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母亲给我包粽子

　　图文/吴文山
　　味道是一种很特别的东西。偶尔在路边闻到某种味道，就有可能把我带回到一些遥远的往日时光。我总觉得气味跟记忆似乎有着某种神秘而天然的联系。而且我一直错误地以为可能只有我才这样认为。最近读吉尔·桑托波罗的小说《我们失去的光》，没想到她竟在书中两次提到气味与记忆的关系问题：一次是在开篇后不久，从纽约飞到耶路撒冷的露西对躺在重症监护室病床上已经脑死亡的加布说，＂有时，我经过别人身边闻到同样的气味，仍会被突然带回到那一天，哪怕是现在。你是否也会这样呢？你是否也曾因为一丝气味而想起了我，突然被带回到往昔的时光？＂（这让我想起日本小说家田山花袋的小说《棉被》的结尾——＂时雄把它拿出来，熟悉的发油味和汗味，让他的心砰砰跳着。时雄把脸贴到被领——污迹最多的天鹅绒被口上，尽情地嗅着想念的女人的味道。＂）另一次是在差不多快到小说结尾的时候，她写道，＂科学家说，气味是最能触发我们记忆的因素之一＂。也就是说，其实不只是我一个人这样认为，而是科学家也同样如此认为。仔细想想颇有几分道理，否则怎么会有＂回味＂这样一个词呢。
　　兴许是老了，有时候会突然想到要让小时候喜欢吃的某种东西，尤其是母亲在我这里小住的那些日子。她是2020年元旦来的，五一回的河北。母亲年轻时吃过很多苦，但母亲手巧，会做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其实很多时候是＂粗粮细作＂）。我读初中和高中的那些年，她和父亲两个人做挂面，做好了拿到集市上去卖。就是＂舌尖上的中国＂里的那种空心挂面，在我们河北有的地方叫＂宫面＂或＂贡面＂。她说＂石油上的人有钱，石油上的人买的多，还不打价儿＂。她所谓＂石油上的人＂，是指冬天在我们那里的麦地里＂打眼放炮＂的勘探工人。但做挂面很苦，常常早上三四点钟就要起床＂盘条＂。这跟天气的冷暖和放的盐的多少有关：天暖，面就醒得快；天冷，面就醒得慢；放盐多，可以让面醒得慢。但盐又不能放太多，放太多＂齁＂得慌，买的人也就少。所以夏天的早上尤其要起早。除了做挂面外，父亲母亲还串村＂打烧饼＂，实际是人家带油带面，他们只是给人家加工烧饼，收取与辛苦程度不成比例的一点儿微薄的加工费。但母亲很知足，觉得已经很多了。他们有时候在本村，有时候也去附近的村子。如果遇上哪天打烧饼的人多，要到八九点钟才回家。此外，他们还炸过油条卖，后来母亲做小孩子们穿的＂虎头鞋＂拿到集市上去卖。辛辛苦苦的，其实就是为了能吃我们弟兄四个吃上饱饭，为了能让我上学有出息。
　　那时候家里穷，甚至有时候家里吃饭连菜都没有，母亲就炒点儿面，再放上点儿盐和水搅搅当菜吃。或者用温水冲点儿酱油，再撒上点儿葱花当菜。后来看到一个笑话，讽刺一个有钱的财主吝啬。说从前有个财主非常小气，对自己家里人也不例外。有一天吃饭时，两个儿子盛好了饭，问父亲用什么菜下饭，父亲就在墙上挂了一条咸鱼，对儿子们说：＂你们看一眼鱼，吃一口饭就行了。＂儿子们没办法，只好这样吃起来。突然，兄弟俩争执起来。父亲问为什么，弟弟告状说：＂刚才哥哥多看了咸鱼一眼。＂父亲一听大怒，说：＂这么咸的肉，你紧看，不怕咸死你呀！＂但我们家的情况不是这样，而是因为穷因为菜少，也因为人多，所以就要多放些盐，所以后来日子好过了也喜欢吃咸的，农村说是＂口重＂。这和你们年轻人现在说的＂口味重＂是两码子事儿。
　　虽然日子穷困，母亲也会尽可能地变着花样做些＂好吃＂的给我们，也因此我对童年时的味道记忆颇深。
　　人年纪大了跟孩子一块儿住，一般会担心的是两个问题。一是什么事都不让老人做，看起来很孝顺，但在老人眼里就缺少了一种自身的＂价值体现＂，好像自己是吃白饭的；二是没人聊天说话，孤单寂寞。对于第二条我从来不用担心，因为母亲开朗幽默，喜欢讲过去的日子和农村的家长里短，且故事性很强，所以家里常常充满了欢声笑语。母亲还喜欢看电视剧。到了10点半以后，她就会说＂咱再看最后一集吧。再看一集就睡觉＂。结果看了一集又一集，有时候会看到12点多才休息。她特别喜欢记电视剧里的演员，虽然叫不上演员的名字，但知道他们还在哪部电视剧里饰演过什么角色。我这才知道，原来我小时候看电影喜欢记演员的名字是有原因的。
