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研究

　　以叶适为中心
　　一、宋学的实学倾向与践履同事功之分
　　一般说来，实学是明中叶以降三百余年的重要社会思潮。实际上，实学自宋即伴随新儒学（即宋学）而共生演化。理学、心学中蕴涵反空疏虚学而主张躬行践履的实学特色，而浙东学派讲求实利功效力倡经世致用之实学，开明清事功实学之先河，成为东南区域史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
　　所谓宋学即宋代学术，包括文、史、哲、经各学。其结构特征主要是学派林立各有传承，又相互汲取相互交锋，兼容并蓄相斥趋同；其学术特征主要是对儒家经典及其传注的质疑，通过较为开放自主的方式重新解经，以阐发学术见解思想主张，探索义理性命宇宙生成。表现出经世济用、规范伦理或重思辨、明义理的思想倾向，学理思路又多吸收释、道二教，因而在方法、观念、学风上有别于传统儒学。宋代丰富多彩的思想学说和格调迥异趋同的观点主张，汇集而成精神文化发展的五彩长河，蕴积而为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发展的又一高峰。
　　继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宋学蓬起，自宋初三先生、李觏、范仲淹、欧阳修、周敦颐、邵雍、张载、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程颐、程颢到张轼、朱熹、陆九渊、吕祖谦、陈亮、叶适等思想家，人才济济，学派林立，各臻其妙，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兴起于北宋集成于南宋的理学。自周敦颐、张载、二程，发展到南宋的朱熹、陆九渊，建构了理学发展的流脉体系，至元明而流变赓续，入清渐趋衰微。理学融汇儒、释、道三教，结合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儒学思辨化、哲理化，并发展了儒家学说的道德伦理，成为中国帝政时代后期社会秩序意识形态的核心，和士林学术思想与思维定式的规范。应当看到，宋明以来，理学以新儒学之风貌立世，今人视理学为空谈性命义理之虚学，而当时的理学家则恰恰认为自己的学问是反对章句训诂之空疏虚学而主张躬行践履的实学。但这个实并非明清以后实学之实，而与后一意义的实学相近的事功之学也在这一时期大成气候，事功之学不仅与理学并存，而且本身就是新儒学的组成部分。美国学者提出道德伦理与事功伦理之分，有功利主义事功伦理学和个人德性与动机伦理学之说，认为功利主义代表了传统儒家入世思想和政治主义取向的复兴。
　　（3）我认为心性修炼与社会实践都是理学的命题，理学与事功学派都师承儒家修、齐、治、平理念，涵蕴修养道德和经世致用的思想。但事功学派以实现社会功利实效为经世致用，理学家则以追求真实学问、修养德性并付诸实践为实用；事功之学以改造外部社会并取得实利功效为宗旨，理学家则以内在的学问追求、德性涵养为本功利为末；虽都讲务实，经世致用与躬行践履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寓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儒学至宋而学派分化并立（这也是自宋始可建瞻博之学案的缘由），经世传统向着潜沉践履和经世致用两个主要方向发展，尤其是后者对此后中国社会及思想文化的影响很大，而这种影响对整个社会形态的演进起到重要作用。到天崩地析时的明清实学，主要分为实体实学、经世实学、质测实学、考据实学和启蒙实学。其中经世实学是主流，其余则是支流，共同构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
　　（4）经世致用之学（或称事功之学、经济之学等）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文化要素
　　（5）。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遍及社会各领域，谋求富强的需要与社会变革的要求，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
　　二、浙东事功之学的地域经济文化特征
　　区域史研究不能单纯依据行政区划，而应着力于地域的文化、社会、历史等特点，及其发展的内在逻辑性与一致性，从其系统性（时间）、联系性（空间）、特殊性（比较）、影响性（发展）等着眼；需要以科研分工细密、基本材料具备等为前提（基本材料多以行政区划为单位是区域史研究的困难）。应当看到地域差异在历史发展的各个方面的客观影响，但不能完全以地理环境决定论来认识问题，尤其思想史，许多风格迥异的思想可能同出一地，同一地区的思想家乃至同一家庭的兄弟可能政治经济学术观点截然不同，这也是研究地域史中应当注意的。我以为政治性制度建构与秩序性意识形态与地域的关系较为间接；而语言、习俗、民风等等则与地域有直接关系。
