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与自我书写中孙觌形象的矛盾性

　　孙觌（10811169），字仲益，号鸿庆居士，常州晋陵（今江苏武进）人。徽宗大观三年（1109）中进士。政和四年（1114）又中词科，改秘书省校书郎，掌校讎中秘书。宣和七年（1125），钦宗即位，以国子司业擢侍御史。钦宗靖康元年（1126）二月，上书论太学生伏阙事，责知和州；八月，召还，再司言职，后召试中书舍人兼资善堂撰文官；同年十一月，金兵破汴京，随钦宗入金营，草写降表；十二月，权直学士院。绍兴元年（1131），复龙图阁待制，知临安府。绍兴二年（1132），以赃罪除名，象州羁管。绍兴四年（1134），放还。绍兴五年（1135）归隐太湖，此后深居二十餘年。绍兴二十六年（1156），复左朝奉郎。乾道五年（1169），卒，年八十九。以诗文著称，尤擅长四六骈文，有《鸿庆居士集》《内简尺牍》等传世。
　　一、历史评价中的孙觌
　　对孙觌其人的评价，宋代大儒朱熹的小品文《记孙觌事》最有影响，主要描写孙觌草写降书媚金求荣的丑行秽迹。这篇短文一出，孙觌在历史上卖国求荣的形象便被定格。关于孙觌的主要事迹，《四库全书总目鸿庆居士集》的介绍较为完备，照录如下：
　　觌，字仲益，晋陵人。徽宗末，蔡攸荐为侍御史，靖康初，蔡氏势败，乃率御史极劾之。金人围汴，李纲罢御营使，太学生伏阙请留，觌复劾纲要君，又言诸生将再伏阙。朝廷以其言不实，斥守和州。既而纲去国，复召觌为御史。专附和议，进至翰林学士。汴都破后，觌受金人女乐，为钦宗草表上金主，极意献媚。建炎初，贬峡州，再谪岭外。黄潜善、汪伯彦复引之，使掌诰命。后又以赃罪斥提举鸿庆宫，故其文称《鸿庆居士集》。[1]
　　四库馆臣用怙恶不悛四字来评价孙觌，这也是自南宋以来对其基本的评价。那么，前人对孙觌的这个评价缘何而起呢。
　　首先是专附议和。在讨论孙觌专附议和之前先看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金兵大举南侵，徽宗匆忙禅位于钦宗。李纲守开封。钦宗靖康元年（1126），金兵再次围攻开封。此时朝中大臣多数主和，主战派惟有李纲、种师道等人。钦宗以李纲为右丞，击退了金兵对汴京的围攻。金人转而向宋提出议和的请求，以金银及割太原、中山、河间三地为退兵条件，钦宗同意。李纲得知钦宗同意后，留住割地诏书，以期再取胜利，不料在靖康元年（1126）二月一日大败。由此李纲被罢相。五日，太学生陈东等几百人伏阙上书请求再次启用李纲，李纲得以又被封相。次日，击退金人。靖康元年的这几次战争在朝堂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而孙觌在这一年接连上书皇帝，表达主和的愿望。在《侍御史论和戎之札子（一）》《侍御史论和戎之札子（二）》这两篇文章中，孙觌从历史出发，认为钦宗时期的国力不足以和金抗衡，因此议和才是解决两国争端的最好方式。
　　其次是草写降书。关于孙觌代草降表一事，朱熹曾写过一篇小品文《记孙觌事》专门记录此事：靖康之难，钦宗幸虏营。虏人欲得某文。钦宗不得已，为诏从臣孙觌为之；阴冀觌不奉诏，得以为解。而觌不复辞，一挥而就，过为贬损，以媚虏人；而词甚精丽，如宿成者。虏人大喜，至以大宗城卤获妇饷之。觌亦不辞。[2]短短几十字，朱熹已把孙觌草表媚金、卖国求荣之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然而，草写降书的整个过程，是否如朱熹描写的那样，其实很难确定。另外朱熹文中写道（钦宗）阴冀觌不奉诏，得以为解，并无任何史料可证，明显只是作者的猜测，因而朱熹之文并不备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价值。但因为朱熹的影响力，更因为草写降表是既定的事实，孙觌在历史上卖国求荣的骂名却就此奠定了。
