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对阿Q的革命观是否定的，对阿Q的革命要求是肯定的。

　　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问世以后，阿Q这一形象立刻成了人们议论的热点。议论的浪潮此起彼伏，一直延续了三十余年。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纷纷扬扬，莫衷一是。自1956年，毛泽东对阿Q这一人物形象作了扼要而精辟的评述之后，大家才停止了争论。当然，毛泽东无意对《阿Q正传》和阿Q这一人物形象进行全面的论述和评价，只是在《论十大关系》这篇报告中，以旁引和举例的方式顺便提到。他说：＂《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还是不准。我看在这点上，有些人很有点像假洋鬼子。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读了毛泽东这段论述之后，社会上、评论界关于阿Q这一人物形象的争论戛然而止，马上统一了认识。大家是慑于领导的权威吗？不是。是迫于行政命令吗？更不是。是这段凝聚着毛泽东特有的思维艺术的妙语，使大家顿开茅塞，心悦诚服。这特有的思维艺术在于：站在历史与现实的高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把人物形象放在广阔的社会大背景上，进行全方位的审视，剥离人物性格中的历史沉淀，捕捉人物心灵上的闪光。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顺便提到的关于阿Q的话，确是击中要害、画龙点睛的惊人之语，因为它解决了学术上的两个关键问题。
　　一是解决了＂阿Q是个怎样的典型＂的问题。《阿Q正传》问世以后，有人说＂阿Q是中国人的典型＂，有人说＂阿Q是中华民族的典型＂，有人说＂阿Q是人类的典型＂，有人说＂阿Q只是一种思想和精神的典型＂。以上这些观点虽然不无合理的成分，但都只着眼于阿Q性格的广泛性和普遍性意义上的理解，因此是片面的。毛泽东指出，阿Q是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的典型，这是一个科学的论断。这段话中的一个＂农民＂、一个＂落后＂、一个＂革命＂、一个＂拿点东西＂，就对这一人物形象作了全面而深刻的评价。这里既有宏观上的把握，又有微观上的审视；既强调阿Q及其性格的阶级属性，又顾及到阿Q性格的复杂性；既注意到阿Q性格的各个侧面，又指出了他最突出的方面。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深入了解，没有相当高的马列主义水平，没有高超的思维艺术，是很难解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一难题的。
　　二是解决了关于阿Q的＂革命＂问题。有人说阿Q的革命是胡闹，不足称道：有人说＂阿Q是革命农民的代表＂，阿Q＂造反了＂的呼叫是＂时代的最强音＂，阿Q最终＂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以上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因为都没有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毛泽东说：＂其实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拿点东西＂，就是阿Q革命的目的。
　　很明显，阿Q的革命，完全是一种盲目的举动。一是盲目的个人占有：占有钱财、东西、女人，二是盲目的个人报复：杀小D、赵太爷、秀才、假洋鬼子等人。可见，阿Q的革命既没有土地要求，也没有政权要求，还不分敌、友、我，更不顾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毛泽东的评价和鲁迅的创作意图是完全一致的，即对阿Q的革命观，是持否定和批判态度的，尽管如此，但阿Q和假洋鬼子有本质的不同，阿Q的要求革命和假洋鬼子的投机革命，也有本质不同。阿Q的革命要求，从一定意义上说，反映了被奴役者要求改善生活处境的强烈愿望。毛泽东也深味鲁迅的创作意图，即对阿Q的革命要求是肯定的。所以，毛泽东对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提出了指责。毛泽东对阿Q的革命观是否定的，对阿Q的革命要求是肯定的。这就解决了现代文学史上的又一难题。
　　尽管毛泽东不是以专题论述阿Q，只是在顺便举例中解决了这两个难题的，但毛泽东的思维艺术对从事文学评论的人来说，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