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乡里能人审美形象嬗变论详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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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中国是一个以农耕文明为主导的国家，在走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过程中，传统文明在生活中刻镌下鲜明的印迹。中国20世纪文学在反映这种社会转型时，也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民族、民间化特色。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塑造出一批承载时代变革、反映人物命运和心声的平民典型形象。祥林嫂、骆驼祥子、王玉生、李双双、陈奂生、曹杏花等人物形象，贯通百年，代表着中国文学的骄人成就，蕴涵着不同时代平民阶层的心声与追求。归总这些形象的内涵特征，可以“乡里能人”概括称谓。回眸百年，会发现这样一个颇富启示力的线索，乡里能人在时代大潮中的挣扎、奋争、浮沉的过程，恰恰构成中国平民百年命运的历史写照。而不同时代作家们立足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又赋予这些形象以鲜明的时代、文化内涵，形成了三种价值视角的审美书写。
　　所谓乡里能人是指身处传统农耕文明氛围中具有较为聪慧头脑、出众技能，迎合时尚且善于把握机遇的平民，他因个人睿智、时代机遇和环境条件三者交合作用而成为乡邻敬羡的“能人”。“时世造英雄”，没有时代变革提供的机遇，仅凭个人的小才能很难成就什么“功名”;没有地域环境条件的有力推促，个人也很难在当地形成“气候”;没有洞察时世的锐利目光，抓住时机发展自己，乡里能人也不能擢升一级，成为人们敬羡的民间权威的。[1]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乡里能人的“身世”好似一部平民奋争的社会史，从中往往能够映照出时代风尚、社会形态、地域风情，以及民众生存的历史。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使乡里能人真正成为民间文化和边缘视角下的平民代表。
　　乡里能人是一个与民间权威相联系的概念，具有丰富的审美文化内涵。第一，乡里能人聚现了血亲与地缘关系。与民间权威相比，乡里能人所生存的空间相对狭小，多在血亲关系波及的地缘内活动。在中国宗法制社会中，血缘是一种超越繁衍关系的社会结构，具有稳定的社会力量。费孝通先生曾指出：“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2](P380)乡里能人正是与地缘内平民百姓的血肉相联的关系，才使他把握机遇的才能得到乡村里巷民众的羡慕、敬佩，产生趋同和仿效的意愿。与之相比，民间权威的影响往往超越血亲关系和地域的局限，他们的威慑力和感召力也要比乡里能人的敬羡心理强烈得多，因此说，权威是社区的领袖，而能人不过是村落里巷中的“大佬”。第二，乡里能人具有中介转换的身份特征。乡里能人是平民走向权威或衰败为贫民的中介。平民是民众的主体，他们的聪明才智被日复一日的劳作之累淹没在芸芸众生之中。当他们其中的某个人因把握住了时代变革和地域条件的契机，以自己的才能智慧超越一般民众的时候，他就因此而成为乡里能人，被众人敬羡和信赖。当他继续丰富着他的经验，发展着他的业绩，并进一步扩展了自己的影响力，比如掌握了一定的权力，或因遵循传统或因打破“枷索”成为民众眼中的行为楷模时，他就会一跃而成为民间权威，成为民众佩服和乐于服膺的人。也就是说，乡里能人是凸露于平民中的强者。同样，一个曾在社会上显赫一时的权威，亦可因时势的变化，个人权力的丧失，传统力量的衰降等原因，由民间权威颓为“乡里能人”，甚或进一步“跌”至“贱民”。第三，乡里能人是平民的典型。平民泛指普通百姓，有别于官家、贵族和特权阶层。乡里能人最具平民特征，无权、无势，被人统治。在这一点上，他明显区别于民间权威。民间法理权威尽管是指官位低微、特权不大的人，但他与乡里能人比起来，仍然显得有权势，有地位，可以主宰当地百姓的生存秩序。乡里能人作为普通百姓的代表，既能体现民众的愿望、意志和要求，又能反映出他们的地位、权益和悲欢，是文学反映民众疾苦、百姓愿望、民间文化思想的重要原型。