　　最后是临阵退缩。靖康元年（1126），金兵再次围攻开封，朝廷派专使议和。此时孙觌任东壁提举官。十一月二十五日，金兵濒临城下。其后，孙觌上书何丞相，乞求免去自己东壁提举官的职务。孙觌乞免东壁提举官之事在当时国家危难之时无疑是一种胆小怯懦，只计较个人利害得失，不顾全大局，给世人留下他贪生怕死、胆怯畏敌的印象。
　　以上所列举孙觌专附议和草写降书临阵退缩的政治行为的确可以把他打入品行不佳之文人行列，历史以怙恶不悛评价亦不乏证据。
　　二、诗歌中的孙觌
　　孙觌人品不佳，似乎不容置疑，然而阅读孙觌的诗歌，却发现孙觌的自我评价与历史对其定位却有所不同。《诗大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3]诗歌是古代文人表现自己志向、心声的一个有效工具。即刘勰所云：人察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4]对孙觌的人格进行评判，不能完全漠视孙觌自己的表述，尤其是言为心声的诗歌。
　　孙觌诗歌题材内容广泛，抒发的多是感时伤怀、忧国忧民、哀伤往事，追悔年华、遁世归隐等情感，其诗歌中的个人形象性情高洁。下面对其诗歌中的自我形象一一介绍。
　　1.感时伤怀，忧国忧民之形象
　　孙觌活跃于南北宋之交，正是徽宗、钦宗、高宗执政期间，更是宋代多灾多难的时期，准确地说孙觌目睹了腐朽黑暗北宋的灭亡和摇摇欲坠南宋的建立，遭遇乱世、亲历国难、目睹人民困苦，他写下许多感时伤怀、忧国忧民的家国之思之作。先看《餘杭闻出师》[5]：
　　国蹙连羣盗，时危仗老臣。分忧当北顾，请幸且东巡。
　　肘足仪三晋，创痍又一秦。不眠聴野哭，愁杀路傍人。
　　（髙宗四）绍兴二年，吕颐浩出师以神武后军及忠锐两将从行百官班送，孙觌听闻此事有所感触作此诗：国家外忧危难之际，又逢国内群盗不断，在这危急关头还得让老将出马为朝廷分忧解难。叙述至此，作者笔锋一转，借用三家分晋不顾百姓安危不惜开坝淹城置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典故来比拟他最关切百姓生活现状，战乱不断群盗猖狂百姓根本无处存活，听到处处有哭声，愁杀路人。可见诗人洞悉国势，关注国家之命运百姓之困苦，一位心系天下与百姓的文人形象彰显出来。
　　类似这种情怀的为数不少，如《宿临川村舍》：身老殊方去，愁牵百虑生。途人夜相语，豺虎正纵横。《钓台二首》：北塞风尘万鼓鼙，东京社稷一戎衣。绿林群盗驱民去，赤伏真人得帝归。《崇川县》：遗民到今传旧邑，击水华鲸浪三汲。故物漂流百战余，客子起坐万感集。等，有忧国情思的诗作。
　　2.羁旅坎坷，遁世归隐之形象
　　孙觌在仕宦生涯中，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掌校雠中秘书、侍御史、中书舍人兼资善堂撰文官、知秀州、知平江府、提举鸿庆宫、知临安府，又羁管象州几年，后归隐太湖二十年。孙觌所在南宋朝廷党争依旧非常严重，官员遭到政治打击极为常见。坎坷的仕途让孙觌对仕宦生涯深感厌倦，则萌生归老故园之情思。他在诗歌中表达羁旅困顿的诗句屡见不鲜。如《春雨》：
　　小雨破黄昏，清风洗瘴氛。霏微花上见，萧瑟夜深闻。
　　独笑幽闲事，酣歌依半醺。 羁怀不堪写，危坐对炉芬。
　　此诗作于孙觌贬谪途中，春雨的不期降临虽洗去了南方的瘴疠气氛，雨后花上闪映的灵动水珠也难敌夜晚的萧瑟冷落。尽管借酒消愁，喝的半醉依旧难以忘却坎坷羁旅给自己带来的感伤，诗人用了羁怀不堪写短短五个字道出了羁旅之坎坷，仕途之曲折，可谓言简意繁，辞约意丰，最后只能借助外界环境转移自己羁怀的感伤，危坐对炉芬蕴含无限的感伤和忧愁。
　　在孙觌的仕宦生涯中屡遭贬谪，漫长而苦涩的谪居生活便增添了他归隐还乡的遁世之思。