　　就区域文化类型来看，中国南北文化自古即有差异，不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孕育了不同的风俗民情、士人心态、文化特征。传说帝舜弹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即是相对于北风而言的。自太史公记地域文化差异以来，历代文人学士不乏高论。
　　（6）南方士人聪慧、精细；北方士人憨直、阔博；南方文化明丽、纤巧、缜密、委婉、飘逸，内省、求精、温怨、柔曼、灵秀等等；北方文化豪迈、奔放、雄浑、质朴、拙括、外向、刚直、慷慨、俊肃等等，可以在习俗、性情、学风、观念、思维等若干方面，找到南北相对的许多语辞来形容或概括文化的差异，但也存在许多共性，共同构成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宋代东南六路经济发达，不仅有杭州、苏州、扬州等大城市，而且诸多市镇、集市发展，加上水陆交通与海外贸易之便，形成多层次、多类型的城乡区域市场网络。
　　（8）京师漕粟多出东南，江浙居于大半。（卫泾：《后乐集》卷13《论围田札子》）《宋史食货志》记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东南沿海宋钱大量外流，日本、高丽及南洋各国都有；两浙市舶司先后管辖杭州、明州、温州、秀州华亭县、青龙镇五处市舶务，说明这里海贸兴盛。不过，也应注意如程民生提出的东南经济只能与北方经济平分秋色，而不能独占鳌头。经济重心在南移的历史过程中。
　　（9）就当地经济结构来看，这里酿酒、产盐、造纸、采矿、漆器、制瓷、造船等是重要行业。韩彦直《桔录》记载桔出温郡最多种，岁当重阳，（桔）色未黄，有采之者，名曰摘青，舟载江浙间。当时有永嘉之桔，为天下冠（张世南：《游宦纪闻》卷5）的说法。另外，二浙产盐尤盛他路，自温州界东南止闽、广，盐升五钱，比浙贱数倍。（方勺：《泊宅编》卷3）据研究，南宋盐利占国家财政的百分之48。4至54。2。
　　（10）时人说：今日财赋之源，煮海之利实居其半。（《宋会要辑稿食货》27之33）造纸业也很发达，两浙嵊县的剡纸，余杭的由拳纸都很有名，而温州作蠲纸，洁白紧滑，大略类高丽纸。东南出纸处最多，此当为第一焉。自余皆出其下，然所作至少。（《说郛》卷20），两浙纸大量外销，两浙笺纸三暖船入汴河上京（彭乘：《墨客挥犀》卷5）。温州的漆器长期占据东京市场，《东京梦华录》卷二记汴京宣德楼前专有温州漆器什物铺；温州雨伞也是古今有名之物。温州还是造船基地之一，《宋会要辑稿食货》四六之一记载两浙路造船最多，宋哲宗时令温、明二州每年造船六百艘。这里还是商贸口岸，绍兴二年（1132年）及元代先后置市舶司于温州，当时，广、泉、明三州为主要海贸港口。浙东地区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共同特点是注重务实，讲求事功，强调经世致用，被统称为浙东事功学派。其形成与发展具有浙东的经济条件和文化学术传统，也与当地特殊的地域环境和人文氛围分不开。有关此学派的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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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但对于其经济思想的研究还很不够，尤其将经济思想的系统考察置于中国思想发展史中、并与实学研究及后世近代化的结合研究大抵阙如。古典的功利主义把行为的或规则的正当性规定为最大限度地提高总功利；平均的功利主义把正当性规定为最大限度地提高人均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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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所谓功利，经济活动是为基础。作为事功学派，其经济思想是十分重要的核心甚至标识；而金华、永康两派在经济思想方面或有独到处但不突出，尽管陈亮与朱熹进行了亘日持久的王霸义利之辩，但其经济思想却不够系统，不足以反映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的最高成就。相比之下，叶适的经济思想则较为丰富而系统，且具有其特色和思辩性，成为研究的重点。
　　三、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的学术氛围与思想特色
　　浙东地区是历代实学之渊薮，经济思想是经世致用之实学的核心。宋代浙东实学经济思想既是其地域经济文化的产物，也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思想氛围分不开。
　　宋代文官政治的一个重要文化特色，是士大夫的忧患意识和反传统精神。内忧外患的时局与优待文士的政策，促使有宋一代人才辈出，鼓励了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精忠报国、士可杀，不可辱等气节仕风；激励着反对墨守成规、主张变革时政的时代潮流。方庆历、嘉，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陈亮：《龙川先生文集》卷11）连被认为是守旧派人物代表的司马光，也一再条陈因循旧贯，更成大弊、欲振举纪纲，一新治道，必当革去久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