　　根据作家选择提炼民间文化题材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可以把20世纪中国作家对乡里能人的审美描绘大略分为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与历时态嬗变的社会体制、时代背景和作家观念相一致，实质上构成了三种审美价值视角。在每种价值视角下塑造的乡里能人形象虽然独异鲜明，但其价值取向又有着许多共通之处，从而形成了乡里能人审美形象的价值母题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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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的宇宙观是一种冲虚中和的系统，十分注重调整天人关系、人际关系和各种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建立起圆融的、安定的、和谐的生活秩序。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和审美观就是在这样一种宇宙观的指导下建立起它们之间的联系的。尽管伦理与审美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它们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冲突，但又是和谐的、统一的。由于中国哲学基本上是伦理学，美学作为哲学的一部分，很大程度上受伦理学的影响，因此伦理与审美的统一是以伦理为核心的。下面我们从“天人关系”、“善美关系”、“理情关系”三个方面论述它们的统一。
　　一、天人关系论
　　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是天人合一。中国的伦理学与中国的美学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只是中国的伦理精神侧重于将天人关系义理化，而中国的美学精神则侧重干将天人关系情感化。它们虽各有侧重，但内在意蕴又是相通的。这内在意蕴就是将宇宙人生看成流转不息的生命。正是在生命的基础上，作为兼自然与上帝二义之“天”与作为万物灵长的“人”，建立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感和谐关系。伦理与审美共处于这交感和谐关系中：各以自己的曲调，协奏出中华民族独具风貌的精神乐章。
　　“天人合一”的哲学精神本是一种带有浓厚泛神色彩的原始宗教思想，原始人类本都有的。随着社会的进步，世界上不少民族抛弃了这一宇宙观，象西方民族就由天人合一，走向天人相分，在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之中去认识自我，改造自然，导致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华民族虽然走出了原始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但由于经济的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仍然相当多地保留氏族社会的“天人合一”精神，经过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的改造，逐步建构起庞大的、严整的理论系统，而成为整个封建意识形态系统的理论根基。
　　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说的“天”有三种涵义：一指最高主宰，二指广大自然，三指最高原理。与此相关，中国的“天人合一”就包含有多种意义：宇宙观上的人与自然的统一;宗教观上的神与人的统一;伦理观上的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和艺术观上的景与情的统一。
　　就伦理来说，中国的“天人合一”主要是将人伦关系天道化，或者说使天道人伦化，从而建立起具有准宗教意味的政治道德系统。儒家在这方面做的贡献最大。孟于讲“天人相通”，董仲舒讲“天人相类”，都是指有意志的主宰之天与人类的关系。宋儒承孟子之说，但有很大发展。张载认为天之本性即人之本性，二程更认为“天人本元二”，最后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但宋儒说的“天”，乃指大自然，将其义理化了。朱烹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②这样，天道与人道就合为一体了。