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惜誓到惜诵，贾谊对屈原的继承

　　贾谊(公元前200一公元前168)，是西汉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的政论散文言辞犀利，观点鲜明，感情饱满，气势夺人，敢于针贬时弊，发表政见。后代文人和政客对其政论散文多有论述，评价极高。同时，贾谊也是著名的辞赋家，是汉初辞赋创作的代表人物。《汉书艺文志》说他有赋七篇，今存五篇。他的《吊屈原赋》和《鹏鸟赋》，是继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公元前340一公元前278)之后，骚体赋中的杰出代表，深受后世赞赏。这两篇赋为贾谊所作，自古以来毫无争议，但《惜誓》的作者问题，历来却争执不断，并且对于《惜誓》的艺术价值，历来评价也不高。比如，马积高在《赋史》中曾指出:此赋(指《惜誓》)绝不可能是贾谊的作品，而当是西汉末期一位被贬滴的失意者所为作者是有文学修养的，但前段主要模拟《远游》，后段主要模拟《吊屈原赋》，在艺术上缺乏创造性。马积高先生一方而否认了《惜誓》为贾谊所作，另一方而也认为《惜誓》没有艺术创造性，艺术价值不高。笔者认为，从历代名家关于《惜誓》作者问题的论述及其所蕴含的主题思想，以及贾谊的生平来看，可以推定该赋确系贾谊所作。另外，《惜誓》与屈原的《惜诵》有诸多的承继关系，《惜誓》在很多方而接受了《惜诵》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这一点，是目前学界尚未论及的。本文的论述目的，一方而为《惜誓》正名，发掘《惜誓》的艺术价值;另一方而，贾谊与屈原在经历上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希望通过发掘《惜誓》对《惜诵》的承继关系，能探究两位天才作家内在精神的关联与沟通。
　　一、《惜誓》作者考述
　　相对贾谊的《吊屈原赋》、《鹏鸟赋》来说，《惜誓》影响较小，且关于其作者问题一直存有争议。东汉王逸言:《惜誓》者，不知谁所作也。或曰贾谊，疑不能明也。但宋代朱熹(1130-1200)则言:《惜誓》者，汉梁太傅贾谊之作也，并解释说《史》、《汉》于谊传独载《吊屈原》、《鹏鸟》二赋，而无此篇，故王逸虽谓或云谊作，而疑不能明，独洪兴祖以为其间数语与《吊屈赋》词指略同，意为谊作无疑者。今玩其辞，实亦瑰异奇伟，计非谊莫能及，故特据洪说，而并录传中二赋，以备一家之言云。朱熹认为虽然《史记》、《汉书》只记载了贾谊的《吊屈原赋》和《鹏鸟赋》，但按照洪兴祖的说法，《惜誓》中的一些词句和《吊屈原赋》中的词句相同，故而也认为《惜誓》为贾谊所作。明代王夫之(1619-1692)也认为，今按贾谊渡湘水，为文以吊屈原，其词旨与此同。谊书若《陈政事疏》，《新书》，出入互见，而辞有详略，盖谊所著作，不嫌复出类如此。则其为谊作审矣。同样，王夫之的观点和洪兴祖、朱熹一样，都是从《惜誓》中的一些词句和《吊屈原赋》中的词句相似来断定《惜誓》为贾谊的作品。这种认知是有见地的，尤其是王夫之进一步指出，在贾谊的《陈政事疏》、《新书》中的词句出入互见、辞有详略，贾谊在文章中用自己其他文章中相似的词句来表达，并不是新鲜事。由此可见，朱熹、王夫之都认为《惜誓》为贾谊所作，是确定无疑的。
　　然而，到了清代，学者王心耕却提出了反对意见，他根据《惜誓》开篇所言余年老而日衰和后文的寿冉冉而日衰及况贤者之逢乱世哉等语，认为这与贾谊的身世不符，从而得出其非贾子遗文己不待辩的结论。近人亦有持此论者。再有，当代学者王泅原也认为此赋非贾谊所作，王泅原曾言:惜誓不是贾谊作，因此赋多道家言，前朱鸟，左苍龙，右白虎，吸众气，长生久仙，称赤松王乔。此种思想非惟屈原所无，贾谊亦不具。文辞格调也卑。末四句直从吊屈原赋移来，是生装上去的。他认为贾谊不具有道家思想，此赋却含有明显的道家理念。对于贾谊是否有道家思想倾向，马积高先生言贾谊是有道家思想的(有人以为贾谊无道家思想，不对。)，接着又说但从其作品中找不到有神仙思想的依据。故他主张为慎重起见，以存疑为妥。
