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无问东西4。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艰苦岁月篇

　　中华民族国土广阔，东起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的黑瞎子岛，西至帕米尔高原， 南起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北至黑龙江省的漠河以北的黑龙江主航道的中心线， 1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生活着14.5亿中国人。
　　地势不同，气候多样，资源各异，物产有差，说句夸张的话，无日无灾，无日无难，看你怎么评价这个事情了。
　　所幸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历来崇尚统一，崇尚多元文化共存，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体制，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让我们在面对大灾大难时，心中有依靠，周围有帮助，国家有力量，人民有希望。
　　我们来看看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民所经受的痛苦：
　　一、领导人们严于律己，自己的亲属也不许搞特殊
　　从这个时候起，除了寄宿在学校或在学校定餐的孩子还在学校吃饭外，原先平时在家里吃饭的孩子，大多在家长的命令下，到大灶食堂和机关干部、工作人员们一起吃饭。像朱德、董必武、李富春、谭震林、陈毅、李先念等家中的孩子，都是如此。
　　特别是朱德，他不仅是把孙辈们都赶去了大灶食堂，还提出要求：不准老买好菜，不准超过大多数人的饮食标准，不准超过自己的定量。
　　这些家庭中的父母享受着党内高级干部的待遇，有一定的营养补助。但是他们从培养锻炼孩子出发，从不让孩子享受不该享受的待遇，总是让孩子在大灶食堂进餐。当然有时星期天例外，因为多数成了家的干部星期天都自家开伙。
　　二、作为新中国第一家庭的李讷也吃不饱，江青都哭了
　　在三年困难时期，李讷正在北京大学读书，和学校里所有的学生一样，她也重新申报了粮食的定量。回家时，毛泽东向她问起学校的情况，她告诉父亲，自己是共青团员，应该多为国家分担困难考虑，申报时把定量压到21斤。
　　毛泽东听女儿这样说，感到很欣慰，同时也露出一丝忧虑，毕竟女儿还是在长身体的年纪。李讷接着说：＂学校考虑我们正处成长发育期，将学生的定量统一定为27斤。＂
　　＂这我就放心了，这个定量基本能保证学生的营养了。＂她感觉到父亲好像松了口气。但父亲随即又说：＂井冈山时期，打仗的战士还吃不上这个定量。＂她明白父亲的心思，想想前辈度过得更艰苦的岁月，眼前的难关就能挺过去了。
　　1960年7月，毛主席和李讷在北戴河
　　困难的日子并没有很快过去，而且仿佛在加重。一次有个卫士到北大看李讷，李讷告诉他，在学校里吃不饱，又没有油水，老觉得饿得慌。卫士回到中南海，把情况反映给李银桥，李银桥自作主张，让卫士悄悄给李讷送去了一包饼干。
　　几天后，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他批评李银桥：＂三令五申不要搞特殊化，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
　　李银桥辩解说：＂别人的家长也有给孩子送东西的。＂毛泽东火了，拍着桌子说：＂别人我不管，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
　　1962年毛主席和毛岸青、刘思齐、邵华
　　一个星期天，李讷回到家里，毛泽东破例让她在家里和自己一起吃了顿饭。此时正是毛泽东宣布了＂三不规定＂之际，家里的饭菜也没太大的油水。可饿了一星期的李讷，看见桌子上三四盘炒菜、一碗汤，外带辣子、雪豆腐等小碟，胃口一下就被吊起来了。她没等父亲下＂吃饭＂的命令，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舌头被烫得＂咝咝＂直吹。＂慢点吃，别着急。＂女儿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毛泽东都看在眼里，但话音依然平静。
　　由于在学校吃饭都很快，李讷已经习惯了。她并没有想到掩饰，一边说一边不停地扒饭。她第一个吃完了自己碗里的饭，端着空碗，眼睛却忍不住瞟向桌上的剩菜。
　　李讷、林豆豆、聂力、陶斯亮
　　李讷从来就不是个贪吃的孩子，如今这副模样意味着什么？明察秋毫的毛泽东心里很清楚。他停住了筷子，江青也怔了一下，继而把自己碗里的饭拨到女儿的碗里。