人世伦常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天规”，具有不可违抗的绝对权威性。不过，这就有一个问题，强制毕竟只是一种外力，其作用是有限的。只有使人内心信服，变外在强制为在欲求，变他律为自律，方能产生强大的持久的作用。儒家在这方面是下了功夫的。孟子提出的“心性”理论从另一个角度建起了“天”与“人”的桥梁。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①这样，“知天”就不是神秘的了，“知天”也不是可望不可即的了，你只要”尽”自己的本“心”就可以了。所谓“尽心”，就是通过内心修养，保持四种善心 一“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心”又是“仁”、“义”、“礼”、“智”等“四性”之端，故尽心即可知性，而知性就可知天了。孟子还提出“诚”这个概念。“诚”也是实现“天人合一”的中介。孟于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恩诚者，人之道也，”②孟子的“诚”是真实不欺之意，“天”也是真实不欺的，这样，思求真实不欺的人道就与天道相通了。
　　中国的伦理学，先是将人自己的本质——道德，从人自身外化出去，创造出一个异已的对象 一天，这天就成为义理之天，成为伦理本体，成为一种信仰，成为人们追求的对象，接着又通过“存心”“养性”“思诚”等，将义理之天收回到人。经过这样一个循环，人就可以成为道德高尚的圣人。
　　“天人合一”在美学上最重要的体现是“情景合一”，情景合一溯其源，可达先秦的“比德”说。最早在理论上对“比德”说作阐述的，就现存的美学资料来看，是春秋时期的管子，《管子·水地》篇中云：“夫水淖弱以清，而好洒人之恶，仁也;想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满而止，正也;唯无不流，至平而止，义也：入皆赴高，己独赴下，卑也者，道之室，工者之器也。”这里，水的属性——“淖弱以清”、“唯无不流，至平而止”等与人的道德品质——“仁”、“义”等已经建立起一种形式上的对应关系了。在《管子·小问》中还出现了“比德”这个概念。
　　桓公放春三月观于野，桓公日：“何物可比于君子之德乎厂照朋对日，夫粟内甲以处，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日粟，此其可比于君子之德乎?”管仲日：“苗始其少也，狗殉乎，何其孺子也;至具杜也，庄庄乎，何其士也;至具成也;由由乎兹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则安，不得则危。故命之曰：天。此其可比于君子之德矣。”桓公日“善。”①
　　这里，管仲就明确地以禾比君于之德了。禾的几个成长阶段——“少”、“壮”、“成”，类似于一个人由“孺子”，长大成“士”，最后成“君子”。“禾”给人们提供粮食，有它，则天下安定;无它，则天下危殆。这种价值;也颇类似于“君子”，君子给人们提供的是精神食粮，正是靠这种精神食粮，天下人才得以团结联合在一起，“禾”与“和”实相通也。
　　启唤与救助：启蒙知识分子视角与启蒙形象
　　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具有较强精英意识的作家，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目睹民族陷于危亡之中的苦难，力图以文学(乡里能人)形象来启唤民众，挽救国家，重建民族文化。他们对传统民族文化抱着基本否定或批判的态度，对现实生活采取了阶级斗争的立场或借助西方哲学文化，搜集、挖掘民间文化的精髓与糟粕，以取得现代审美批判的价值尺度;或借助科学民主思想，以启唤民众反抗暴政救国自立。除了20世纪前40年的乡里能人形象，新时期“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的部分乡里能人形象也具有这种价值内涵。
　　纵观启蒙能人形象，会发现这样一种创作现象：大多数启蒙作家在创作中所刻意表现的，不是这些能人的发达和能干，而是他们在那强敌入侵、内患不息的社会中，麻木消沉、被迫没落、由能人衰降为贫民或“贱民”的情态。鲁迅的《祝福》中的祥林嫂、《风波》中的七斤、《药》中的华老栓，茅盾的《春蚕》、《秋收》中的老通宝，《林家铺子》中的林老板，老舍的《骆驼祥子》中的祥子，都是当地能够自立的能人。祥林嫂两次组织起家庭并过上美满生活，她显然要比一般山乡妇女更能承受生活压力，鲁迅所要表现的是这个乡里能人被传统信仰文化迷乱所致的惨死。女人在那种“祖规”森严的社会里，改嫁与丧夫被指责为“命硬”与“克夫”，被看作“不洁”与“不吉”的“扫帚星”。