　　对于王心耕的观点，笔者认为贾谊少年博学而多才，18岁便以诗文闻名乡里，才华出众，其见解也超出他人，深受汉文帝(前180一前157年在位)的厚爱和器重，20余岁便被召为博士，是当时最年轻的博士。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所以他获得了博士们的敬佩，更获得汉文帝的破格摺升，一年之内便超迁至太中大夫，并议以任公卿之位。此时的贾谊可谓少年得志，意气风发，意欲有所作为，建功立业。而形势的发展却偏偏不如人愿，以周勃、灌婴等为首的老臣们却攻击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又因汉文帝不满贾谊在朝中多次谏比游猎和讥讽邓通，于是天子疏远了贾谊，仅一年后贾谊便受谗被贬到偏远、低洼、潮湿的长沙。其在去长沙的途中，经过湘水，怀古伤今，与屈原产生共鸣。贾谊凭吊了屈原，写了著名的《吊屈原赋》，感慨屈原的不幸遭遇，抒发自己内心的苦闷和悲愤。在长沙又恰逢鹏鸟进宅，按当地风俗，鹏鸟进宅，甚为不祥，主人将去。同时，偏僻潮湿的长沙也使他自认为将享寿不长，故作《月瞬鸟赋》，阐述自己的人生态度和人生感悟。人生将尽，却功不成，德不立，情绪低落、抑郁不振，故常与屈原作比，于是在作品中便以老年屈原的口吻来叙说自己的压抑与悲愤，可谓湛思渺虑，具有屈心。这是人之常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对于贾谊是否有道家思想的问题，笔者认为，贾谊从小饱读诗书，完全是一种儒家书斋的生活，后来又被河南守吴公召为弟子。吴公与李斯为同乡，经常在一起学习、共事，而李斯深得先秦儒学大师荀子思想的精髓，所以贾谊的政治思想属于儒家一派。他的政论文《陈政事疏》(又称《治安策》)不仅在形式上是《荀子》之《富国》、《议兵》诸篇的结构，而且在思想上也深得荀学修养。另外，其著作的主要内容，包括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提倡民本思想，主张重农抑商、以农为本，力主削藩，等等，都是儒家思想的体现，这一点是无可反驳的。但贾谊也有道家的思想倾向，其《鹏鸟赋》中的道家思想亦可略见一斑: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缓;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水激则旱兮，矢激则远;万物回薄兮，振荡相转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谋;迟速有命兮，焉识其时忽然为人兮，何足控传;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释智遗形兮，超然自丧;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乘流则逝兮，得抵而比;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赋中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一句显然是化用了《老子》第58章中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一句，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则出自《庄子外物》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一句。