　　如《曹山三绝句（其一）》和《入象州界》：
　　露宿风餐两鬓华，故园芜没旧生涯。 圣恩若许求帷盖，便向东陵学种瓜。
　　须贾之罪发可数，张仪之辩舌空存。以身偿怨今如此，不死投荒感上恩。
　　殊俗若为投缓急，故交何处问寒温。多情鸟雀真幽伴，莫遣张罗翟尉门。
　　无论是第一首的圣恩若许求帷盖，便向东陵学种瓜，还是第二首的多情鸟雀真幽伴，莫遣张罗翟尉门。都深刻地表达了作者期望归隐还乡之心。长期的仕宦生涯，坎坷的羁旅让诗人看淡了功名荣禄。回归自然，归隐家园成为诗人的一个愿望，不时将此付诸笔端。
　　3.哀伤往事，追悔年华之形象
　　孙觌在其诗歌中几乎不谈及自己在政坛上的所作所为，但是反复研读还是可以发现他诗歌中存在对自己之前行为的反思、追悔。
　　先看《疏山寺次白文林韵三首（其一）》：
　　翠干轩轩迥出林，夜风吹籁紫箫音。老龙头角云霄近，玄豹文章雾雨深。
　　末路浮荣炊剑首，半生遗恨寄琴心。愁吟独溅花前泪，故国山河百战侵。
　　诗人因疏山寺翠干迥出林夜风吹箫音的夜景，联想到曾经在官场自己也是平步青云，现如今走到仕途末路甚至是危险的境地。霎时前半生的一些经历在脑海中映接不暇，追悔自己当初那些不合时宜的行为，正是因为那些不明智的举措造成自己今日的落魄，然而这些哀伤悔恨只能寄琴心。
　　孙觌的诗集中，有追悔年华的诗歌，同时也出现一些感伤往事的作品。如《疏山长老善清日诵楞严维摩二经赋小诗二首示之》：弹指三生过，伤心一念差。《别如老》：逢人得推骂，知非愧平生。中的伤心一念差一生遗恨一秋悲知非愧平生。即道出他对自己之前一些政治行为的醒悟后悔。又在《赠曹山长老了如》：一念挂世网，半生误儒冠。和《宿妙觉寺竹菴赠静老》：微言起我病，内愧面汗骍。中对自己早年因贪恋名利追求功名而做出的一些行为的悔悟愧疚。
　　4.寄情山水，性情高洁之形象
　　孙觌所存的诗多是他中后期的作品，或居官外任创作的诗歌，或是贬谪途中创作的诗歌，又或是归隐太湖二十年所作的诗歌，其中有大量寄情山水的作品。居官外任及谪仕异处则都是身在异乡为异客，只有把客思寄托在山水上以消解自我内心的苦闷与心中的不平。
　　先看《南山寺二首（其一）》：
　　安心是乐本非禅，过胜欣随意所便。嚼蕊拈花身老矣，穿云涉水思茫然。
　　行逢酒伴操觚去，倦憩僧窗借榻眠。寄语桃源问津者，人中今是地行仙。
　　诗人在寺院中找到安心之地，随心所欲的走动，胜览美景，嚼蕊拈花穿云涉水好不惬意。走累了停步歇息，困了即借榻眠。这种寄情自然，任运自适的生活简直是仙人的待遇，虽不是桃花源的环境，然情调却胜似。
　　另外，孙觌还通过描写具有高洁情操的植物来表现自己的情怀。
　　如《餘杭道中观何人家竹》：
　　平生不省问寒温，见竹欣然便叩门。我是此君风月主，不应便于俗人言。
　　诗人对竹子格外的偏爱，只要看到此物不论认识不认识便去叩门，可见他对竹的痴迷。那诗人为什么会如此喜爱竹子呢？无非就是诗人认为竹子坚韧挺拔、刚直不阿的君子气节与自己高洁的情操甚是相似。而且，他还觉得只有自己了解此物，一些凡人是无法理解的。可见他把自己列进了性情高洁文人之列。
　　再如《题德清县舍松筠堂菊》：
　　篱脚金花玉露团，枕丛寒蝶冷相看。不随桃李供春事，且伴松筠到岁寒。中借菊花不受外界环境所影响坚持自己的信仰与高洁追求的坚贞品格来自喻自己坚持自我的高洁情操。
　　三、孙觌形象历史评价与自我书写矛盾的原因
　　通过上文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他人评价中的孙觌被定位为怙恶不悛追逐名利的形象，而自我诗歌书写中的孙觌则是心系国家，忧国忧民，羁旅坎坷，遁世归隐，哀伤往事，追悔年华寄情山水，性情高洁的一个文人形象。这两种形象的反差如此之大，颇值得思考。
