐。
　　1940年7月，近卫文麿＂二进宫＂。同年8月，新内阁发表《基本国策纲要》，时任外相松冈洋右（1880—1946）就政府的外交方针发表讲话，并首次公开提出了＂确立日、满、华作为其一环＂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这个大东亚共荣圈，与过去被称为东亚新秩序乃至东亚安定圈是同样的，它包括荷属印度尼西亚、法属印度支那，日满华是其一环＂。
　　至此，日本＂东亚新秩序＂的建设范围，已经延展到了＂与东亚相邻的英、法、荷、葡等国的殖民地国家和地区＂。
　　＂大东亚共荣圈＂宣传画
　　为了寻找＂一路向南＂的理由，日本不仅打出了＂帮助东亚各国，从欧美侵略的桎梏下解放出来＂ 的旗号，还提出了＂在大东亚共荣圈，排除欧美旧势力，实现日本与东亚各民族和衷共济、共存共荣、邻保互助，实现大东亚的繁荣与安定＂ 的发展目标、
　　但实际情况是，日本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增强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对此，松冈洋右就曾还不避讳地指出，＂在各国推进经济集团化建设时，日本也需要扩大通商贸易上所必需的地域＂。
　　1942年11月，日本政府成立大东亚省。次年11月，＂大东亚会议＂在东京召开，首相东条英机、＂满洲国＂总理张景惠、南京伪政府主席汪精卫、泰国王子威塔雅康、＂新菲律宾＂总统罗雷尔、缅甸元首巴莫、印度临时政府主席鲍斯等人都出席了会议。
　　汪精卫（1883—1944）
　　在会议上，东条英机不仅极力鼓吹＂共存共荣＂和＂共同抵御英美外来势力＂的重要性，还号召各国与日本＂紧密合作＂，共同完成＂大东亚战争＂。他还信誓旦旦地表示，日本将给予各国以＂民族自决权＂，＂尊重各国的独立自主＂的权利。
　　讽刺的是，会议尽管通过了所谓《大东亚共同宣言》，但并没有取得什么像样的实际成果，因此一度被舆论界讥讽为＂茶馆会议＂。更为讽刺的是，参会的汪精卫似乎对＂大东亚共荣＂的＂建设＂，颇为心动。
　　会议结束后，他不仅呼吁＂参加宣言的各国＂，＂都有实践宣言的道义责任＂，还表示＂自己会尽其全力，分担贯彻大东亚共荣圈建设之责任＂，＂解消障害实践此宣言的抗战势力，促使抗战势力指导者反省实践，贯彻国父大亚洲主义精神的大东亚共同宣言＂。
　　参加大东亚会议的各政权首脑。左起：巴莫、张景惠、汪精卫、东条英机、威塔雅康、罗雷尔、鲍斯
　　3）＂大东亚共荣＂的本质和结局
　　历史证明，日本人显然没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共荣＂。他们不仅大肆掠夺东亚各国人民的财产和资源，还在占领区发行了大量无担保的纸币、军用票，造成了当地严重的通货膨胀；为了弥补劳动力不足的情况，日本从中国掳掠了大量劳工，充当苦役。
　　由此可见，日本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本质，就是要独霸东亚乃至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遗憾＂的是，日本所做出的所有＂努力＂，都没有挽回失败的结局。1945年8月15日，天皇裕仁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至此，日本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彻底灰飞烟灭了（拓展阅读：读书笔记：日本教科书中的抗日战争）。
　　在＂密苏里号＂上举行的日本投降仪式4）尾声
　　如今的国际局势，早已与百年前的乱世有了本质上的不同，即＂和平与发展一直都是人们的普遍共识＂。更何况，＂日本已不再是过去的日本，中国更不再是过去的中国＂。因此，对于近代日本所宣扬的一系列＂暴论＂，我们只需用平常心看待就好。
　　但是，我们也应该充分意识到，当知识沦为了政治的附庸时，学者的良知往往很容易被狭隘的民族扩张主义所吞噬；至于＂丰富的学识＂，极其容易演变为了侵略者手中的利剑（拓展阅读：为了肢解中国，近代日本的学者们，都动了哪些＂小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