　　3hr8、卷37）。熙（宁）（元）丰变法，则是震惊朝野中外的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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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宋人的变风俗、立法度以为万世法的意识，也是历朝历代无法比拟的。但与此同时宋代官场中，因循苟且、昏愦守旧甚至屈膝投降的风气主张，成为志士仁人高风亮节的鲜明对比。
　　反传统精神的再一个表现，是士林中较为普遍的疑古惑经的怀疑精神。传统的儒学体系，受到唐中叶以后社会变迁的震荡与道家佛学的冲击，儒家经典的神圣与先贤解经的权威，都发生着深刻的动摇。欧阳修疑《易系辞》非孔子所作，刘敞著《七经小传》异诸儒之说，苏轼兄弟谓《周礼》不可信，司马光写《疑孟》菲薄孟子学说，王安石作《三经新义》以己意解经为变法张目，二程改《礼记大学》，朱熹怀疑《诗序》的真实性，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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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今人有统计宋代知名士人一百三十人先后对十三部经书分别疑改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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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这也成为新儒学的重要特征。钱穆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中说：故言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浙东学派共同特点是倡言事功，主张经世致用，诸家大抵于经术外，精研史学，以谙悉掌故、经济、事功为务。被朱熹指斥为专是功利（《朱子语类》卷123）。今浙中人却是计利害太甚，做成回互耳，其弊至于可以得利者无不为。（《朱子语类》卷122）浙东之学先有周行己、薛季宣、许景衡、郑伯熊、郑伯英、陈傅良等学者，至吕祖谦、陈亮、叶适等而光大。关于浙东学派的学术及渊源前人作了许多研究，黄宗羲《宋元学案》分立相关各门学案析其源流、阐其特征，章学诚写《浙东学术》今人吕思勉先生的《理学纲要》设有浙学篇，何柄松先生《浙东学派溯源》是研究专著。何先生指出：南宋以后程颐一派的学术流入浙东演化而成为所谓前期的浙东史学。所谓浙东的学派实在就是程氏学说的主流，在南宋时代和朱陆两家成一个鼎足三分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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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华之学以吕祖谦为代表。吕祖谦（11371181年）字伯恭，婺州金华（今属浙江）人。其祖上曾封东莱郡侯，号为东莱先生。隆兴时中进士，又中博学宏词科。他历太学博士，官至著作郎、国史院编修官等，著述丰瞻，家富中原文献之学源远流长，吕氏自吕公著始，登学案者七世十七人。（《宋元学案范吕诸儒学案》）吕祖谦在浙东讲学，生徒甚众，兼治经史，声名昭著，教人必以致用为事。他与永康、永嘉等学者至交，又同朱熹等理学家友善，与朱熹、张试齐名，时称东南三贤。《宋元学案东莱学案》全祖望案语说：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金华学派规模宏大，探性命之本，贵涵养实践，学术力主明理躬行，强调经世致用，反对空谈物理心性，注重治乱兴衰和典章制度。金华学者趋于事功，吕祖谦在所上札子中讲：不为俗学所汨者，必能求实学；不为腐儒所眩者，必能用真儒。《与内兄曾提刑》中提倡学者以务实躬行为本；在《太学策问》中提倡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他主张学者须当为有用之学（《左氏传说》卷5），其经济思想主要有货币的起源及功能的认识、币制利弊分析等方面，《文献通考钱币二》有载。
　　永康之学代表人物是陈亮。陈亮（11431194年）字同甫，世称龙川先生，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绍熙四年（1193年）中进士后不久逝世。他力主抗金，《宋史陈亮传》称他才气超迈，喜谈兵，议论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志存经济，重许可，人人见其肺肝。他气节高迈，终生极论时事，倡导经世济民的事功之学。《宋元学案龙川学案》有黄百家案语：陈同甫亮又崛兴于永康，无所承接。然其为学，俱以读书经济为事，嗤黜空疏随人牙后谈性命者，以为灰埃。虽然陈亮的观点颇多新见，但其学说不够系统。