不仅有对老庄文句的直接化用，而且文中所表现出来的福祸相依的事物正反而互相影响循环的朴素辩证法思想、顺天委命、齐万物、同生死等荣辱的生命观更是对老庄哲学和思想的接受和继承。因此，认为贾谊不具有道家思想的观点显然是不确切的。另外，《惜誓》中也含有明显的道家思想，如攀北极而一息兮，吸沉靡以冲虚。飞朱鸟使先驱兮，架太一之象舆。苍龙蚴虬于左骆兮，白虎骋而为右雕。建日月以为盖兮，载玉女于车后。驰鹜于杳冥之中兮，休息昆仑之墟，赤松、王乔皆在旁。二子拥琴而调均兮，余因称乎清、商等等，也可以看出贾谊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其中朱鸟、苍龙、白虎，属于道家四象，昆仑、赤松、王乔均是道家神仙体系中的人物。由《月瞬鸟赋》、《惜誓》二赋可知贾谊是有道家思想倾向的。
　　《惜誓》是屈原百余年后的作品，自屈原在两次放逐期间首创骚体赋后，到政治上相对是一派升平景象的文帝时期，很多文人为模仿屈原的楚辞作品，为文造情，但少有真正得楚辞真谛的作品。才华横溢的贾谊，18岁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22岁由廷尉吴公推荐，被汉文帝征为博士，旋迁太中大夫，颇受重用。可开国元老大臣们却对他进行低毁和排挤，遂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虽然4年后又被召回京师，但并未被重用，只任梁怀王(汉文帝的少子)太傅。他的政治前途和人生经历与百年前的屈原极其相似，屈子之赋，贾生得其质。在文章方而，贾谊更是继承了屈原的思想和情感。贾谊作《惜誓》即是哀痛屈原的遭遇，感慨自身的不幸。在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上，可以说与屈原的《惜诵》一脉相承，感情丰富，气势宏大，远远胜过那些为文造情之作，堪称《惜诵》的姊妹篇。由此我们不得不赞叹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屈原与贾谊合在一起作传的独特匠心，他让我们体味到世人对有着相似命运的屈原与贾谊的崇敬与惋惜。明代茅坤在《史记钞》中言:太史公以屈贾同传，岂徒悼志业之未遂，寿命之不长哉!楚之亡也，以不听屈原;而汉事之缺，以谊之夭。二子之存亡，所系何如哉叩陈仁锡在《史记考》中也说:屈贾俱被谤，俱工辞赋，其事迹相似，故二人同传。屈贾二人在经历上如此相似，在抒发内心感情的文学作品上具有相似性也就不足为怪了。
　　总体上看，贾谊的《惜誓》明显体现了对屈原《惜诵》的借鉴和吸收。这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有所体现，而艺术上尤为突出，诸如艺术风格、表现手法、篇幅结构等方而都有迹可寻。
　　二、《惜誓》对《惜诵》思想内容的接受
　　《惜诵》是《九章》的第一篇。王逸在《楚辞章句》曾言:《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于江南之垫，思君念国，忧心周极，故复作《九章》。章者，著也，明也。言己所陈忠信之道，甚著明也。卒不见纳，委命自沉。楚人惜而哀之，世论其词，以相传焉。意谓《九章》是屈原被流放后，忧国忧君的愤慨之作，表达的是自己的忠信之道。
　　朱熹的《楚辞集注》亦言:《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叫清蒋骥云:原既得罪，触事成吟。后人辑之，共得九章，合为一卷，非必一时一地之言也。一般认为，《九章》皆为感事抒怀之作，九篇非出于一时一地。《惜诵》的作年，明代汪援认为:大抵此篇作于谗人交构、楚王造怒之际，故多危惧之词。清蒋骥在《山带阁注楚辞》中亦言盖原于怀王见疏之后，复乘间自陈，而益被谗致困，故深自痛惜，而发愤为此篇以白其情也，认为《九章》作于屈原被楚怀王疏远之后，大部分学者都持这一观点。
