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路德与德意志启蒙文化

　　提要：马丁middot；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为德意志启蒙最终的成功铺平了道路，德意志启蒙中的ldquo；文化与政治rdquo；问题同样与马丁middot；路德有着极深的渊源。德意志文化启蒙已然实现之际，政治启蒙却依然遥远，文化与政治如同马丁。路德的时代一样，悲剧性地分裂着。关键词：马丁middot；路德；德意志启蒙；文化1马丁middot；路德的大众化理想与德意志启蒙马丁middot；路德用德语翻译《圣经》是建立在他信仰至上的思想基础上的。他认为只有《圣经》才能够真正成为信仰的依据，否认任何人、甚至教皇有代表上帝传递话语的权利。把《圣经》翻译成德语，每一个信徒大众不需要拥有古典语言教养，都能通过明晓的阅读直接与上帝沟通，不再需要教会的中介。马丁middot；路德宗教改革的语言观的首要原则便是面向大众，德意志启蒙所要做的只是把宗教改革信仰至上前提下的大众启蒙转向为理性至上前提下的大众启蒙。耐人寻味的是，德意志启蒙所面向的大众，事实上并不是马丁middot；路德意义上的以社会中下层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主体的全体大众，而是收束到一定的界域范围之内，它所致力于弘扬的理性的、世俗的教化（Bildung）主要指向于一个德意志特色鲜明的社会阶层：有教养市民阶层。德意志有教养市民阶层是大体上于30年战争后崛起的新兴城市市民阶层，其身份和社会属性介于贵族阶层与中下层手工业者之间，较多供职于宫廷官僚机构或构成文化教育部门。不同于传统市民阶层多属于特定行业或同业公会的情况，这一新兴市民阶层一般脱离于社会团体，个人教养和个体成长发展成为其人生的主题。正如谷裕所言，ldquo；不属于有教养市民阶层的城乡小市民、手工业者因受到等级和教育局限，并没有获得启蒙运动的话语权，他们比较完好地保持了传统教会信仰rdquo；（谷裕2008：83）。这样看来，德意志启蒙其实是在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贵族式理想与马丁middot；路德宗教改革的大众化理想之间取得了一种协调和平衡，一方面尽力扩大ldquo；理性rdquo；在大众中的影响和传播，另一方面又对启蒙受众的资格有着隐微的限定。2马丁middot；路德与德意志启蒙的ldquo；文化与政治rdquo；问题德意志启蒙中的ldquo；文化与政治rdquo；问题同样可以在马丁middot；路德的宗教改革中寻得其根源所在。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共时性地导向了一个文化上趋于统一的德意志和一个政治上走向解体的德意志。一方面，ldquo；德意志民族最开始的统一是跨地域的语言与文化的统一，而这一统一正是通过路德采用德语的布道宣讲，宣传册、《圣经》翻译、赞美诗和教义问答手册来展开的rdquo；（StevenOzment2004：88）；另一方面，ldquo；宗教改革和随之发生的战争不但未能对缔造一个更强大而统一的德意志有所裨益，相反，却加速完成了它的解体过程rdquo；（LiahGreenfeld1992：284）。宗教改革使德意志成功地脱离了罗马教会的控制，也使德意志人更加明确地意识到自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一体性，而语言问题在这文化一体性的身份认同中尤其占据着核心地位。在从古日耳曼人部落迁移集结，形成德意志民族初始形态的时期，德意志语言就已经成为德意志人最重要的认同因素，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够真正懂得马丁middot；路德的《圣经》德译对于德意志文化统一的里程碑式意义。在马丁middot；路德之前，即使在文字产生以后，也一直没有真正形成统一的书面德语，路德的伟大功绩在于他的德语书面表达既贴近大众，又去粗取精，逐渐成为联系德意志各个领域、各个阶层人民的中国Www。LWlM。com纽带。马丁middot；路德对德语的规范和统一，为德意志文化统一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堪称德意志启蒙的有力先导。宗教改革的巨大浪潮极大地推进了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与罗马教会分离的进程。失去了罗马教会的大背景，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对于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凝聚力自然一落千丈，事实上，宗教改革已经在精神上肢解了这一名义上的德意志民族的帝国，德意志政治上的分崩离析的状况无疑被进一步加剧了。宗教改革没有做出致力于德意志政治统一方面的任何努力，其立场是属于超政治性的，或者说，非政治性的，路德意义上的德意志人以及整个德意志民族被设定在了一个超政治或非政治的命运语境当中，即便在德意志启蒙时期也不例外。3马丁middot；路德与德意志启蒙的ldquo；纯粹内在性rdquo；问题德意志启蒙在ldquo；纯粹内在性rdquo；这一核心气质方面完全承传了马丁middot；路德的民族传统。狄尔泰高屋建瓴地指出：ldquo；德意志特殊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使我们的思想家和作家的道德素质具有独特的性质。自路德的宗教热忱以来，德意志人思考方式特有的基本特色是道德意识的内在性，仿佛宗教运动回归到自身之中mdash；mdash；确信生命的最高价值不在外部的事业而在思想品质中，民族的四分五裂，有教养的市民阶层对政府毫无影响，都加重了这一特色。作为市民生活坚定基础的新教国家的纪律，曾维持正直诚实、履行义务、主体对良知负责的拘谨意识的有效性，而启蒙运动则仅仅使道德意识摆脱了曾经使其与超验世界发生关系的基督教教义，由此更加强了那种拘谨的坚定性。德意志启蒙运动最重要的人物都这样地在全世界面前坚持他们个人的独立价值hellip；hellip；逃避到道德原则的抽象世界中去rdquo；（狄尔泰2003：55mdash；56）。路德的ldquo；纯粹内在性rdquo；的信仰在德意志启蒙那里的世俗化变体就是ldquo；纯粹内在性rdquo；的ldquo；教化rdquo；（Bildung）。德意志启蒙把基督教时代的ldquo；上帝之城rdquo；转换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政治乌托邦，这种政治乌托邦对现实政治状况的变革产生的作用微乎其微，事实上是把社会和政治问题统统归并人文化问题的界域之内，游离于现实之外而仅仅关涉于理想之维，我们称之为ldquo；政治想象rdquo；。在法兰西启蒙中，哪怕政治乌托邦的想象在思想界也普遍存在，但法兰西启蒙精神中强烈的现实感和政治介入气质使得启蒙思想对于社会和政治的现实变革产生巨大的影响和推动力，文化启蒙同时意味着政治启蒙。反观德意志，当文化启蒙已然实现之际，政治启蒙却依然遥远，文化与政治如同马丁middot；路德的时代一样，悲剧性地分裂着。