　　＂哎，你们怎么不吃了？＂生活上粗线条惯了的李讷诧异地问道：＂妈妈，你怎么吃得这么少？＂＂这几天胃不舒服，老泛酸水、不敢多吃。＂江青说着又用手揉着心口。过了一会儿，她低头离开了饭桌。
　　毛主席、江青、李讷、李云露、王博文
　　毛泽东拿起了报纸，一边看一边说：＂我年轻时在湖南搞农村社会调查，有次饿了一天，讨到一碗米饭……＂李讷吃得正香，没搭父亲的话：＂你们不吃我就全打扫了啊。＂
　　＂唔，打扫干净。三光政策，不要浪费。＂说完，毛泽东又把目光从女儿身上移开，转向报纸，直到李讷把桌上的盘子都拾掇干净。
　　目睹了这一情景的卫士，心里很不忍心。事后向毛泽东进言：＂主席，李讷太苦了，我想……＂没等他说完，毛泽东就打断了他：＂和全国人民比较来说，她还算好一些的呢！＂＂可是……＂＂不要说了。我心里并不好受，她妈妈也不好受。她是学生，按规定不能享受的就不能享受。＂毛泽东叹了口气说，＂还是各守本分的好。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现在这种形势尤其要严格。＂
　　1952年与李敏、李讷、毛远新在溜冰场
　　三、毛教员自己为自己定量26斤
　　面对工农业生产跌入谷底导致的生活资料匮乏和饥馑的严酷现实，最难过的莫过于为了以最快的速度使国家强盛富庶而发出大跃进号召的毛泽东本人了。他对全体工作人员宣布：＂我们要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毛泽东当年在延安的一句口号＂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再度被写刷到了墙上。
　　这一情况传到各单位党支部和党小组后，大家都认为领袖们自报的定量偏低了，起码应该和绝大多数男性干部们一样，定在28斤。但是领袖们都坚持说够了，已经写过，不要变动了。就这样开始按照他们报的数量发给他们粮票。
　　1961年的毛泽东，很消瘦了
　　在领袖们的带动下，整个中南海的工作人员都勒紧了裤带，每位工作人员都把自己的粮食定量降了下来。定量是压缩了，可营养不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在困难时期，毛泽东曾有过一星期不吃米饭、7个月不吃肉、不喝茶的记录。几位领袖都跟着毛泽东不吃肉了。周恩来过意不去，关切地劝毛泽东吃一点肉。但是毛泽东的一句＂你吃了吗＂的反问，就把周恩来的口给堵上了。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人工湖边留影。（消瘦）
　　为了使毛泽东增加营养，中南海里负责为首长服务的部门领导费尽了心思。肉、蛋这些东西毛泽东绝对不碰，但是他不拒绝野食。像偶尔弄两只麻雀，在中南海里捞点寸把长的小鱼虾，还是能劝他吃一点的。于是工作人员就打几只麻雀或掏两个麻雀窝，或者用筐捞些小虾。但这只能间隔一段时间搞一次，也不能一次量太大。否则，主席同样不吃。
　　在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曾过了三个生日。从现在保存下来的菜谱看，这三个生日都过得相当简单，与平时没有多少区别。三个生日宴上，没有酒，没有寿糕，也看不出丝毫喜庆氛围。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69岁生日，他只吃了早餐，晚上仅吃了一碗麦片粥。早餐时，毛泽东请了身边工作人员一起吃，菜谱上记载着这样几道菜：＂干烧冬笋、油爆虾、白汁鲤鱼、鸡油冬瓜球、炒生菜。＂
　　1961年，毛主席在庐山
　　四、刘源吃黑糊糊，还有些发霉的白薯干
　　60年代困难时期，刘少奇的几个子女还都很小，但他们都按照刘少奇的意见，坚持在学校住宿吃饭，和别的孩子一样同甘共苦。当时许多人劝刘少奇和王光美把孩子接回家吃住、生活，可以比学校过得好一些，但刘少奇坚决不同意。他说：＂国家主席的孩子应该和工农群众的孩子一样，不能搞特殊。群众吃不饱，我们有责任。让孩子们尝尝吃不饱的滋味，有好处。等到他们将来为人民办事的时候，会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再不要让人民吃不饱饭了。＂
　　有一次，北京第二实验小学食堂发给每个学生的午餐是几块白薯干，黑糊糊的还有些发了霉。刘源咬了一口味道很不好，就给扔了。这事发生在临近星期六放假那天，所以一回家，刘源就把这件事对父亲刘少奇讲了。当时刘源认为学校这样做不对，怎么能把发霉的东西给学生吃呢？刘源讲的时候理直气壮。
　　越南胡志明在刘少奇家做客
　　然而他没想到，刘少奇听了后，语调沉缓地告诉他：＂目前整个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怎么说你们还有吃的，偶尔才吃上这么一点不好吃的东西。你要知道还有许多群众连这样的东西都吃不上呢。你们还没有尝过吃不饱的滋味。你们应该尝尝群众吃不饱的滋味，那样才会有和群众同样的感受，才会有人民的观念。将来你们为人民办事的时候，也才会和人民站在一边。＂