　　关于《惜诵》题名，历代学者有多种解释。王逸的《楚辞章句》说:惜诵以致憋兮，惜，贪也;诵，论也。言己贪忠信之道，可以安君，论之于心，诵之于口，至于身以疲病，而不能忘。团《惜诵》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忧伤，自己追求可以使君王安心的忠信之道，于是在心中论析，在口中吟诵，哪怕是在疾病疲乏之际也不能忘却。洪兴祖在《楚辞补注》则说:惜诵者，惜其君而诵之也。《惜诵》是为君王惋惜而吟诵的。朱熹在《楚辞集注》则说:惜者，爱而有忍之意。诵，言也。言始者爱惜其言，忍而不发，以致极有忧憋之心。《惜诵》是屈原开始爱惜其言语，忍而不发，导致其忧伤之感。前人对《惜诵》题名的解释很多，此不赘述。
　　笔者认为，自王逸以来的各家说法都有一定道理。《惜诵》与《离骚》的意旨较为接近，是屈原遭受谗言，被楚王疏远之后而创作的。因此，篇名之惜字，以林云铭在《楚辞灯》中的说法为好:惜，痛也，即《惜往日》之惜。不在位而犹进谏，比之朦诵，故曰诵。而诵字，戴震的《屈原赋注》中的解释比较恰切，他说:诵者，言前事之称。惜诵，悼惜而诵言之也。将两者则合起来解释，惜诵就是以痛惜的心情，来陈述自己因直言进谏而遭谗被疏之事，抒发抑郁烦乱的忧愤之情。屈原围绕这一主题，在作品中叙述自己在政治上遭受打击的始末和自己对待现实的态度，表明自己竭忠诚而事君，忧国忧民，但正是自己的这一片日月可鉴的忠心却成了招祸之道，反离群而赘胧。在陈志无道的情况下，只好寻厉神而占卜，厉神告诫他君可思而不可恃，即对君王可以眷恋却不可完全依靠，告诉他众口砾金，从前就是这样才遭遇危难，并劝他何不变此志，为何不改弦易辙，洁身自保?在经历了厉神的占卜开导后，诗人豁然开朗，先后否定了以干僚兮，待机求仕;高飞而远集，离楚他适;横奔而失路，变志易节等途径。最后阐明决不与奸候小人同流合污，保持自己独立高洁的人格与自由的意志:盖志坚而不忍。超然高飞，自远一方:矫兹媚以私处兮，愿曾思而远身。
　　《惜诵》以惜诵以致憋兮，发愤以抒情开篇，表达屈原的写作目的是为了抒发忧憋之情，并指苍天以为正，对天发誓，表明自己的真诚，并希望天神能倾听自己的控诉，作出公正的评判。之后描述自己竭忠诚以事君的忠心，却换来众兆之所雌，对君主的忠诚却成为招致祸患的缘由，并进一步述说自己纷逢忧以离谤，又蔽而莫之白的愁苦心境。随后，屈原展开想象，叙写自己登天占梦虚幻神异的境况，通过和厉神的一问一答表达出自己矢志不渝的信念，最后抒发自己对厉神占梦的感叹，表明自己要坚守捣木兰、播江篱这种纯洁高遂的精神境界，自己无法改变这个肮脏浊世，只好远离以保全自身的高尚纯洁。全文跌宕起伏，曲折有致，扣人心弦。让读者真真切切地体会到抒情主人公忠而被弃的委屈与怨恨，并能让读者深刻地体会到抒情主人公的不幸遭遇是与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紧密关联的。
　　而对于贾谊的《惜誓》，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惜者，哀也。誓者，信也，约也。言哀惜怀王，与己信约，而后背之也。古者君臣将共为治，必以信誓相约，然后言乃从而身以亲也。盖刺怀王有始而无终也，团认为惜是哀伤之意，誓为誓约，惜誓即为怀王有始无终，背弃誓约而哀伤的意思。刘熙载云:《惜誓》，余释以为惜者，惜己不遇于时，发乎情也;誓者，誓己不改所守，比乎礼义也。此与篇中语意俱合。他还说贾谊《惜誓》、《吊屈原》、《瞬赋》，俱有凿空乱道意。骚人情境，于斯犹见。刘熙载认为《惜誓》就是贾谊的作品，是贾谊对自己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叹惜，是贾谊即使怀才不遇却也不改青云之志、坚守理想的宣言书，而且他认为王逸之注哀惜怀王与己约信而复背之的说法有些浅薄。细读《惜誓》原文，的确是刘熙载的见解更令人信服，与贾谊的原意更加切合。