　　为了让她有＂存在感＂，有＂价值实现＂，我总喜欢给她＂派活儿＂。一天早上母亲给我煎鸡蛋，我便说：＂好吃！我就喜欢煎鸡蛋煎得老一些，然后在上面撒层细盐，再撒几粒味精，焦，香。＂母亲听了高兴，但嘴上却说：＂我才不信！你就喜欢给我＂酱＂吃（我们老家的土语，奖励、夸奖的意思）。我可不吃＂酱＂。＂虽然嘴上这样说，但从那以后，母亲每天都给我煎鸡蛋，然后看我高兴地吃。
　　我也从此就要她给做小时候喜欢吃的东西。我说：＂nia（河北晋州一带对母亲的称呼，类似娘啊。我曾在《和母亲一起过年》一文中专门做过比较详细的解释），我想吃年糕了。＂母亲说：＂家里有红枣也有蜜枣，你去买面儿吧。黄米面儿和糯米面儿都粘（都可以）。＂母亲做的年糕之所以好吃，主要是舍得放枣：最底下密密麻麻放一层枣，上边放一层面儿；再放一层枣，然后再放一层面儿；最上边再放一层枣。母亲说：＂又不是拿去卖，自己吃。放枣少了不好吃。＂（日志发布后，有朋友问起蒸年糕的有关问题。因为糯米面本身加热后很致密，为避免蒸夹生了，所以母亲的做法是放一层面儿后蒸熟了再放另一层面儿，每次蒸20分钟左右）在我这里的四个月时间里，她给我蒸了两回年糕。因为好吃，虽然血糖高点儿，本不应该多吃的，但每顿我都吃两块。天下最美的味道，其实是妈妈的味道。
　　口味的养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到一个地域，小到一个家庭。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说的主要是口味。比如有人只要离开熟悉的长期生活着的地方就拉肚子。有经验的人就会劝你带上一包当地的泥土冲水喝会有奇效。我没有试过，但觉得多少是有点儿道理的。再比如有的地方喜欢吃甜的，有的地方喜欢吃辣的，还有的地方喜欢吃咸的等等。当然也有人喜欢吃臭的，比如臭豆腐、臭桂鱼，比如＂红烧大使馆＂（其实是＂红烧大肠＂）。朋友聚会，每次老夏都喜欢点这道菜，但每次都抱怨洗得太干净了。我便好心问他：＂要不给您专门弄点儿，您蘸着吃？＂他竟毫不领情，很不礼貌地骂我＂坏孩子＂。其实说来也怪，装过屎的大肠有人吃，装过屎的碗洗干净了却没有人用；洗脚水不能洗脸，但是游泳池里却有好多脚；相声和二人转如果太雅太干净，没有了＂苏格兰调情＂，则受众一定会大大缩水。又据说吃辣可以祛湿，所以潮湿地区吃辣比较普遍。所以有＂江西人不怕辣、湖南人辣不怕、四川人怕不辣＂或者＂湖南人不怕辣，贵州人辣不怕，四川人怕不辣，湖北人不辣怕＂的说法。四川人三伏天光着膀子头冒热气在大太阳下吃火锅也是一道风景。近年来颇有川菜一统天下的趋势，所以宋祖英的《辣妹子辣》才能火辣辣地红遍大江南北。
　　但说起来陕西人吃辣椒也够拼命，陕西八大怪的其中一怪＂油泼辣子一道菜＂。说是＂油泼辣子一道菜，蘸馍拌菜调干面，嘴巴一抹嫽得太＂。而所谓油泼辣子，就是在辣椒面里泼入滚烫的熟油，从而激出辣椒最纯正的辣香味。所以有关中民谣曾这样写道：＂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儿女齐吼秦腔。吃一碗扯面喜气洋洋，没放辣子嘟嘟囔囔。＂
　　如果论起吃的胆子来，据说广东人只有三不吃！天上飞的不吃飞机，地上跑的不吃汽车，水里游的不吃潜艇，其他的通通都吃。所以才吃出个＂非典＂。
　　而口味反过来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性格。比如辣椒不但可以给人祛寒去冷，增进食欲，辣椒还灌注了人们的反抗意识和斗争精神。早在1934年的瑞金时期，毛主席就曾讥讽军事顾问李德不会吃辣椒。毛主席说真正革命者的粮食就是红辣椒，谁不能吃红辣椒，谁就不能战斗。毛主席除了嘲笑李德不会吃辣椒，被他嘲笑过的外国人还有一位，那就是苏联特使米高扬。1949年冬在西柏坡，毛主席宴请苏联特使米高扬，再次提出了＂辣椒革命论＂，说是越爱吃辣椒的就越革命，不爱吃辣椒的革命性就不强，并强逼米高扬尝了一口辣椒。看着米高扬辣得直流眼泪的模样，毛主席不由得开怀大笑。20世纪60年代，秘鲁哲学家门德斯来华访问，毛泽东在中南海请他吃饭。门德斯熟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所以专程前来拜访。