　　听了父亲的话，原来想得很简单的刘源好像一下子领悟了许多，并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惭愧。当时没有谁要求他怎样做，但他一回到学校，马上找回自己扔掉的白薯干，冲洗干净，吃了下去。
　　小时候得刘源
　　五、中南海院子里都种上了粮食和蔬菜
　　给自己定量缩减到26斤的朱德，对如何度过困难时期，似乎胸有成竹。朱老总有长期坚持在房前屋后开荒种瓜、豆、蔬菜的习惯。而且即便在没有饥荒的时候，康克清也常陪老总外出，剜点野菜让家人尝尝鲜，把瓜豆蔬菜、野菜同粮食掺和着吃，这对朱老总家里的人来说早已习惯了。
　　困难时期，朱德和康克清带领身边的干部和孙辈们，开了更多的荒地又加种了一些杂粮，还鼓励孙辈们自己挖洞，饲养了一些兔子。朱老总依靠自家的力量解决了粮菜不足的问题。除了自家享受自己劳动的果实外，朱德像以往一样，将一部分送给大灶食堂。
　　朱老总家在房前屋后，开荒种植蔬菜杂粮的做法，不久就在中南海迅速普及开来。许多院落房前房后的空地，被开垦了出来、种上了向日葵、玉米、南瓜、土豆……一时间中南海内的房前屋后到处都生长着高高低低重重叠叠的农作物，这反而为中南海增添了几分绿色。
　　1959年5月，朱德在北京玉泉山翻地种菜。
　　六、工作人员在中南海里养着鱼，给领导人改善伙食
　　为了渡过难关，什么办法都想了。中南海里一直养着鱼，专门有养鱼班的人负责打草喂鱼。以往是隔一段时间撒网捕一点，主要是给食堂，也卖一些，但次数很少，所以鱼长得挺大。由于多年的积累，在困难时期为了增加一点荤腥，打鱼的次数就多了一些。
　　困难时期还有一个关于鱼的故事。1961年春节前青海省委知道党中央机关生活艰苦，从青海湖打了2000多斤鲤鱼，送到国务院，说是给周总理送鱼，并请周总理转送党中央。
　　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指示：第一，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困难时期党中央应该和人民同甘共苦，不能接受这样的馈赠；第二，既然鱼已经送到北京再返回耽搁时间可能腐烂，就由北京工商局按市场价格收购，随即在市场上出售。中共中央机关和国务院一斤也没有留。
　　三年困难时期，中南海都养食用鱼，给领导人改善生活
　　七、中南海家家都有小块荒地，办公厅还有农副产品基地
　　当时每个家庭除了在自家门口开一小片荒外，中共中央办公厅机关还在1960年春天，在北京郊区的西山附近，建立了一个农副产品生产基地。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轮流去那里参加劳动，每人每年去一个月。去劳动的人，每天补助一斤粮食。
　　干部们在生产基地里，种植了玉米、大豆、瓜菜等作物，还饲养了数十头肥猪和一二百只羊。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一年下来即见成效。生产基地农作物的丰收，使机关食堂里的伙食有了改观。同时干部们还感到，经过这种锻炼，在感情上和群众更接近了。这个农副业生产基地因此坚持办了下来。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才被划归到附近的人民公社。
　　八、邓朴方也饿肚子
　　到了1961年，食物缺乏的情况好像比上一年更有过之。在北京第十三中学上学的邓朴方就感觉学生食堂的杂面馒头越吃越小。中学生正是能吃的时候，一个馒头咬几口就没有了。干得没了，大家就抢着喝稀的。一桌8个人能喝上盆棒子面粥，喝得肚子胀鼓鼓的。但毕竟是稀的，过一阵子肚子就又生出了饥饿感。
　　九、国务院的工作人员都出现了浮肿
　　吴庆彤的女儿吴继平说：＂困难时期星期天在家，就可以看见工字楼里的大人，中午都拿个小凳子出门，坐在太阳底下晒太阳，一边晒一边说话。看谁的腿浮肿了，互相按着，看谁的坑深复原得慢，就说明谁浮肿得厉害，然后就开始互相按摩。＂她的父亲说：＂孩子的妈妈因为把有点营养的东西都省给孩子了，自己因营养不良全身都浮肿了。我好一点，是因为每个星期开国务会议时都要参加，就能跟着吃一顿大烩菜，能补充点营养。＂
　　吴继平还记得她的两个哥哥，当时都是在长身体、放开肚子猛吃猛喝的年龄，在那个时候总是吃不饱。实在受不了了，就在家里乱翻，只要找着什么吃的，就吃个精光。结果老是因此打乱大人的计划，挨大人的打。
　　十、北京人的回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吃什么