　　贾谊在《惜誓》全篇中用第一人称，借屈原之口来抒发悲愤之情。赋中首段叙述诗人虽年老而色衰，却秉赋出众，虽能离世成仙，犹以返回故乡为念。第二段言己如欲返居故乡，必为小人所制，且今世方幽昏不明，非重躯以虑难，实惜伤身之无功。末段流露出诗人择时而仕，远浊世而自藏之意。贾谊同屈原一样，对君王皆是一片赤诚之心，希望能够以己之力，为君王排忧解难，却遭到了君王不公正的对待，不但不被重用，还反遭疏远。因此，《惜誓》继承了屈原《惜诵》的思想情感，抒发自己未得遇明君的悲叹之情和仍对家国、人民放心不下的拳拳之意。
　　可以看出，《惜誓》在思想内容上，继承了屈原《惜诵》的主旨，借屈原的不幸遭遇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之情，并在借鉴和吸收的基础上，创作出了自己的骚体赋作品，深得屈原遗风。
　　三、《惜誓》对《惜诵》艺术形式的接受
　　(一)浪漫风格的接受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极大地丰富了浪漫主义的诗歌传统。在他的楚辞作品中，表现的虽是生活现实，抒发的却是诗人对美德、美政、真理、理想的追求，即屈原并不是按现实生活本来的样子去直接描述，而是借助丰富的想象，创造出一种奇幻的超越现实的意境，开阔人们的心胸，激发人们反抗黑暗、追求光明的热情。这是屈原作品的个性特点，也是他高亮人格的体现。正如朗吉努斯所说，崇高的风格是一颗伟大心灵的回声。
　　在《惜诵》中，屈原发挥自己丰富的想象，构造了一个根本并不存在的法庭，这样一个虚拟的法庭由五方之帝、六神、山川之神和皋陶这样的神灵或古代圣贤组成。在这样一个由正直人士构成的法庭之中，抒情主人公吐露自己的心声，表达自己的苦闷与愤慨。与此同时，屈原还虚拟了厉神这样一个并不存在的神话人物，并采用占卜梦境、一问一答的形式，仿佛《离骚》中的女婆，给主人公以答复和劝诫。《惜诵》采用这样的方式，在文中描绘出空虚渺茫、若有若无的景象，能够吸引读者沉醉其中，并给人一种身处虚幻境界的审美体验。
　　刘祝在《文心雕龙辨骚》中评价屈原故其叙怨情，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沧侠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的浪漫主义艺术风格，对后世影响深远。贾谊在《惜誓》中所表现出来的浪漫主义色彩就深深地镌刻着屈原的烙印。
　　贾谊在作品中苍龙蚴虬于左骖兮，白虎骋而为右。建日月以为盖兮，载玉女于后车。驰鹜于杳冥之中兮，休息乎昆仑之墟。他展开丰富的想象，让苍龙、蚴虬、白虎驾车，以日月为车盖，在浩渺的宇宙中疾驰，累了又在昆仑山休息，让人在漂渺中觉得作者似乎真正成为了仙人。但贾谊并不是想以仙人自居，而是要衬托自己虽己成仙却仍是不如反余之故乡，这与屈原在作品中运用奇特想象，去突现自己的爱国情感是相辅相成的。贾谊能将屈原作品中的奇特事物经过自身的化解，游刃有余地运用到自己的骚体赋中，丰富了作品的抒情色彩。
　　浪漫主义色彩还体现在比兴手法的运用上。屈原在作品中很善于运用比拟和象征，这既是《诗经》比兴手法的延续和发展，也是楚国固有文化对诗人濡养的结果。对于比兴手法的运用，《诗经》中多是较简单、孤立地使用，是以彼物比此物或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例如，《硕鼠》篇用大老鼠来比喻剥削者，通篇反复吟咏大老鼠不劳而获、贪食成性的可恶行为，让人联想到剥削者巧取豪夺、贪婪自私的寄生虫本质。