桌上的八样菜是炒虾仁、素炒干贝、鱼香肉丝、醋溜鱼片、红烧狮子头、鱼头豆腐汤、冬菇白菜、红烧肉。紧靠红烧肉的是一大盘红艳艳的凉拌辣椒。＂这个，＂毛泽东夹了一筷子红辣椒送到嘴里，一边咀嚼一边说：＂湖南有钱人家和贫穷人家都喜欢吃，不吃点辣椒，仿佛什么菜也没有味道。＂毛泽东说他小的时候，最初开始吃辣椒也怕辣，不敢吃，一点一点吃，慢慢就习惯了。到后来，不但不怕辣了，还怕不辣。门德斯见毛泽东不断夹辣椒往嘴里送，钦佩地说：＂泽东先生真能吃辣椒，就我所接触过的各国领导人当中，您是最能吃辣椒，一点也不怕辣！＂毛泽东说：＂你说得对。四川人吃辣椒，不怕辣；江西人吃辣椒，辣不怕；我们湖南人吃辣椒，怕不辣！＂
　　口味决定性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比如东北人的豪爽，与他们的饮食习惯也有很大的关系。而据说比较喜欢吃甜食的人，性格往往比较温和，在性格上多属于黏液质型；嗜辣的人在性格上多属于多血质型，待人往往热情大方，但脾气火爆，发起脾气来很吓人……所以我总觉得江浙一代的吴侬软语与吃带着桂花香味的糯米藕有关。而我之所以喜欢吃甜的，主要是小时候吃苦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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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口味的形成既与地域的气候条件有关，也与文化传承有关。不仅仅是＂环境塑造人＂，而且环境还能塑造口味。小时候看印度电影《流浪者》，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法官的儿子就是法官，而贼的儿子还是贼＂。应该说这种出身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人们的思想意识里根深蒂固。所以小时候看见我们本家的一位我应该叫＂老爷爷＂的＂地主＂就感到非常害怕，以为他们天天在翻＂变天账＂。我应该叫＂老奶奶＂的＂地主婆＂虽然很和善，但我也是见了就躲得远远的。但环境对人的客观影响的确是存在的，所以才有＂孟母三迁＂的故事。口味也是一样，一位吃洋面包的老外如果从小就放中国的农村养大，不是＂说不定＂而是＂肯定＂也是一口的土话，吃着韭菜包子就大蒜。现在的老外虽觉得你的饺子好吃，但老外也不会都戒了西餐，改成整天面条饺子的招呼。我们在澳大利亚学习期间，按道理应该好好享受西餐的，但本能的到一个地方首先找的还是中餐馆。青岛校区建校初期，老孟已经由财务处长改任招标办主任，我因为在监督部门工作，所以每次老孟他们来青岛校区招标都带着我。但几天待下来老孟就受不了了，抱怨海鲜＂吃不饱＂＂没味道＂＂不少花钱＂，所以就跟年轻人说：＂去给我找个小店儿，切块子牛肉、炖只小笨鸡儿、炒个土豆丝儿。＂这就是习惯性口味，他就觉得这样吃才吃得踏实过瘾。刚开始喝酒的时候，其实都喝不惯洋酒。总觉得只有＂红星二锅头＂和＂衡水老白干＂，才能＂喝出男人味＂。尤其是啤酒，都觉得啤酒有股子马尿味。但喝来喝去，竟都喜欢喝这种带有＂马尿味＂的黄色液体了。与此有关的还有价值观人生观和审美观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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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说到＂吃鸡＂让我想起另外的话题，必须说几句，否则一会儿就忘了。饭桌上吃鸡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但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麻烦就出在中国字的谐音上。饭桌上，尤其是有女士参加的酒局上，你一定会听到一些男人不怀好意地说：＂吃鸡吧吃鸡吧。