　　经济思想方面，陈亮在《四弊》中提出了他的行业分工认识：商籍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求以相病。这不同于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而主张农商并重。他主张富民，为富人说话，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反对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批评王安石变法惟恐富民之不困也，惟恐商贾之不折也，要求朝廷保护富民。在义利观方面倡言功利，提出：禹无功，何以成六府？乾无利，何以具四德？（《宋元学案》卷56《龙川学案》）他说人生不能无欲，（《龙川文集》卷23）与要求去欲的观点不同；《四弊》中有利之所在，何往而不可哉！他与朱熹进行著名的王霸义利之辩，长达数年，相关材料主要在《朱文公文集》卷三六和《龙川文集》卷二（《陈亮集》增订本卷二八）中，是其义利观念的集中体现。他不满朱熹规劝其为醇儒、要他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等，复信反驳，《又甲辰秋书》重申自孟、荀论义利王霸，汉唐诸儒未能深明其说。本朝伊洛诸公，辩析天理人欲，而王霸义利之说于是大明。故亮以为谓之杂霸者，其道固本于王也。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说得虽甚好，做得亦不恶。如此却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如亮之说，却是直上直下，只有一个头颅做得成耳。二人互辩不已。此后，陈亮又在《丙午复朱元晦秘书书》中说：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矣。陈傅良在《答陈同甫》中，概括其主张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止斋文集》卷36）邓广铭先生认为他的归纳有悖陈亮原意，邓先生指出这场争论是因为陈亮不承认朱熹说他有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主张而引起的，这场笔墨官司虽是不了了之的，但朱熹也不再把这一主张硬栽到陈亮身上了。我们只应当把陈亮称做王道霸道一元论者和仁义功利一元论者，而决不应再跟在朱熹后边，称陈亮为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主张者，或称他为功利主义者，像《宋元学案》的编纂者们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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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叶适经济思想的要点与价值
　　永嘉学派的经济思想在浙东实学中最具系统性，而其集大成者叶适的经济思想具有典型意义。就学术渊源看，一般认为永嘉学宗二程，有永嘉先辈周行己、许景衡、郑伯熊等，经薛季宣（11341173）、陈傅良（11371203）发展实事实理学风，到叶适而永嘉实学蔚为大观。黄百家说：永嘉之学，薛、郑俱出自程子。（《宋元学案》卷56《龙川学案》）但全祖望提出：世知永嘉诸子之传洛学，不知其兼传关学。（《宋元学案》卷32《周许诸儒学案序录》）他认为：浙学于南宋为极盛，叶、蔡宗止斋以绍薛、郑之学为一家，遂与同甫之学鼎立，皆左袒非朱、右袒非陆，而自为门庭者。（《宋元学案》卷53《止斋学案》）为叶适立学案，论水心较止斋又稍晚出，其学始同而终异，永嘉功利之说，至水心一洗之。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其间，遂称鼎足。（《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上》）叶适引留茂潜语：故永嘉之学，必弥纶以通世变者，薛经其始而陈纬其终也。（《水心文集》卷10《温州新修学记》）学术流脉固然重要但不易说清，且思想家的研究不宜仅以此为据，故宜较宏观性把握。叶适远承伊洛，近师周、郑，光大薛、陈而集永嘉学之大成；其学术是有宋以来反传统思想与务实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中原文化的发展流变与东南地域社会经济结合的产物。当时，孝宗朝既有战争威胁又相对稳定，要励精图治就要务实空谈无用，这也是时局的需求。另外，宋南渡后大量士人荟萃东南有利于交流汲取，形成众多学派并存的生动局面，具叶适所说的师友之教与流风相接，加上他任官务实的经历等等，对永嘉实学之大成均起作用。叶适在经济思想方面的贡献，突出于其反传统精神和商品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并且较为全面系统，所及几乎涵括传统经济观诸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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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下要点较为集中地反映了他对传统经济思想的发展创新