　　而在屈原作品中，比兴手法的运用则更富象征性和完整性，不仅运用在遣词造句上，而且还体现在篇章构思方而，且多用超现实的想象去丰富作品内容，而不是单一地以彼比此。楚辞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把《诗经》中的比兴材料，如兰草、鱼虫、鸟兽和风云雷电都赋予了生命，用以寄托诗人的思想感情。所谓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候;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必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惜诵》末段捣木兰以矫蕙兮，凿申椒以为粮。播江离与滋菊兮，愿春日以为粮芳中，屈原用木兰、矫蕙、申椒、滋菊等奇花异草来作春日的食粮，也就是让代表高尚品格的珍贵芳草时时刻刻浸入自己的体内。其中的寓意是很深刻的，象征着屈原要永远用高尚的品德去充实自己的精神境界，重申自己品格的忠洁和情感的质朴，所以作品中最后一句桥此媚以私处兮，原曾思而远身道明了自己高尚的人格理想和政治追求。屈原的这种寄情于物、托物以讽的方法，对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影响极大。
　　无疑，贾谊在作品中同样是以丰富的想象来运用比兴手法，黄鹊后时而寄处兮，氏鸟袅群而制之。神龙失水而陆居兮，为蛾蚁之所裁，方世俗之幽昏兮，眩白黑之美恶。放山渊之龟玉兮，相与贵夫砾石。他用鹏程万里的黄鹊、翱游深海的神龙、昆山之玉、大泽之龟来比拟品格崇高、正直忠厚的贤人，用鄙陋渺小的氏鸟袅;、蛾蚁、砾石比拟奸候卑鄙的小人，暗喻现实的黑白颠倒和世俗的昏暗。这些比拟起到了贤者愈贤，愚者更愚的艺术效果。
　　可见，贾谊的《惜誓》在浪漫主义色彩方而堪与屈原的《惜诵》相媲美，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二)抒情议论手法的接受
　　《惜诵》与《惜誓》是两篇典型的抒情性作品，难得的是作者在抒情的同时能巧妙地插入议论，但又使议论融入作品抒情的总体情绪氛围，使文章一气呵成，浑然而不觉生硬。
　　屈原在《惜诵》中抒写自己竭忠尽智，忧国忧民，一片拳拳之心却遭到谗臣的妒忌与馅害，在此过程中，他明白了终危独以离异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众口其砾金兮，初若是而逢殆。这发自内心的感触，为后段的议论晋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谗而不好。行悻直而不豫兮，鲸功用而不就成功地作了抒情性的铺垫。吾闻作忠而造怨兮，忽谓之过言。九折臂而成医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对此，朱熹在《楚辞集注》中解析道:人九折臂，更历方药，乃成良医，故吾于今，乃知作忠造怨之语，为诚然也。《惜诵》运用民间俗语巧妙地表现出屈原多次遭遇嫉恨、排斥之后才相信作忠而造怨的说法，表现出他的一片质朴忠心，既生动形象，又起到了提升全文主题的作用。
　　贾谊是一位有远见、有抱负的政治家，具有极其敏锐的政治眼光，能深刻地透视到繁荣外衣下潜伏的政治危机，他的政论散文就全而阐述了他的政治思想和治国方略，表现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其作品情深意切，气势浩荡，古今交融，长于论辩。这一特征也体现在《惜誓》中，贾谊有机地将议论插入到抒情之中，并且不显得突兀。苦称量之不审兮，同权概而就衡、伤诚是之不察兮，并纫茅丝以为索抒发了君王的贤愚不辩、是非不分，以致于造成众多贤能之士的惨遭祸害，悲仁人之尽节兮，反为小人之所贼。比干忠谏而至酿兮，来革顺志而用国，为有仁德的人保全节操反倒为小人所陷害而悲伤，比干忠心上谏而遭遇酿刑，来革这样的恶人因顺从封王的志愿而被重用，这多么令人痛慨呀!