＂或者＂自己吃自己ji吧（夹菜的意思）。＂聪明的女士这时候多半会转移话题或者装作没有听见，而不是＂闻鸡起舞＂。但有时候女士在饭桌上的＂不耻下问＂和＂打破砂锅问到底＂常常会让大家都很尴尬。一次几位朋友一起吃饭，老尹点了一份＂铜钱肉＂（中国人总相信＂吃什么补什么＂），于是就闹出了＂好奇害死猫＂的笑话。桌上一位女士的好奇心上来了，非要问＂铜钱肉是什么东西？＂有朋友轻描淡写地解释说＂就是驴身上的东西＂。但女士穷追不舍，好奇心继续上扬，想想说＂驴身上的东西？没有这样的东西啊。＂实在没办法，老尹用极通俗极接地气的说法儿告诉她：＂驴屌。＂这回算是踏实了。还有一次吃饭，一位看起来挺好看的女士居然张口就说：＂这里的鸡做得不好吃。改天到我家，我给大家炖鸡吧。＂结果大家都低头笑，却谁都不敢贸然答应。我不知道别人的反应，反正我听了就本能地夹紧了双腿：怪吓人的！这饭吃得也太危险了。扯远了。
　　吃对于我们来讲曾经如此重要，＂民以食为天＂＂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仓廪实而知礼仪＂。这是基本常识。但就是这样一个常识常常被我们忘记了。晋惠帝执政时期，有一年发生饥荒，百姓没有粮食吃，只有挖草根，食观音土，许多百姓因此活活饿死。晋惠帝听完了大臣的奏报后，大为不解。＂善良＂的晋惠帝很想为他的子民做点事情，经过冥思苦想后终于悟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曰：＂百姓无栗米充饥，何不食肉糜？＂其实后来我们也犯过类似的错误，比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所以母亲说＂吃食堂那会儿＂，没有办法，太饿了，大家就吃各种的野草，甚至树皮、柳树叶子和臭椿芽子，槐花是好东西。结果吃得大家都很＂胖＂，腿上一按一个坑。所以后来小平同志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李泽厚先生则称之为＂吃饭哲学＂。王蒙先生也说过，中国100多年来，吃饱肚子始终是中国和中国人的头等大事。当年王蒙先生因为短篇小说《坚硬的稀粥》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被称为＂稀粥事件＂。后来王蒙先生又写了《我爱喝稀粥》。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找来读读。但其实在有些时候仅仅是说出常识也是需要巨大的勇气的。尤其在今天这个极其浮躁的中国，回归常识显得尤为重要。当然我们同时要赞颂赞美＂不为五斗米折腰＂＂不吃嗟来之食＂的高尚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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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吃的重要性，所以吃与味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我们的思维乃至文化，以至于我们可以在很多常用的词语当中找到这种蛛丝马迹。比如人味（虽然很少有人吃过人）、人情味、索然无味、味同嚼蜡（其实也很少有人没事儿吃过蜡烛）、吃香、吃苦、吃醋、吃味、骚乎乎的……乃至于品味、体味、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刀子嘴豆腐心等等。
　　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说的：
　　奥巴马：先生，我发现中华文化虽然博大精深，但根本其实就是＂吃＂的文化。