　　我上小学时，三年自然灾害已经开始，粮食定量，按月领粮票，有粗粮票和细粮票的区别，粗粮票只能买玉米面或其他粗粮，细粮票可以买白面、大米，也可以买任何粗粮。白面一毛八分五一斤，玉米面一毛一分一一斤。为什么粮价精确到毫厘？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那是国家计算加工每斤成品粮的最精确的成本。
　　窝窝头
　　每天早晨上学前，一个窝头，几根咸菜，一碗白开水；中午回到家，窝头两个，全家吃一盘熬白菜；晚饭时间，全家围坐，餐桌中间咸菜一大盘。当年所有的副食品都要票证，票证的种类和数量让人眼花缭乱，油盐酱醋、芝麻酱、牛羊肉、咸带鱼……菜店里常年货柜空空。
　　玉米面粥
　　我们的下饭菜，基本就是秋天买的大青萝卜（偶尔还有芥菜但价钱较贵）。大青萝卜2分钱一斤，洗净，切成大薄片，在瓦缸里一层层码好，每层都撒上粗盐，盖好，过一个月就可以吃了。苦咸的萝卜，能帮助我们把粗剌剌地窝头送进肚子里。
　　腌青萝卜
　　每个月的15号，是父亲发工资的日子，也是全家的节日。买5毛钱最肥的猪肉，炸一大碗酱摆上餐桌，最上面油汪汪的一层，闪着可爱的光亮，手擀面，每月一次，可以大吃。
　　肉炸酱
　　忘不了，连吃几大碗之后，惯常贫瘠的胃受不了突然而来的肥油待遇，没出息至受不了……父母不生气，只是叮嘱慢点吃。
　　冬季里的这一天，买斤羊肉，剁馅，一棵大白菜连老菜帮子和菜根疙瘩一起，都细细剁碎，挤干水分，跟羊肉和在一起，包饺子，同样把全家吃得人仰马翻！
　　羊肉白菜馅
　　这样的打牙祭，无论春夏秋冬，每月只有一天，其他日子，一天三顿，窝头、咸菜、玉米面粥。
　　十一、国防科技人员吃不饱
　　三年困难时期，火箭院成立伊始，人员大量增加，各项消耗巨大。科技人员普遍吃不饱、吃不好。
　　1957年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科技人员陆友人回忆：＂那时候，男同胞一个人每月只定量供给32斤左右粮食，女同胞只有28斤左右，我们一日三餐在食堂吃。早上是一碗稀饭、一个馒头，就着点咸菜。中午是一碗大米饭、两个素菜。晚上是两个馒头、一碗菜。一天不超过1斤1两，油水很少，难见荤腥。＂
　　1960年11月29日，311医院的报告显示，仅10天内，火箭院就有600多名科技人员因营养不良、过度疲劳而出现浮肿现象。
　　聂荣臻元帅当时主管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和国防科技工作。科技人员的生活处境和身体状况，时刻牵动着他的心。于是，1960年12月22日，聂帅向海军及北京、广州、济南、沈阳等大军区的领导呼吁，请他们尽快想办法给予支援，调拨一批猪肉、鱼、黄豆、海带等副食品和水果给国防科技战线，并强调＂这也是一项有力的政治工作。＂
　　很快地，＂从内蒙送来了黄羊，从东北送来了大豆，从沿海送来了鱼，从上海送来了青菜……＂李福禄说。当时，各大军区的农副产品供应也很紧张，但他们却能这么无私地支援国防战线上的科技人员，这让火箭院所有人都深受感动。
　　一批又一批肉、豆、鱼、蔬运到火箭院后，要及时分配给大家。可火箭院当时有数千名员工，其中包含科技人员、行政人员、后勤人员等，先给谁分？给谁多分一些？
　　＂在分配上，院里奉行一条原则：科技人员靠前，其余人员靠后，行政领导少分或者不分。＂李福禄说。火箭院上上下下参与分配的行政干部有很多，但没有一个人对这样的分配方法提出意见。有的领导甚至还细心地将大苹果、大香蕉分给科技人员，把小苹果、小芭蕉留给其他人员。
　　1959年至1961年，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和副食品、蔬菜等供应紧张。然而，各大军区在自身供应也很紧张的情况下，尽最大努力，把69万斤肉、23万斤大豆、64万斤鱼及水果、蔬菜等支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总后勤部又专门给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今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火箭院＂）调拨60万斤大豆。这些来之不易的农副产品，饱含了党和军队对国防科技工作者的真切关怀，火箭院的科技人员亲切地称它们为＂科技肉＂＂科技豆＂＂科技鱼＂。
　　建院初期，多数科技人员尚未成家，再加上科研生产任务繁重，大多数人在食堂就餐。
　　食堂的炊事员会提前将送来的＂科技肉＂＂科技豆＂＂科技鱼＂做好，然后酌量加进一日三餐之中，为科技人员改善伙食、增加一点营养。饭菜价照旧，并不收额外的粮票。
　　在各大军区和总后勤部大力支援的同时，火箭院各食堂也在部分官兵和广大员工的帮助下，自己种地、种菜、养猪、养鸡、做豆腐等，慢慢缓解了农副食品供不应求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