　　首先，孙觌诗歌对关乎自身历史评价的关键性事件的回避使其诗歌显然不可能具有基本的客观全面性，因而其诗歌中所展示的形象与其人本来的面目有一定的距离。虽然说诗歌未必一定需要将特定历史时期与个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表现出来，但经历了靖康之难这一巨大历史变故的孙觌，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包括其草写降书一事）闭口不谈，本身就不太正常。与同时期其他同样身历靖康之难的诗人的作品作一比较，这种现象更为明显。（关于这一点，可参看顾友泽《宋代南渡诗歌研究》）[6]合理的解释是，孙觌可能碍于自己草写降书这一事件而干脆对其时整个历史事件避而不谈。因而，即便孙觌在诗歌中表达的情感都是真实的，也难以由其诗歌而窥知其人。
　　阅读古人作品，人们常常信奉文如其人的观点，以为文即是其人的反映。然而，事实上，文学创作往往有一种奇特的心理现象，即尽管在作者的内心，也有一些未必美好的角落，但当抒写自己的情思时，他们一定不会去表现这些不好的东西，而只愿表现美好的情思。[7]换句话说，文品并非人品的全面反映，而是人品中正面风貌的集中表现。就拿在历史上颇受争议的潘安来说，有依附权贵的俗行和沦为帮凶的污点也有未坠正道直言之公心，有为仕途畅达的谄媚又有萌生隐逸山林的高情[8]。他《闲居赋》中的浮云之志与望尘而拜热衷仕进确实构成了言行不一的关系，事实上，文品与人品既有统一性，又有其矛盾性，孙觌因为人品被质疑而去选择通过诗歌来美化自己，也是极有可能的。
　　其次，历史对孙觌的评价建立在具体某一历史事件上，并将之扩大到对孙觌其人的评价上，同样带有浓厚的前人为主的成见，因而会忽略孙觌其人其作的丰富性，而以标签化的方式评价其人。历史对孙觌的评价基于其附和和议、草降书等历史事件，大多是对其前半生重大事件的评价。而且，值得重视的是，孙觌怙恶不悛追名逐利卖国求荣的形象，主要来源于朱熹的小品文《记孙觌事》，朱熹之文并非历史记载，而显然饱含着个人强烈的好恶，自然也难以客观。
　　而不容回避的现象是，孙觌现存的诗歌多作于靖康之难之后，人在不同阶段体现出不完全相同的心理状态与价值追求是完全有可能的。孙觌即便作为一个寡廉鲜耻的政治人物，内心里未必完全没有丝毫的道德感。孙觌作为宋代先中进士再中词科进入仕途的一位才华横溢的文人，不管是否信奉，儒家一系列的人生修养作为其接受教育的内容当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于其思想中。靖康事变及后来的屡次贬谪经历使得他渐渐远离政治回归自然。在贬谪途中孙觌与自然亲密接触之后，大自然生生不息的精神、阔达的境界使得他不知不觉豁达起来。另外在贬谪途中，他还一路拜访沿途的寺庙，与寺庙僧人进行诗歌唱和，久而久之受到佛家万事皆为空思想的影响，不再计较功名利禄而把自己的眼光放到自然风光中去，用大自然的美景与境界去疗养自己，使得自己的境界在不自觉中升华。因而，后期的孙觌在诗歌中表现出不计较功名利禄，而注重修身养性、寄情山水，遁世归隐，也未尝不是其真实的心理状态。
　　综上所述，在对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进行评价时，不能简单的知事论人或知文论人，而要在权衡两者后做一个全面客观的评价。那么对于孙觌，不能因为他早期的一些令人诟病的政治行为而去否定他诗歌中展现出的人性的美好一面，也不能因为他后期呈现出美好形象而抹掉他前期的污点。事实上，好与坏并不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对于这些特殊的人物要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去评判，不能过分苛责，也不能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