　　中国外交官：总统先生，何以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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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巴马：你看，你们那里工作岗位叫饭碗，谋生叫糊口，过日子叫混饭吃，混得好叫吃得开，受人羡慕叫吃得香，得到照顾叫吃小灶，花积蓄叫吃老本，占女人便宜叫吃豆腐，女人漂亮叫秀色可餐，占女人便宜叫吃豆腐，靠长辈生活的人叫啃老族，男人老花女人的钱叫吃软饭，干活过多叫吃不消，被人伤害叫吃亏，吃亏不敢声张叫哑巴吃黄连，男女嫉妒叫吃醋，下定决心叫王八吃秤砣，不听劝告叫软硬不吃，办事不力叫吃干饭，办事收不了场叫吃不了兜着走……
　　中国外交官打断他说：我们应该从战略高度讨论中美关系，您怎么尽说这些无聊的事，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了?
　　奥巴马一听，当即晕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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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来后中国外交官语重心长地说：总统先生，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性，我们一定要吃深吃透。这方面我们两国都没有老本可吃。世界的游戏规则就是大鱼吃小鱼，但现在冷战思维已不吃香，合作共赢才能吃得开。只要中美两国强强连手，就一定能赢者通吃。有些人喜好吃里扒外，破坏中美关系这碗饭，跟我们争风吃醋，让我们吃了不少苦头，使建设战略伙伴关系更加吃力。我们一定要吃一堑长一智，不能再让他们吃着碗里看着锅里，也好让全世界吃颗定心丸。总统先生，对这些见解您还有什么吃不准的？如果没有，我很愿意跟您在这个庄园里共进晚餐！
　　奥巴马目瞪口呆，半晌才说：中华文化果然深不可测！这一席话只有最后一句没有吃字！
　　骆家辉在旁边忍不住提醒：总统先生，他最后这句话是要您请他吃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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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的词语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比如囫囵吞枣、脍炙人口、吃不消、吃不准、干什么吃的、吃不了兜着走、吃闷棍、吃回扣、吃夜草、吃窝边草、老牛啃嫩草、吃里扒外、喝西北风、炒鱿鱼、啃硬骨头、吃软饭、哑巴吃饺子、吃紧、吃惊、吃力、吃素、吃功夫、吃官司、吃闭门羹、吃人的嘴短、看人下菜碟、治大国若烹小鲜……可谓不胜枚举，吃不胜吃。所以易中天先生在《闲话中国人》一书开篇说＂中国文化是吃出来的＂也并不过分。但西方似乎也有类似的说法，比如＂偷吃禁果＂，例如＂闻香识女人＂……曾经看过德国作家帕特里克·聚斯金德的小说《香水》和由汤姆·提克威执导的同名电影。小说《香水》叙述了一个奇才怪杰谋杀二十六个少女的故事。其每一次谋杀都是一个目的：只是因为迷上她们特有的味道。对格雷诺耶来说，每一次都是一场恋爱，但是他爱的不是人，而是她们身上的香味；谋杀她们只是为了要永远占有，并且拥有他所爱的那种没有感觉，没有生命的＂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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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中国人的爱吃也由之催生了不少擅长写吃的作家，比如梁实秋、汪曾祺、周作人，包括蔡澜先生。有研究者称＂周冷梁雅汪有味＂。应该讲几位作家我都很喜欢，梁实秋先生的文字本身就雅，《雅舍谈吃》写得也确实好看，尤其先生对老北京小吃的描写让人垂涎欲滴充满向往。而＂周重考据，常引经据典追根溯源，有一种厚重悠远的况味＂。看汪曾祺老之所以写吃更亲切烟火气更浓一些，主要是因为老先生常常亲自操刀，煎炒烹炸，是很有生活的。