正是在这浓重惊人的民间文化信仰氛围中，原本以血缘与地域关系凝聚紧密的“乡亲”，对祥林嫂犹避污秽唯恐不及，尽失往昔的亲缘关系，祥林嫂呼天不应、呼地不灵，惨死在辞旧迎新的喜庆节日里。七斤一篙撑船城乡间，信息与见识使他比乡邻更显能人相，然而受封建愚昧的等级观念的制导，他却被赵七爷的长辫有无撩绕得心绪不宁。华老栓开得起偌大一座茶馆却糊涂地以革命者之血医治儿子小栓的痨病，终落得个儿亡己衰的悲剧。鲁迅不愧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虽然宣称自己是个阶级论者，但在具体创作中，他并非只专注于贫富悬殊的阶级对立和科学民主式的启蒙，他那触角敏锐的思想从民间文化和民众生活中探寻到了民众自身愚昧麻木的非阶级根源。社会的黑暗，民众的疾苦，只是一个表层现象，造成民不聊生的根源在于传统文化的“吃人”性，是它使阿Q贫困自乐又稀里糊涂地命丧反革命刀下，是它使祥林嫂、华小栓死在愚昧之中。传统文化及其等级观念制导了民族及其传人的社会悲剧，而民间民俗文化的滋养，阶级观的导引，又使鲁迅等许多作家在创作中穿透了阶级压迫的表象，洞察出造成中国民不聊生的实质，使作品更多了一层文化反思意味。因此，鲁迅创造出的乡里能人形象，决非简单的知识启蒙或阶级启蒙的载体，而是思想文化批判的武器，充分显示了知识精英启唤民众、救助国家民族的忧患意识与社会责任感。
　　类似鲁迅在阶级观念主导下因取材民间民俗生活而使作品超阶级意识取得文化反思与文化启蒙效应的作家有很多。茅盾创作的《林家铺子》同样超越了《子夜》等革命文学的视界，取得了民间视角的丰厚意蕴。林老板作为一个传统社会的乡里能人，其形象最具中介转换性符号象征。主人公林先生作为小店老板虽受尽党部、商会、同行的欺凌压迫，但他毕竟颇具智谋策略，做起买卖来也令其它店铺羡慕、嫉妒。如果他的商行经营逢时，也很快会发展为一个财力威震四方的商界权威，可惜他生不逢时，不仅国人抵制日货(洋货)，农民贫困购买力下降，而且党部、商会又趁火打劫，使他不仅没有发财，反而店铺被封，被迫出逃。小镇能人因而破落成为“贫民”。《林家铺子》的中介性还在于作家所选取的场景是介于城市与农乡之间的县镇，它上达而与都市连通，下抵而达农乡民众，这一场景为能人“林先生”的发展提供了时空保障。不仅如此，林先生作为商人，上达还可为权贵——小女陪嫁商会会长自然店铺前景无量，而下滑则人财两空。小说的悲剧结局，生动地展现了贪官污吏以权谋私的伎俩和小商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乡里能人作为小说主人公，无疑丰富了小说的主题意蕴，显示出民间文化启蒙视角的独特价值，阶级对立与社会斗争的革命观点也隐含其中。
　　20世纪前40年代文学中的乡里能人是现代作家们秉承五四文化运动以科学民主思想启蒙民众救国救民的创作结果。它既是对中国古代小说刻意于才子佳人、英雄母题的突破和超越，又是对20世纪后半叶的文学形象创作的生动开启。正是在这些具有阶级论和救亡意识的作家笔下，乡里能人作为民间普通民众的一员，才堂而皇之地走上文学神圣的殿堂。他们身上既没有传统英雄豪杰的豪言壮语与磊落性格，又没有才子佳人的气质与柔情，有的只是传统文学所不懈展示的贫困、卑琐和穷于算计，苦苦挣扎又不得结果的悲剧现实。在他们身上深刻地反映了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平民的“死亡”状态：麻木、愚昧，勤劳耕作却一无所获。乡里能人形象是作家们对文坛和中国社会的贡献，它从此启唤了以平民大众为文学主人公，以贫苦和抗暴为“武器”的革命文学也继此登场。而民间文化视角及其弥漫其中的地域乡情、禁忌信仰、人生礼俗和家庭亲族制度，又无形地影响了作家的阶级观念，使他们或多或少地顺承了民间行为方式描画出生命存在的悲剧与文明的悖论性。阿Q、祥子、林先生、老通宝的悲剧并不仅仅是当初中国社会黑暗的写照，也是人生信仰与现实矛盾的冲突和市场经济供求竞争规律的反映。它同样对后来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八十至九十年代中国小说创作产生一定影响。苏童长篇小说《米》中的五龙、余华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等就是承续五四小说以来的启蒙价值视角，在新时期新的审美观念下的重新抒写的成果。
　　土改与合作：主流意识形态视角与革命形象