　　义利观
　　本末观叶适对工商业的重视，不仅表现在反对重本抑末和夺商专利方面，而且提高到欲使工商业者参政议事、进入统治集团的程度。其要欲使四民世为之，其理固当然，而四民古今未有不以事。至于丞进髦士，则古人盖曰无类，虽工商不敢绝也。（《习学记言序目》卷12）否定不许工商子弟为官的旧规，主张入仕无身份限制等，在经济思想史有着重要意义，这与时代变迁相关联。当时乃至工商之子亦登仕进之途，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认不群者，亦许解送。（《宋会要辑稿选举》卷14之
　　1hr5、16）苏辙说：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栾城集》卷21《上皇帝书》）与唐代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唐六典》卷3）不同了。叶适的观点很有价值，当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的经济地位提高，政治利益要求也提上日程；而古代中国谈不上有商人思想家，因此士大夫集团中代表商人利益、为他们讲话的意见就很难得。从北宋范仲淹以吾商自喻，到叶适要求许可工商业者入仕，证实社会经济发展促进思想观念变化。不过，这还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与西方的市民阶级的自治权益要求不同。理财观
　　传统时代的经济问题中财政是为关键。由于讳言财利，连大张旗鼓变法理财的王安石都小心谨慎地避言利、聚敛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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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叶适指出：理财与聚敛异。今之言理财者，聚敛而已矣。而其善者，则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余而下不困，斯其为理财而已矣。是故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他是说圣君贤臣都应善理财，这是很杰出的思想。他还提出世异时殊不可行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财也。即再好的办法，不顾客观时代环境也不行。他批评王安石变法夺商贾之赢天下终以大弊，故今之君子真以为圣贤不理财，言理财者必小人而后可矣。苟欲以不言利为义，坐视小人为之，亦以为当然而无怪也。（《水心别集》卷2《财计上》）他的善理财的标准是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但他并不赞成司马迁的自由放任主张，《习学记言序目》评述《史记货殖列传》时说：所谓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其次教诲整齐者，其权皆听于奸猾不轨之细民而后可，则孰与为治？兼失之矣。要通过理财来进行管理。然而，他也不赞成官营禁榷行管桑之术，认为：王政之坏久矣，其始出于管仲。因为欲收天下之功以利为实，以义为名故凡为管仲之术者，导利之端，启兵之源，济之以贪，行之以诈，而天下之乱益起而不息。还说：若桑弘羊之于汉，直聚敛而已耳，此则管仲、商鞅之不忍为也。盖至于唐之衰，取民之利无所不尽，则又有弘羊之所不忍为者焉。（《水心别集》卷6《进卷管子》）富民观
　　主张藏富于民是传统儒家的主张，但这是从富民是富国的基础出发的。叶适发展了这样的主张，强调许民求富、保民之富，反对政府抑制，还公然为富人辩护。他反对抑兼并和行井田制，说：俗吏见近事，儒者好远谋，故小者欲抑夺兼并之家以宽细民，而大者则欲复古井田之制，使其民皆得其利。夫抑兼并之术，吏之强敏有必行之于州县者矣。而井田之制，百年之间虽告亦莫之听也。夫二说者，其为论虽可通，而皆非有益于当世，为治之道终不在此。他认为不可以为井、亦不必为井，因为已远者不追，已废者难因。再就是说：今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贫弱者，意则善矣，但不应实行，因为：小民之无田者，假田于富人；得田而无以为耕，借资于富人；岁时有急，求于富人；其甚者，庸作奴婢，归于富人；游手末作，俳优伎艺，传食于富人；而又上当官输，杂出无数，吏常有非时之责无以应上命，常取具于富人。