有论者称＂知堂谈吃，是清冷的，读是爱读，可未必就想寻来吃；而汪曾祺谈吃，俗雅相间，亮色调，直接逗出人的食欲来，甚或馋涎欲滴。＂＂知堂于饮食，是光说不练，袖手静立，老僧远庖厨也；而汪曾祺，不仅谈之不倦，还要亲力亲为，为食材的采购、做法的创新、效果的展示花许多的心思。＂我认识一位朋友名唤＂大仙＂，在酒桌上只要是关于吃的知识可以说没有他不知道的。一旦开讲，常常讲得眉飞色舞，确实精彩，让人惊叹。但有一次他请我们到他家去吃饭我才发现，于吃，他基本是＂学院派＂的——大多是嘴上功夫。抛开填饱肚子来说，我喜欢周作人先生在《北京的茶食》中的一句话（这句话已被我很多次引用）——＂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周作人先生这番话与庄周的＂无用之用＂其实是一回事。＂无用之用＂乃为＂大用＂，这是许多教育工作者应该明白但并不明白的一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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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吃，也成就了许许多多的佳话，比如＂东坡肘子＂＂东坡肉＂等等。苏轼在《于潜僧绿筠轩》中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后来有人又在后边加了两句：＂要想不俗又不瘦，天天竹笋红烧肉。＂与此相类似的，是一个在心理辅导课上常做的团队训练游戏，我曾经在心理学课上跟学生们讲过很多次。这是个游戏，但故事尤其精彩。故事是这样说的：苏东坡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诗词文章都很好，所以我们说他是个文人。而文人都喜欢风雅，苏东坡也不例外，他也是一个特别风雅的人。他特别喜欢写诗，而且喜欢竹子。为什么苏东坡喜欢竹子呢？因为它又高又直而且中间是空的，所以我们说它＂正直虚心有气节＂。因为喜欢，苏东坡就在他家的花园里，种了许多的花和竹子。另外他还是个美食家，特别喜欢吃肉而且非常擅长烧肉，所以有道名菜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这就是＂东坡肉＂。因为这两个爱好，他写了一首打油诗：＂平生喜食肉，平时爱种竹；喜欢红烧肉，更爱青青竹。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若想有竹又有肉，天天竹笋红烧肉。＂东坡居士讲的乃是环境的重要性了。其实不只是自然环境重要，就餐环境也很重要。最初的时候，我们大多是只求温饱，考虑的如何＂吃饱＂。后来日子好过一些了，则更多考虑的是＂吃好＂，关心的是哪家店有几道什么拿手的菜。再到后来，是吃环境吃品味。到现在，＂跟谁一起吃＂成了第一重要的。这也算是与时俱进吧。今年新冠一闹，我们才发现，原来很多工作是不用吃饭的，而＂原来＂吃饭被当成了一项工作一种社交活动，似乎只要是为了单位为了工作，则怎么吃都不过分都吃得理直气壮。我们原来不是也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吗？不知什么时候竟变成了＂革命也得请客吃饭＂。但在另外的一些地方（比如我去过的澳大利亚），正因为双方有业务往来和利益关联，恰恰不能相互请吃饭。我参加过两次有韩国人参加的晚宴，发现韩国人很有意思，就是在酒桌上只管一杯杯喝酒，而绝口不谈工作更不谈合同。他们之所以将二者分得很清，就是担心自己喝了酒乱夸海口、随便答应。真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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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读过诗人杨黎《一起吃饭的人》，其实这首诗完整的名字是《一起吃饭的人并没有一起睡觉》，颇为有趣。章小东有部著名的小说，名字干脆就叫《吃饭》。章小东是现代文学大家靳以先生（现代著名作家，原名章方叙）的女儿。《吃饭》写章小东在海外谋生的生活，是平常的岁月，也是寻找＂饭碗＂的岁月。然而，却又是找到饭碗却丢失了＂吃饭味道＂的岁月。小说这样结束：＂我找到了吃饭，却丢失了味道，这是我在异乡的长梦里常常出现的味道，过去的味道，小时候的味道，我自己的味道。＂