　　我们知道，每一位诗人都有着自己生命体验的重心。屈原与贾谊是有着清醒的政治头脑的诗人，他们关注现实，能深入体察并敏锐地感觉到社会现实中的危机，对社会存在的矛盾及重大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楚怀王因不采纳屈原的政治主张，任用谗臣，国势日趋衰败，在屈原殉难后的短短几十年，曾经盛极一时的楚国就被秦国所灭亡。贾谊的一系列政治措施，有的被汉文帝采用，有的没被采纳，有的后来被景帝、武帝采用。屈原与贾谊这两位英才都集思想和文采于一身，反映在作品中就是其诗作不只是个人情感的简单书写，而是在抒发自己内心情感的同时能巧妙地将自己的政治观点与识见融入其中，以表现诗人对黑暗的严词拒斥和对光明的坚定守护，这种艺术手法，为后代文人志士的创作提供了楷模。
　　(三)体制结构的接受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充满爱国激情，具有崇高政治理想和高洁人格的伟大诗人。其作品反映了进步的政治理想和对祖国与人民的深挚热爱，表现出他对真理和光明的热烈追求，以及对黑暗与腐朽的无情揭露与批判。与此相对应，他的诗作想象丰富，体制闲大，运用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和奇妙的比喻与象征，文采绚烂，场而瑰丽。
　　屈原具有超常而丰富的想象力，往往超越时空，突破宇宙的时空限制，创作中才思奔放、意到笔随、气势豪放、潇洒自如，丝毫没有被外物所束缚、羁绊之感。屈原的作品往往虚实结合，将现实和虚拟形象融为一体，尤其是将现实和虚幻的神话境界、神话人物相互交融，进而创造出让人模糊难辨、神奇变换、壮观雄奇的境界，并通过这种方式来表现诗人找寻知心友人的强烈愿望和坚守理想、保持高洁、誓死不同流合污的顽强斗争精神。
　　《惜诵》与《惜誓》在篇幅结构上很相似，可以发现屈原对贾谊的影响和启迪是相当深远的。《惜诵》抒发的是诗人忠诚正直反遭谗害的愤怒之情，但却不拘泥于一己之身，而是以宏阔的结构将读者带入虚构的仙境，向上能登天见苍天五帝、厉神，下至山川、咎蒜，都来倾听诗人的直言申诉，以这样的结构风格更加突出了现实生活的贤愚易位、黑白颠倒，抨击了楚怀王的昏庸无道、执迷不悟。
　　贾谊在《惜誓》中更是描绘了一幅成仙而自乐的宏图，登苍天而高举兮，历众山而日远。观江河之纤曲兮，离四海之沾濡。攀北极而一息兮，吸沉靡以充虚。这是何等开阔的视野，或尔高蹈昂扬，或尔腾挪变化，让人体悟到高瞻远瞩的诗人自我形象。
　　同时，两篇赋作都以一种高远的格调来抒发作者内心的情感:忠君爱国、独立不迁、超凡脱俗、磊落光明，让心灵驰骋在自由自在的想象之中，涤荡世俗的幽暗昏浊、污言晦语。这与屈原和贾谊的伟大人格密不可分，与他们追求社会进步的强烈愿望息息相关。刘熙载曾如此评述:读屈、贾辞，不问而知其为志士仁人之作，太史公之合传，陶渊明之合赞，非徒以其遇，殆以其心。
　　贾谊在《惜誓》中通过哀悼屈原的不幸，深深痛惜时政的积弊，力图解决升平景象之下暗伏的危机和矛盾，却又无能为力，其忧国忧民的爱国思想与屈原一脉相承。贾谊的辞赋虽不能与屈原逸响伟词，卓绝一世的辞赋并驾齐驱，却也颇得其精神余脉，因此西晋的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称贾谊之作，屈原侍也。
　　总之，梳理历代名家对《惜誓》作者问题的讨论，并结合贾谊的生活经历与思想历程加以分析，可以推定《惜誓》是贾谊的作品。《惜誓》和屈原的《惜诵》具有承继关系。在思想内容上，在《惜誓》中，贾谊依借屈原的不幸遭遇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之情;在艺术形式上，《惜誓》继承了《惜诵》的浪漫主义风格、议论与抒情相结合的创作手法以及高远的格调与闲大的体制。在一定意义上说，《惜誓》是贾谊模拟屈原的《惜诵》而作，是借屈原《惜诵》之形制，抒发其内心之愤感。《惜誓》在艺术价值上虽不能和屈原的《惜诵》并驾齐驱，但也独具风格。《惜誓》与《惜诵》一样，内容凄婉，体制宏阔，风格浪漫，格调高远，让我们从辞赋作品中真切感受到两位文学巨匠出淤泥而不染的光辉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