然则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赢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对于豪强恶霸则应当教戒使之自改。在叶适的认识中，富人的社会功能几乎达到无所不包的程度。作为国家的根基，富人当然应当受到保护，不容抑制损伤。富人代天子养小民之说有特殊意义，说明宋代国家与自耕农及佃农的关系变化。夫人主既未能自养小民，而吏先以破坏富人为事，徒使其客主相怨，有不安之心，此非善为治者也。故臣以为儒者复井田之学可罢，而俗吏抑兼并富人之意可损。因时施智，观世立法。诚使制度定于上，十年之后，无甚富甚贫之民，兼并不抑而自已，使天下速得生养之利，此天子与其群臣当汲汲为之。（《水心别集》卷2《民事下》）他反对夺富人今天下之民不齐久矣，开阖、敛散、轻重之权不一出于上，而富人大贾分而有之，不知其几千百年也，而遽夺之可乎？夺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为国利可乎？呜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水心别集》卷2《财计上》）数世之富人，食指众矣，用财侈矣，而田畴不愈于旧，使之能慨然一旦自贬损而还其初乎，是独何忧！虽然，盖未有能之者也。于是卖田畴鬻宝器以充之，使不至于大贫竭尽，索然无聊而不止。（《水心别集》卷2《财计下》）使后世之治无愧于三代，则为田之利，使民自养于中，亦独何异于古！（《水心别集》卷2《民事下》）他多次要求除去苛捐杂税，使小民蒙自活之利，疲俗有宽息之实。（《水心文集》卷1《上宁宗皇帝札子三》）要求保护求富，与儒家传统的不富不贫主张已经大相径庭了。叶适为富人辩护的思想，包括了地主、农民和工商业者的整个民众在内，他把富民作为富国的基础，但并非从国与民的分配关系中，完全代表民的利益。他强调的是国家的整体利益，而国家是以民众为基础的，这也是古代中国富民思想的特征，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富民思想，如叶适这样具有鲜明的反传统意识者也不曾逾越。
　　（2）同上，第205页。
　　（3）参见田浩（H。C。Tillman）著、姜长苏译：《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同
　　（1），第13页。
　　（5）参见拙作：《中国经济学寻根》，载《中国社会科学》984。
　　（6）陈序经：《中国南北文化观》一书中，记述历代南北文化观主要论点和史料，参见台湾牧童出版社1976年版，《牧童文史丛书》14。
　　（8）参见龙登高：《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0）见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55页。
　　（1
　　1）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6页。
　　（1
　　3）参见陈国灿：《80年代以来南宋事功学派研究概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963。
　　（1
　　4）艾伦布坎南著、廖申白等译：《伦理学、效率与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6页。
　　（1
　　5）参见拙著：《大变法宋神宗与十一世纪的改革运动》，三联书店1996年版。
　　（1
　　6）参见拙著：《富国富民论立足于宋代的考察》，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7页。
　　（1
　　8）参见拙撰：《商品经济观念的历史转化立足于宋代的考察》，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
　　（20）参见《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第541543页。
　　（2
　　2）张义德：《叶适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记叶适治边郡、措屯田、安流民、建堡坞、守江北等修实政、行实德的行谊。
　　（2
　　3）有关叶适经济思想，可参见拙作《叶适经济思想研究》，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
　　（2
　　4）参见拙著：《富国富民论》，第183185页。
　　（2
　　5）参见拙著：《传统经济观大论争司马光与王安石之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558页。
　　（2
　　6）胡寄窗先生认为这标志着传统经济观点的一种重要转变和时代的新要求。《中国经济思想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5页。
　　（2
　　8）参见拙作：《论宋代的生产力思想》，载《生产力研究》896。
　　（30）《李约瑟文集》，第2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