　　而在＂过去的味道＂里，有无尽的思念与乡愁。所以我到现在依然还记得天黑了母亲站在屋顶上喊我回家吃饭的声音，记得许许多多＂过去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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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吃＂还有两位作家也颇值得一提。一位是香港作家李碧华女士，她的《饺子》是一部很著名的作品，但胆量小的人完全可以不用去看，尽管写得很好而且还被拍成了同名电影。另一位作家是拉丁美洲魔幻主义女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的《感官回忆录》，这本书除了谈＂吃＂还讲＂性＂——也正应了孟子老师那句话，＂食色性也＂。
　　除了给我蒸了两次年糕，母亲还给我打过烧饼，煎过＂闲食＂和＂丝糕＂（类似炸糕。做起来也比较麻烦，需要先把糯米做成窝头的样子蒸熟，然后掺上面粉，擀成面皮，里面放上红糖，包起来再放到油锅里煎熟），蒸过包子，做过手擀面……比较有意思的是包粽子。
　　四月中旬的一天，我跟母亲说：＂我想吃粽子了，你给我包吧。＂她说：＂这不简单吗？去买粽子叶吧。＂于是我就在网上买了粽子叶。粽子叶质量很好，又宽又大，最宽的有12公分宽。母亲说老家没有这么好的粽子叶，要几张叶子叠起来才能包。不止买了粽子叶，我还专门买了包粽子的绳子（其实买粽子叶的时候没有细看，人家是送草绳的）。但没想到绳子会是那么大的一捆，母亲说＂一辈子都用不完＂。然后我去买了米，而且买了两种：一种是圆粒的糯米，一种是泰国的长粒带香味的糯米。我以为万事俱备，就等着吃粽子了。谁想到母亲说，很麻烦的，得等到明天才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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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先将粽子叶用开水煮了，说一是为了杀菌，二是为了让粽子叶更柔软，包起来更顺手。然后将米用水泡了，把红枣和蜜枣洗净。包起来看起来并不费事，母亲边包边讲解着要领，但我包出来的就是没有母亲包出来的好看。母亲舍得放枣，她在最底下放上一颗红枣，然后放米，中间放一颗蜜枣，然后再放米，最上边每个角上各放一颗红枣。但不要放得太满，以免煮涨开了。她边包边说：＂我给你泼个妹儿（猜个谜语）吧。三角四楼房，里头住着黄娘娘。想吃黄娘娘的肉，解带脱衣裳。＂我想恐怕傻瓜都知道这是粽子，我也知道。后来我在网上看到过许多类似的关于粽子的谜语。
　　包好后是蒸。蒸很费时间，要将粽子先放到锅里（而不是先放水，这让我想起在一个透明的杯子里放石头、砾石和沙子、水的故事），让水没过粽子，再将篦子放在上面，然后将盛满水的盆子或者石块放在篦子上压实。大概需要蒸三四个小时，然后关火。我说：＂可以吃了吧？＂母亲说：＂现在不好吃，现在吃跟米饭差不多。要等到明天早上吃才好吃。不信你先尝尝。＂我当然要试试，要不怎么叫＂尝试＂呢。打开粽子叶，米还是散的，真跟米饭差不太多。这回我信了。母亲说：＂泡一晚上，是让粽子里的米粘在一起，成了个儿；蜜枣的甜味也能渗到米里，吃起来才会更好吃。＂
　　第二天早上一大早起来，母亲给我热了粽子，果然是小时候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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