　　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中国文坛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文学的主流意识形态化。当时的作家把自己融合于工农大众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在社会上占主流的意识形态观念为创作的指导思想，紧密结合着当时社会急剧变化的斗争形势，创作出一批影响很大、极具时代色彩的文学作品，刻画出一群形象鲜明的乡里能人。赵树理、丁玲、周立波、梁斌、柳青、浩然以及新时期部分改革文学作家皆缘此而著称。他们的创作是知识分子认知中的主流意识形态思想与民间艺术方式相结合的产物，作家的主体意识虽较启蒙价值视角衰淡，却随之拥有了更多读者，他们也因而成为知名度很高的社会名流。
　　赵树理是实践主流意识形态文学方向的第一人，也是写乡里能人的高手。他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和《三里湾》等作品，及时地描绘了中国农村的伟大变革，鲜明地揭示了自己的“工农兵方向”，塑造出一批性格突出的乡里能人形象。无论是小二黑、小芹、王玉生等先进农民形象，还是二诸葛、三仙姑、能不够、糊涂涂等落后农民形象，赵树理都写得简洁生动，切近生活，为后人塑造新式农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王玉生是三里湾的一大能人。他的“能”，主要表现在农民对新生活的向往和对科学技术的渴望。他不仅负责药剂拌种，调配杀虫药，安装修理新式家具，决定下种时期、间苗尺寸等农业技术性事务，而且还主动为粉房炉灶、家具、牲口圈、果树嫁接出主意想办法。尽管三里湾有灵芝和马有翼两个初中毕业的“大知识分子”，但王玉生的“革新”与“发明”还是屡屡为合作社排忧解难，出了大力。与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乡里能人们立身济命为自己明显不同，作为已经消除了阶级压迫的新型社会中的能人，王玉生是公而忘私，一心为社的新型农民的典型。他确实抓住了时代的机遇，把他从父辈那里承继来的“能人相”彻底地发挥出来，做出了父辈们不曾做到的发明和创造，实现了自我的人生价值。在他的身上，典型再现了当代农民革命的积极性与创造力，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在农村传扬的原初情态。
　　赵树理的乡里能人“族谱”里，三仙姑是最具“能人”特征的女性形象。这位待嫁女儿的母亲，居然也厚施粉脂，脚蹬绣花鞋与女儿争风吃醋。她的俏与骚并非天赋秉性，而是一个寡妇在传统伦理社会救助自己和满足情欲的手段和方式。作为巫婆，她的巫技和思维方式却是民间信仰文化的传承与反映。她的“能”，既不同于“旧社会男性能人”的奋争与对家族责任的算计、保守，也不同于“新”社会女性能人(如李双双)的泼辣能干要求上进，她把自己的智慧、手段和算计都用在了依附盘剥男人上，以能言善辩狙击男权社会的谩骂与伦理扼杀。正是这种生存睿智救护了她自己以及家庭。赵树理对她的认识与刻画，展示了“旧”社会妇女翻身、解放、自新的过程。三仙姑对小芹婚事的作梗与赞同，她对自身言行的认识与自新，都反映了传统社会寡妇的不白身份向清白女性的转换，反映了“革命”对宗法制度和封建伦理文化的冲击与清理。她的转变，自然而合乎情理，显示出作家对民间生活与文化的熟知和对人物性格的把握能力。
　　乡里能人本就源自民间，对乡里能人的文学塑造，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生活还原或文化还原，刻意地拔高人物形象，赋予人物以超绝现实生活的能力与机遇，是不符合人物性格规定性的。纵观主流意识形态文学的创作，可以看出，作家在塑造乡里能人形象的时候，有一个从党性原则到审美意识，从不自觉状态到自觉意识的嬗变过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文学党性原则确立的标志。此时的作家并未因毛泽东的一个讲话而形成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文学意识。在从文学的启蒙或救亡职能转变为革命斗争与建设工具的过程中，作家已有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同新的文学党性原则是在土地改革和合作化的过程中逐渐达到同步和统一的。而这个同一的基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间文化或说乡土根性的基质影响。除了《金光大道》、《艳阳天》等几近党性原则模式化的作品之外，《山乡巨变》、《三里湾》、《铁木前传》等优秀作品大都清晰地描述了农民对土地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表现出农民的乡土根性与党的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政策内在的同一性。作家们正是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深入生活，体验农民在这个巨变中的矛盾心理才“如实”倾诉的。赵树理、周立波、李准以及柳青，他们都是在农村生活了许多年之后才创作出自己的优秀作品及其乡里能人的。可以说，只有把文学的党性原则和民间文化即农民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结合起来，才可能创作出不愧于人民和时代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站在今天的审美立场客观评价，四十年代以来，文坛上“左”的思想一直影响着作家对农民和民间文化的深刻把握。这种文学不能自觉的意识之结果，是使主流意识形态文学部分失度地夸写阶级斗争而缺少人性维度，过分执著于善恶类型人物而缺乏圆型人物的塑造。用文化意蕴和哲理情思来衡量那时的作品，又嫌那时的描写过于扁平化、表层化，缺少历史文化深度和哲理维度。就像柳青的《创业史》一样，生活在乡土之上的梁生宝较少显示出血缘与地域的文化关联，刚经过土改分得田地的农民，转瞬之间就成为拥有较高斗争意识和思想觉悟的新人。积淀深厚的传统文化的丰富性与历史情态被理念割裂，似乎一朝革命，传统即被铲除，五四启蒙运动未做到的事，一个土改革命就彻底实现了。他的形象没有梁三老汉血肉丰满，他的能干没有梁三老汉作为乡里能人地道，而他的大公无私的形象对后来的《金光大道》、《艳阳天》中高大全式的农民英雄形象不无类型化启迪。八十年代以来，以《乡场上》、《陈奂生上城》、《卖驴》、《人生》、《平凡的世界》等小说为代表所塑造出来的新的乡里能人形象，就是对此前(文化革命前)创作中作家自觉意识不足的一次反拨和升华。它让我们看到了主流意识形态文学的新的艺术前景。
　　生存与超越：民间文化价值视角与俗民形象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创作出现多元化发展的局面，除了主流意识形态文学继续保持主导性势头以外，继承鲁迅的启蒙批判现实主义传统，融合世界新的审美文化经验，文坛上先后出现了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和邓友梅、冯骥才、陆文夫、贾平凹、陈忠实等人的风俗文化(题材)小说。在他们的笔下，新式地主、新式农民、土匪、妓女、族长等俗民形象，构筑起新的民间文化人物画廊。虽然传统现实主义手法暨典型化方法被部分革新发展，典型人物不再像已往倍受关注和作为审美价值的主要尺度，但是，乡里能人作为承载新文化思想的平民代表依然是人物群像中令人瞩目的形象。
　　曾在八十年代初期引起广泛反响的“陈奂生”系列小说，是主流意识形态小说转向民间文化视角的一次成功尝试。它既不像改革文学(如《卖驴》)那样直接抒发第二次翻身的农民对党的改革的赞美，也不同于五六十年代“合作化”小说鲜明的党性原则和所塑造的革命农民的形象，而看重乡里能人生存的状态和意义，注重挖掘人物文化心理及其与社会嬗变的关系。陈奂生本是一个“漏斗户”主，他曾受累于“左”的政策，又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时代福音。作为一个能人，他靠自己的机敏、聪慧，最先把握了改变命运的机遇，并能把凡常人看作“倒霉”的生病住进招待所，看作超越常人的阶梯与福气。他后来正是靠着因病结识吴楚书记的机缘，为队上买回了急需的物品，并使自己的地位进一步提升，经济状况也大为好转。陈奂生确实是改革时代赋予的抓住自己命运的乡里能人，他比起前两个阶段的能人形象，多了一份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时代氛围与变革条件，使他得以实现一个能人聪慧、机敏的才智所可能达到的理想境地。因此说，陈奂生是新时期较少党性觉悟提炼的朴实的乡里能人，他的身上涵概着中国普通民众最基本的生活相。高晓声所开创的对乡里能人命运新途径的描写，具有承先启后的审美意义。
　　刘恒的小说创作在新时期文坛有着相当的代表性与影响力。他虽与新潮小说家们同时出道成名，却“南辕北辙”，独抒农乡能人生存之累、情性之憨，在对能人命运悲剧的描述中，寄寓了对人性的探寻和对历史文化的叩问与反思。《狗日的粮食》和《伏羲伏羲》是刘恒的代表作，刻画了曹杏花(瘿袋)、杨天青、杨金山三个内蕴丰厚的乡里能人形象。杏花的吃苦耐劳、泼辣能干无疑超过了合作化运动中的女能人，然而命运不济，膨胀无度的人口负担，有限的粮食和无底的胃口逼迫得她豁出命去劳作去偷盗去占队里的便宜，然而，尽管她付出了常人无法付出的能量，她的一家人还是常年饿着肚子。最终，她因为弄丢了仅只几页墨纸的一个小小的粮本，自杀身亡。一个女强人终未能抵过愚昧迷从的时代和信众所促成的悲剧命运。她的死，决不同于祥林嫂的迷信，也不同于老通宝的被欺诈，她并不想死，为了活着，她曾拼命挣扎过，六次被卖也未使她向命运屈服过。然而，逼她就范屈从的竟是一个小小的粮证!一个人为印刷的小塑料皮本本!一个人连生存的起码条件“吃”都不能满足，人的价值只能等同于物，甚至低从于物，真是命比纸薄!与二三十年代阶级论作家们对旧式农民的生活悲剧的描写不同，刘恒并未在作品表层结构追问促成能人悲剧的社会原因;也与四十至六十年代主流意识形态作家们对新农民思想转变的讴歌明显不同，刘恒是把他的目光深透在同一审美客体悲剧命运的一方，透过一个个乡里能人与命运的苦苦争斗，表达出了他对人性的挖掘，对形成人物历史命运的时代悲剧的深层叩问，对传统伦理文化的绝然反思。这种审美书写，显然超越了赵树理、李准、柳青等人的价值视角，表现出一个成熟的民族作家对民族和人类的命运关怀和审美视野。正如歌德在论述一个民族作家的产生时曾指出的，只有“他在他的民族历史中碰上了伟大事件及其后果的幸运的有意义的统一;他在他的同胞的思想中抓住了深刻处，在他们的行动中抓住了坚强和融贯一致处;他自己完全被民族精神渗透了，由于内在的天才，自觉对过去和现在都能同情共鸣……才可能形成。”[3](P433)高晓声、刘恒等新时期作家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描写，对民族文化的叩问与反思，正是他们在经历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个悲剧事件及其后果的幸运的有意义的统一才促成的。没有改革开放即中西文化的交融，就没有作家们对二十世纪历史悲剧的深刻剖析与反思，就没有稍后的《古船》、《白鹿原》等优秀巨著的问世，就没有赵炳、白嘉轩由乡里能人嬗变为民间权威的光彩形象。
　　总体来说，民间文化价值视角类型的作家具有较强的审美超越意识，在社会转型和民族文化重建中，关注民众的生存状态，着重生命的意义，发掘传统民间民族文化中有益于现代文化建构的人生事象，并借助乡里能人形象深刻地表达出来。虽然他们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他们不是以西方文化对比批判民族民间文化，而是在中西文化的有机融合中，寻觅与自己的文化理想相吻合的民间文化价值内容。因此，这种民间文化价值视角相对远离时代的价值中心，内中融构着知识精英的强烈的文化理想与价值取向。
　　九十年代是文学趋向民间文化视角最明显、最活跃、成就也最大的时期。无论是陕西作家对传统民俗生活文化的审美化描绘，还是张炜张承志民间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亦或河北“三驾马车”的新主流意识形态文学，都把民间文化、民间立场看作文学审美的基质和价值源泉。在这些作品中，民歌、民谣、心意信仰、家族制度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多地写进了作品中。民俗的文化固化功能使得这些作品的人物被浓染上鲜丽的民间文化色彩，打上了历史文化的烙印。这时的乡里能人也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具人性内涵和复杂性格，感性与理性、个人欲望与社会规范或家庭利益等矛盾纠葛其中，生动地展现了民间的理想、欲望、情感、意志在时代变革中的原生情态，成为20世纪文学形象中独具俗民情怀的人物典型。
　　陕西作家赵熙的长篇小说《狼坝》中的苟双才是一个复杂的能人形象。他是“狼坝”恶霸周五爷的护院走狗，又是深得女人恋爱的“俊男”，有着悲苦做工度日的家庭。他既听命于周五爷欺压当地百姓，又色胆包天与周五爷的五姨太铺碾床上;他既疼爱儿子金田和金田娘，为自己吸毒成性打骂家人后悔不已，又常常盘剥家人好吃懒做。深山僻城为他提供了借相貌、机灵、胆大“生活”狼坝的地理条件，时代变革、民众造反、百姓迷信又为他滥施淫欲铺下民间温床。因此，他才独具能人特色：集硬汉与孬种、情种与负心汉、权贵与平民于一身，成为民间说不清道不明的男子汉形象。至于苏童长篇小说《米》中的五龙，仅凭一付胆魄，竟先后奸娶冯家米店姊妹，并终成当地一霸的描写，贾平凹长篇小说《怀念狼》中猎手傅山与狼争雄，追求充实人生的描写，虽都有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因，但又显然突破了民族的和时代的阈限，具有对非自由、超理性的人做深刻的本体透析的审美符号意义。九十年代末的乡里能人已经超越了具象的社会历史内涵，而具有象征隐喻的叙事审美功能，是对乡里能人形象的又一次创造和价值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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